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博彩法是行业整顿国家大局重要一环_风闻

　　在澳门特区政府前日举行的关于修订《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下称《博彩法》）的首场谘询会上，六家博企的代表都正面表态，支持修订《博彩法》。并进而表态，支持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还有部分博企代表表示将会配合大湾区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表达了「根留澳门」及「壮大发展」的决心。其实，他们都明白到，虽然将会遇到短期「阵痛」，但修例将能令博彩业长远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各家博企也将有能力适应改变。而且，行内盛传，赌牌数量将会维持六张，亦即在现在三正三副的基础上，转为六张均为正牌，但赌牌的效期将会缩短至十年。不过，现有博企持牌者亦都认为合理。

    如果这些「小道消息」接近事实，那就凸显了特区政府的修法基本策略，是稳定大局，维持现状，但有适度变化。亦即赌牌仍是六张，不过持牌者不一定是目前的六家博企，可能会按照「淘弱留强」原则，淘汰其中的弱者，尤其是按照美资博企持牌不能过多的原则，剔除实力较弱的美资博企。而腾出的一两个赌牌，由本地经营者投得而作「补替」，以强化由爱国爱澳者掌握博彩业主导权的态势。毕竟，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本地经营者的经验及技术已经成熟，当初引进美资博企的任务——引进先进经营经验及技术，已经完成；反而是未能达成引进海外高端赌客的初衷。

  　  对于修法最为恐惶不安的，可能是贵宾厅的经营者及为其提供客源服务的中介人。实际上，在前日的谘询会上发言的博彩中介人代表，就分别对修改《博彩法》谘询文本建议将「非法收受存款罪」的刑责提升为五年监禁，提出质疑，希望法律修改时更清晰及细化条文，以及厘清博企及中介人之间的连带关系，冀双方合作上有更多指引；并建议针对在受到疫情下，业界经营情况艰难的情况，建议建立倘确认无法收债下的退税制度，及针对「借钱不还」行为采取行政手段制裁等。

      其实，有一个更为重大的「威胁」，是中介人的业务受到国家《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百零三条「境外赌博罪」的影响。但由于这是国家政策，重点打击「境外参赌」刑事犯罪行为是国家行为，属于中央政府的权责；在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的领域，也是属于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澳门特区政府无权置喙，这就确定了不会将之列入修改《博彩法》谘询文本，将来也不会写进《博彩法》。而博彩业中介人经过了多次的此类「震撼教育」，而且本人也多是属于爱国爱澳阵营，懂得不能妄议中央政策的道理，因而并没有在谘询会上提出此问题。实际上，即使是提出也无人可以更无权回答。

     由此，更为凸显了此次修改《博彩法》，虽然是因为现有的六个赌牌即将到期，必须修法处理，及现行《博彩法》在颁行二十年后，虽然在规管博彩业运行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毕竟二十年来未有修订，已经无法适应目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必须趁此机会进行修改。而恰巧的是，遇到了中央正在发动及进行行业整顿的工作，因而在客观上，澳门特区的修改《博彩法》工作，也是较好的配合中央的整顿行业的工作，甚至成为中央整顿行业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这也是澳门特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优异表现。

     无论是去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今年八月十七日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都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会议也指出，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但与此同时，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因此，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要依法依规发展，健全制度规则，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提升监管能力。而且必须明确的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不会允许资本有机会成为另外一个权力来源。

      因此，继打击中国金融大鳄、清理金融界之后，通过打击一些行业来调整经济结构，包括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权重，强化中共对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产业的控制权，关键词是两个：行业上脱虚向实，资本结构是调整公私资本权重，消除「资本野蛮生长」的现象。最近系列的行业整顿，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进行。最新的例子，是恒大集团的巨额债务危机。由于许家印在海外疯狂购买贵重物业，其实是意图将庞大资金转移出境，资本无序扩张却要债务留给政府和大众。这就凸显了改革开放后，由于缺乏管制，因而形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不良现象，而且也为贪污受贿提供了机会。现在，中央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到改革开放的初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消灭贫富悬殊，降低坚尼指数。而在香港特区，则反映在中央要求香港地产商助解住房问题，消弭因「上楼难」而引发社会不安的因素，因而表明市场游戏规则已改变，不再容忍垄断行为。

     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贵宾厅及中介人这一「瓣」，同样也呈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及「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不但未能实现当时中央同意澳门开放赌权的初衷，吸引海外高端赌客，相反还还趁着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逆向」地招徕内地居民，从而导致引发各种弊端。而且，还在客观上引发周边国家疯狂兴建赌场，吸引中国游客前往参赌，对国家的共同富裕及廉政建设，造成极大的困扰。

     现在国家政策仍然维持六个赌牌，并未将澳门列入「赌博城市」的「黑名单」，这就显示，内地旅客在到澳门旅游时，自己进入赌场「小赌可怡情」一下，还是允许的，这是与二十年前批准澳门开放赌权时作出的「全中国只有澳门可以开赌」的决策，是契合的。因而各家博企，应当进一步加强「高端中场」的转型。

      而贵宾厅的经营者就确实是需要思考「何从何去」的问题。此前的经营方式虽然可以继续运用，但经营对象不能再是内地居民，而是内地居民以外的其他一切游客，回到过去「赌团」的模式。至于那些「打游击」的「迭码仔」，恐怕就要「转业」了。

     但要促使贵宾厅转型，特区政府的防疫政策也须作出配合。在确保「外防输入」，维护本地抗疫成果的前提下，对贵宾厅招徕的「大豪客」，给予特殊的入境许可，在完成十四天以至更长时间的隔离医观措施，允许其到各赌场的贵宾厅参赌。这在目前，可能是在东南亚各地的赌场仍然关闭的情况下，拯救贵宾厅生存的方法。而长远而言，也有助促成建立新的贵宾厅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