奥运会上的跨性别运动员：“我的优势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_风闻

文 | 第四分队长

刚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上，出现了许多有关性与性别的争议，受关注程度甚至一度超过了比赛本身。

8月2日东京奥运会87公斤以上级比赛结果揭晓，中国选手李雯雯夺金，而来自新西兰的选手劳蕾尔·哈伯德（Laurel Hubbard）3次抓举失败，无缘领奖台。

为什么大家关注哈伯德？原因在于她是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跨性别选手。除哈伯德外，还有另外三名跨性别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参赛。她们分别是加拿大足球运动员奎恩（Quinn）、美国滑板运动员史密斯（Alana Smith）及自行车运动员沃尔夫（Chelsea Wolfe）。但她们没有一人引起像哈伯德这样的争议。

早在哈伯德即将代表新西兰出征东京奥运前，争议就已经先于竞赛来临。与哈伯德参加同一级别比赛的比利时举重运动员范贝林亨（Anna Vanbellinghen）称，让哈伯德参加奥运会“不公平”，“像是一个糟糕的笑话”，那些“改变一生的机会”的运动员们感到“无能为力”。

关注女性倡导的体育组织“拯救澳洲女子体育”（Save Women’s Sport Australasia）也批评了哈伯德的参赛：“国际奥委会的政策是有缺陷的，它允许了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43岁男性来参加女性比赛。”

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川普也蹭了一波热度，他当仁不让地表示：“男子被允许参加女子运动，你觉得如何？想想吧，它能有多公平？看到这位举重运动员了吗？我不想告诉你们，但这个女人，他打破了你们长期以来的纪录。这家伙站起来，砰，砰，就能达到你们九年的记录。”

《奥林匹克宪章》禁止任何基于性别的歧视，并且国际奥委会从2004年起决定有条件地允许变性者参加比赛，尽管关注者的出发点不同，但对于跨性别参赛者，全都指向了——公平，这一体育竞赛的要义。

与大众的固有观念不同，翻开现代奥林匹克的历史，前半段充斥着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现代奥运会创始人就明确反对女性参赛，他给奥运会的定义是:“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以忠诚为手段的，以艺术为环境的，以女性的喝彩为奖赏的，庄严的，周期性的男子体育精神展示。

第二届现代奥运会有条件地允许女性参赛，但之后巴耶·拉图尔继顾拜旦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也同时继承了顾拜旦对女性运动员的歧视态度。在1930年的奥林匹克大会上，他就曾经建议将女子项目严格限制在“具有美感的项目”，甚至还为此列出了一个清单，包括花样滑冰、网球、体操和游泳等符合所谓“女性气质”的项目。

女性长期被被排除在主流竞赛之外，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女性在生理方面有着永远也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缺陷，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全面参与奥运会的各项比赛中。一项调查显示，1955年以来，女子马拉松成绩提高了60％，而男性只提高了18％。

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冷战进入白热化，体育战场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以东德为首的国家高层就认为奥运会是提高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随即开始通过药物手段来提高运动员水平去赢得更多的金牌。

同时期，东德的耶纳海姆国营制药公司，成功研制出雄性激素合成代谢类固醇口服剂。该药能够显著增强运动员的肌肉力量。实验表明，雄性激素对女性的效果尤其明显。可以在短短4年内，将女子运动员的铅球成绩改善到4.5~5m，而男子通常只有2.5~4m的水平。除此之外，雄性激素类固醇还能让女子铁饼成绩增加到11~20米，标枪成绩增加8~15m。甚至使女子400m跑成绩提高至4~5秒，800m成绩飙升为5~10秒。

看到了使用药物的成果，苏联，俄罗斯、美国乃至中国都后来居上。不过很快问题开始暴露，大规模使用药物的后果对运动员身体有强大的副作用，女性开始长出喉结，体毛疯长，甚至失去生育能力，当然最显著的是，女性运动员外表的男性化。

在如今严格的反兴奋剂的规章下，使用违禁药物取得的成绩最终都会被国际奥委会判定作废，唯有跨性别参赛上，奥委会给自己留下了一个争议点。跨性别运动员在首次参赛前至少一年时间里将睾丸素（即雄性激素）维持在12 nmol/L 以下；在获得参赛资格期间内将睾丸素维持在10 nmol/L 以下；在被测试时维持同样的水平，若无法达到要求，该运动员将在12个月内无法参加女性比赛。

根据英国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数据，男性的睾酮水平为10-30nmol/L，具体年龄和一天中的测量时间不同，结果也会发生变化，但年轻健康男性的数值通常在20-30之间，女性数值则在0.7至2.8之间。

原生性别为女性的体内，也会分泌雄性激素，而这细微的差距可能会引发巨大的争议。2015年，国际田联资助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参加2011年和2013年世界锦标赛的运动员的2127个雄激素样品，发现睾酮水平高的女性与水平较低的运动员相比有显著优势，400米跑的优势为2.7％，跨栏为2.8％，800米为1.8％，链球为4.5％，撑杆跳高为2.9％。

如果说先天的激素异常可以用疾病解释，那么后天使用激素以及针对跨性别者自身的争议却始终无法平息。哈伯德早在生理还为男性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举重运动，曾在新西兰国内男子举重比赛中达到过300公斤的总成绩。2001年，23岁的哈伯德退出举重界。2012年，33岁的哈伯德以一名跨性别女性身份出柜，并在之后重新开启自己的体育生涯。

2017年，哈伯德在阿纳海姆（Anaheim）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夺冠，旋即引发了对于跨性别运动员的关注。2019年，她在萨摩亚举办的太平洋运动会上击败东道主选手赢得了一枚金牌，萨摩亚举重队教练炮轰，允许哈伯德参加东京奥运会就像允许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一样。

哈伯德极少接受记者采访。但是那年她在回国后接受了采访，她不认为自己是跨性别运动员的旗手。“我不是来改变世界的”，她说，“我只是想做自己，做自己的事，”

“改变人们的想法不是我的职责，也不是我的目标，”哈伯德说。“我希望他们能支持我，但这不是我能让他们这么做的。”

与哈伯德参加相同重量级比赛的新西兰举重运动员特蕾西·兰布雷克斯 (Tracey Lambrechs)表示，几年前哈伯德 (Hubbard) 的表现已经开始超越她：最后她不得不降到较低的重量级别，否则就要面临退役的风险。兰布雷克斯说，哈伯德的参与剥夺了其他女性竞争的机会。

兰布雷克斯告诉媒体：“大家都在关注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平等，但现在，这种平等已经被剥夺了。当其他运动员问自己究竟能做些什么时，我只能说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每次当我们试图发出声音时，都被告知要保持安静。”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哈伯德的光环似乎淡去了不少，她已经43岁了。在东京奥运会预选赛期间，哈伯德的最好成绩为285公斤，在所有获得参赛资格的选手中排名第四，比21岁的夺冠热门李雯雯的最好成绩低至少50公斤。

曾代表哈佛大学参加全美大学生男子游泳比赛的跨性别游泳选手贝勒（Schuyler

Bailar）指出，体育界有关跨性别女性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公平和生理优势这两个问题上：“当女性有生理差异时，她们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而当男性有差异时，他们却被认为是卓越的运动员。现实是，即便是在性别女运动员中也存在大量的差异。但这并不表示不公平。这只是身体上的差异。”

哈伯德的参赛也不乏支持的声音，新西兰奥委会主席克雷恩·史密斯说：“除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之一，哈伯德还符合国际举联的资格标准，包括基于国际奥委会跨性别运动员共识声明指南的标准。”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对这件事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前国际举重联合会已经制定了奥运资格赛的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运动员，你不能在奥运会比赛期间改变规则。规则已经制定，那么就必须按照规则执行。世界上所有运动员都必须遵守规则。”

7月30日，国际奥委会（IOC）以她的名义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其中写道：“我视奥运会为一场宣扬我们希望、理想和价值观的全球性庆典，感谢国际奥委会为让体育具有包容性与可及性作出的努力。”

2021年8月3日，无缘奖牌的哈伯德回到新西兰，她在镜头前表示：自己正考虑退役，并希望自己参赛奥运一事尽快被人们忘记。她表示，“不希望这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在进入一个新的，更能互相理解的世界后，人们会意识到，像她这样的人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