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被锁车内身亡父母会被判刑吗？_风闻

从法律角度来讲，判刑没有问题，但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因为父母的疏忽大意导致自己的孩子死亡的，在我国几乎没有听说过被提起公诉而承担刑事责任的。

如果不相信的话，我提供一些类似的案例，大家可以查查这些去世孩子的父母有没有判刑。

2015年4月，上海男子带着19月的女儿外出办事，将孩子锁在车内自行离开。等到想起车内还有孩子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小时。当他匆匆赶回打开车门时，发现孩子双手握拳、全身发紫，最终由于被困时间太长，抢救无效死亡。

2018年6月27日下午，在湖南湘潭一小区，一名小男孩被发现死在自家车内，车窗玻璃上满是手指印。死者爷爷称，当时孙子跟着父母外出，回来时在车上睡觉。他们以为孙子还跟着父母，等家人发现异常，孩子已经在车内死亡。

2019年10月4日，湖南益阳，一名3岁男孩在自家车里死亡。据了解，孩子的父母外出喝喜酒，喝醉后直接回家睡觉，把后座的孩子遗忘在车里，等发现时，小孩已无生命体征。

2019年4月，湖南益阳一个爸爸开车送女儿上幼儿园，爸爸接了个电话，还玩了下手机，然后就忘记孩子在车上没有下去，直接下车锁上了车门。下午放学妈妈去接孩子时，才发现孩子并不在幼儿园，寻找后发现孩子躺在自家小车后排座椅下面，已经全身发紫、没有了生命体征。

至于原因在下面这篇《刑上“粗心”家长不合适》里讲得很清楚（首先申明本人并不赞同，作者请自行搜索）：

【同样是儿童被留车内导致的死亡事件，因责任主体不同，在实际中所面临的责任后果就不一。如果是因为父母疏忽大意被忘在私家车内造成的，没有刑事侦查介入的先例；如果是被忘在校车内造成的，则幼儿园园长、接送老师、司机等都有可能会被判刑，而且毫无例外。

这是众多的事例所得出的处理结果，并非基于法律的排他性规定。之所以会有如此一边倒的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在于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完全不一样。这种社会危害性，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家事”观念息息相关。

在校车上发生的悲剧，不在“家事”范围内，有着明显的社会危害性，不处分人，受害者家属不答应，难以平息民愤，也无法预防类似悲剧发生。因父母粗心大意在私家车上发生的悲剧，其父母既是这一事件中社会危害性的致害者，更是最大的承受者，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

这也就是公众为何在看待这种事件时会陷入“家事”思维模式的原因：人家父母又不是故意的，最不希望看到这一结果的是孩子的父母，最伤心的也是孩子的父母。

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大家安慰受害者家属还来不及，谁又还会去质疑要不要追究父母的刑事责任？

在这种认知条件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公安机关介入到这些事件中，以过失致人死亡罪立案侦查，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假如司法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决“粗心”父母刑罚，公众会不会又是骂声一片？

公众其实早就从这些悲剧中得到了警示，清楚地知道了把孩子放在车内会给孩子带来致命的伤害，再追究孩子父母的刑责，这种警示意义也加深不了多少。如此，法律实施的群众基础就不牢固，就难免不会陷入执法的尴尬境地。

法律的实施与一国国情息息相关。国外发生的“儿童被留车内事件”，父母得付出坐牢的代价，这是基于当地国情决定的。在我国现有国情下，还不宜将“粗心”家长纳入到刑事追责的范畴中来，这也与刑法的谦抑性是一脉相承的。

即使从现有刑法的规定来看，“粗心”家长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符合过失犯罪的情形，但是社会危害性不大，也应当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当然，在儿童被留车内悲剧一再发生的当下，如果还有家长自认为没有问题还“经常如此”，由此导致悲剧重演的话，这种过失犯罪的情形也就越过了显著轻微的程度，理当追究刑责。否则，就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在这种“明知而轻信”的侥幸下遭受不测。这也应该成为惩罚“粗心”家长的一条法律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