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羡鸳鸯不羡仙——梁山伯不爱祝英台（下）_风闻

    没有一个神仙是容易做的，没有一对鸳鸯不经历苦难。也许，化作轻盈灵动的花蝴蝶，是冲破黑暗飞向自由的最佳抉择。

（三）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认为，人死后，会变化成各种各样的动物或者其他的东西。古今的中国也拥有类似普遍的共识，特别是在经一路修正的佛教辗转传入中土后，生命轮回与无常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已知有关梁祝化蝶的最早记录材料，是明朝文学家冯梦龙于17世纪初创作的《情史》和《古今小说》（又称《《喻世明言》》）。

    《情史》卷十“祝英台”载：“梁山泊、祝英台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尝同学，祝先归。梁后过上虞，寻访之，始知为女。归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以许马氏子矣。梁怅然若有所失。后三年，梁为鄞令，病且死，遗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适马氏，过其处，风涛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梁冢，失声哀恸，忽地裂，祝投而死。马氏闻其事于朝。丞相谢安请封为义妇。和帝时，梁复显灵异效劳，封为“忠义”，有司立庙于鄞云。见《宁波志》。

吴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妇孺呼黄色者为梁山泊，黑红者为祝英台。俗传祝死后，其家就梁冢焚衣，衣于火中化成二蝶。盖好事者为之也。”

    冯梦龙对梁祝合墓事件的编撰大体上与北宋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一致，细节上的重大变化也有一处，就是在梁山伯墓地裂开后，祝英台不再是之前的失足被埋，而换成了主动投死。这种更改显然是为了降低“吃人”礼教的社会反感，以及营造催泪的爱情故事所需。虽然直男神可以不爱，但女人还是须要摆出生死相随的姿势。伺候好自己的丈夫，始终刻在女人操守册上最为醒目的那一行。

    梁祝的“化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尝试就出了明显的技术差错。按照冯梦龙的说法，“吴中”（太湖流域一带）有花蝴蝶，是橘树上的蠹虫所化，当地妇女小孩把黄色的蝴蝶叫作梁山伯，黑带红的叫作祝英台。接着，他提供了自相矛盾的另一个说法，俗传祝英台死后，她的家人在梁墓前烧祝英台生前衣物，在火中化成了两只蝴蝶。按后一种说法，蝴蝶是祝英台的衣服所化，而非二人的精魂。倒也能从侧面印证，梁祝二人死后没有马上“化蝶”脱困，而是乖乖奉朝廷的旨意，坚守神圣岗位，履行表率“义忠”的职责。

    《古今小说》可能有意淡化矛盾，但终究无力扛起“女权”大旗，换了个新茧包装，继续越描越黑。原文如是：“乃知生为兄弟，死作夫妻。再看那飞的衣服碎片，变成两般花蝴蝶。传说是二人精灵所化，红者为梁山伯，黑者为祝英台。其种到处有之，至今犹呼其名为梁山伯祝英台也。”

    “生为兄弟，死作夫妻”，“兄弟如手足，女人似衣服”，这样的话要是在现代某档电视节目上被一个男嘉宾脱口而出，那么全场的灯一定不会给人好颜色看的。

    就在“妇女之友”的曹雪芹把《红楼梦》脱稿后不久，江苏宜兴有位名叫邵金彪的“好事者”，加入了重写传统的编剧行列，经他之手创作了一篇还不错的《祝英台小传》。

    这篇《祝英台小传》与前人写的大不同，祝英台过去都是配角，在邵金彪的笔下，她真正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与今天的梁祝故事也基本一致。梁山伯过去是内敛自负的，在这里变得自卑懦弱。全文如下：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儿出外求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宜兴善权寺之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临别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许之也。梁家贫，羞涩衍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子。后梁为鄞令，过祝家询九官。家童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梁惊语，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身一揖而已。梁悔念而卒，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归马氏，命舟子迂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请封为义妇冢，此东晋永和时事也。齐和帝时，梁复显灵异，助战有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其读书宅称碧鲜庵。齐建元间，改为善权寺。今寺后有石刻，大书“祝英台读书处”。寺前里许，村名祝陵。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大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蝶尚谓“祝英台”云。

    上文具体提到了梁祝二人曾经的读书处叫“碧鲜庵”，此庵在今天的江苏宜兴。从明朝开始，这个碧鲜庵就不断被提起，邵金彪作为宜兴人自然不会遗漏这一节。万万没想到，这些节外生枝今天陷“梁祝”于争议的漩涡，浙皖苏等地出现多个梁祝的读书处，全国至少发掘了9个梁祝合墓。乱象的背后到底有啥隐情？

    我认为，合墓在多地的出现，与古人的迁徙有关。历史上特别是魏晋时期，古人大举南渡，太平后世又有部分人回迁故里，信俗文化因此随人流转扩散，同一神迹扎根多地。

    合墓是一个适合在旅途中讲述的故事。相比之下，“化蝶”的实现则走了一条更加隐晦曲折的道路。

（四）

    “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天愿做比翼鸟。”这是中国古人最常用来比附夫妻情侣的。树和鸟，看起来比较高级，比较养眼。恕我见识浅薄，在唐朝之前的任何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中，不曾见到在昆虫或其变态物与伟大的爱情之间划上等号的。

    作为文学意象，蝴蝶的灵光曾在战国晚期逍遥派思想家庄子的梦中一闪而过。此后，便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隐匿去了，而这一蛰伏就是八百多年的寂寞。直到盛唐，胡风东渐吹起一阵阵润物无声的丝路花雨，唤醒蝴蝶沉睡的翅膀，舞动蜕变革新的风潮。

    封锁如茧般的梁祝古冢并不是第一个被“化蝶”破防的，它顶多是一出跟风的山寨作品。山寨的对象就是“始作蛹者”、史上“蝶变”第一人的韩凭（也作韩朋）。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930—1007）撰《太平寰宇记》卷十四中载：“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怨王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著手化为蝶。”

    这里的“宋大夫”不是生活在公元10世纪末的北宋官僚，而是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人士，名曰韩凭。如果庄子不表示异议的话，那么称韩凭为“蝶变”的首蛹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据上述的记载，韩凭的老婆很美，被好色的宋康王看上并强占了去，韩凭自怨自艾而自杀。韩凭的老婆“阴腐其衣”，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夫妇间的交感巫术，因夫妇衣服互有感应，妻将亡夫之衣腐蚀表明自己的死志，相信亡夫在阴间必有所感。然后，韩凭的老婆与宋康王一起登上一座高台玩耍时，就做了“高台跳水”的动作。古人的观念，痛快的死不是坏事，痛苦的活才是折磨。我想，韩凭老婆当时面临的最大悲哀，不是跳台的绝望，而是跳到空中的瞬间随从们抓不住她，后辈祝英台也有同样的遭遇。跳下身亡后，韩凭夫妇便化作蝴蝶翩然飞去，开始享受另一个世界的自由。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康王臭名昭著，淫于酒，且与女人丑闻不断，也记有上面这件不为人齿的罪恶事。他是战国宋末代国君，公元前286年为齐所灭。

    北宋之前，韩凭夫妇死后并不是“化蝶”，而是化作“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的巨大的相思树和一对“雌雄鸳鸯”。公元4世纪完成的《搜神记》卷十一《韩凭妻》对此作了栩栩如生、想象瑰丽的记载。

    在隋唐的文学作品中，韩凭夫妇所化的“鸳鸯”还被特别命名为“韩朋鸟”。如广州司马刘恂撰《岭表录易》卷下《韩朋鸟》云：“韩朋鸟者，乃凫鹭之类。此鸟每双飞，泛溪浦。……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精魂，故以韩氏名之。”

    相距700多年的《搜神记》和《太平寰宇记》对韩凭的死因也大相径庭，前者与《史记》的记载一致，说韩凭被宋康王杀死在“清陵台”，韩凭妻和康王同登之台便是清陵台，而后者却说是“自杀”。

    韩凭夫妇“化蝶”之说也不能完全算作北宋首创，中晚唐的大诗人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有《清陵台》一诗，云：“清陵台畔日光斜，万古真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

    只不过，李诗的韩凭“化蝶”不涉及情爱，而是借此暗喻自己的怀才不遇堪比韩凭的不幸，诗人最后发出无奈地感叹，他日另攀高枝，请老板不要怪员工的不忠诚。比黄金还珍贵的忠诚，有时却是由肚子和面子来决定的。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的这首《锦瑟》用活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和一千一百多年前的庄子做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呼应。至此，蝴蝶的意象在中国唐代诗文中得到了延伸和升华。为后世如许多的“蝶变”作了最强铺垫。

（五）

    在古老的语境中，蝴蝶意象关联着灵魂，基本上属于非主流。与爱情发生微妙的联系，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是最有力的推动者，而且只有中外混血的李白可以做到。

    李白现存的诗作中, 涉及蝴蝶的共有五首，只占大唐蝴蝶诗作的百分之一。然而，李白的一首顶得上一百首。

    李白《长干行二首其二（郎骑竹马来）》 一诗：**“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这两句写一位遥思丈夫远行经商的妻子，见到青苔、秋叶、蝴蝶而触景生情，忧思不断，颜容憔悴，渴望丈夫早日归来，也写出了一位女性“坐等红颜老”的忠贞爱情。

    那位“骑竹马”的丈夫有着一张什麽样的面庞，他到哪里去经商？虽然不见更多的透露，但可以想象，在亚洲的东方通往印度和波斯的古老的海陆贸易线上，涌动着密密麻麻的商队。在今日俄罗斯的诸多考古学者眼中，来自中亚和西域的那些丝绸之路上的成功商人就叫作粟特人。

    粟特人是著名的胡商。在中国古籍里，粟特人即来自“康国”（撒马尔罕）、“石国”（塔什干）等地来中原的经商人士，或许也与楼兰古城居民是同胞同族。他们的队伍通常满载货物，成群的奴隶相随；他们一面经商，一面传教，像似火如花的蝴蝶海陆并进，随风而来。

    “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唐-崔涂《春夕》）

    “蛱蝶飞来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唐-王驾《雨晴》）

    高度精炼、含而不露的诗文一遍遍地在讲述，蝴蝶的故乡在远方。“蝴蝶梦”在异国他乡常常是一种与现实对立的梦境。

    如何在对立中寻求新的统一。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虫儿在盛唐的风土中悄然孵化出新的文化潮流，于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下激荡出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寄托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崇尚灵魂不死的“永恒”，其影响至深至远。

    一个极为隐晦的说法是，梁山伯是粟特人（或胡人）的后代，也许是早在东汉，其祖远道而来定居于山西蒲城，并改换成汉人的梁姓，后因中原战乱，举族迁到浙江绍兴。他的异族特征在东晋时期仍然比较明显，浙江本地大户祝家拒绝其求婚，根本原因在于拒绝与异族通婚。

    如果上述的说法可采信，那么就能较好地解释一个疑问，为何梁山伯生前当了县令还是不能向祝家求婚。在当时，梁山伯异族的身份并不妨碍他进入“体制”谋得一官半职，恰恰可能是他的“少数民族”身份为他带来一定的优势。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已采取包括授予官职等多种举措，将聚居于中原的外籍人士管理起来了。

    这也算得是，情场失意，官场得意。只可惜，梁山伯的命实在不幸。

    最后尝试解答另一个关键问题，“梁祝化蝶”为何发生在“吴中”（江苏），而不是梁祝合墓的会稽（浙中）？

    古老的“吴中”之地，曾是粟特人在大陆最东端的落脚生根之地，是他们新的故乡。也许，正是这些古老移民的彻底汉化的后代把蝴蝶意象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而后赋予了故事以革命性的破茧重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