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内讧升级, 中国用行动戳穿了西方谎言, 很多人却浑然不知_风闻

✪ 瞿宛文 |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

【导读】中国作为一个底子薄、起步晚的后发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工业化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却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中国却左右不是：西方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背离了西方“典范模式”，国家干预之深，自由市场不存；西方左翼则批评中国的发展过程牺牲了生态环境、劳动者等方面的利益。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局面？未来又该如何认识和推动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

本文强调，理解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首先要将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予以历史化。西方凭借其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将后发地区卷入现代化进程，并形成了一套声称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是“普遍、必然、常规的模式”的意识形态。但用西方今天的经济社会制度来指导后发国家，既遮蔽了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那段真实历史，也忽略了殖民历史和不平等的南北关系对后发国家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制约。作者指出，如今西方逐渐走向衰落，这一历史性变化正是提醒后发国家不应，也不能再将西方视为天经地义的唯一模式，必须进一步审思西方模式的优劣点，如此才能反思并修正方向，掌握自身现代化命运。毕竟，西方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只有当各国都成功建立各自的现代化社会，才能构成“普遍性”现代化。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原题为《反思工业文明与经济发展——后发者的视野》，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位参考。

▍反思的时机

在新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时刻，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并且似仍难见到尽头，异常天气的频现也让人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诸多因素都促使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与现代经济发展，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前途。

与此同时，全球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二战”后，美国主导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独霸世界。然而近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着种种重大变化。**尤其在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未能起领导作用帮助其他地区，其本身更未能做出“依据科学与理性，做出有序反应”的榜样，其疫情严重程度竟高于很多一向以西方为学习对象的后发国家。新世纪以来，体量巨大的中国快速复兴，实质上带来对西方领导权的挑战。**现实国际秩序的动荡也加深了人们对工业文明发展前途的疑虑。

**反思通常是带有怀旧与浪漫情怀的。工业文明难以引发浪漫情怀，疫情下更易让人怀疑现代工业文明的可持续性。**例如，在当今中国，“唯GDP论”“发展主义”“工业党”等贬抑性新名词多是为了贬低发展而生。同时，反思常是普世性的，不会特别区分先发者与后发者思考立场上有何差异。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是普世的、进步的，当然应从普世角度来反思；而后发国家作为跟随者也多习惯于接受这样的视野来反思自身。

然而，在此世界大变动之际，后发者必从后发视角进行反思，才能了解自身，掌握历史动脉，真实且深刻地反思现代经济发展模式。

数百年来西欧发展出来的现代文明，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环，其模式优势甚为显著，并已主导世界数百年之久。只是这一模式走到今日呈现出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内在于现代工业文明，也内在于西方的文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若要进行反思，必须要同时思考这两个面向。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反思的面向除了包括上述面向之外，更要涵盖自身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与结果，才能脱离将西方模式视为普世的桎梏。

▍一般的看法

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现在一般看法多采取普世性角度，假设其为“常规性”的目标。即假设后发者追求现代经济发展，是为了赶上人类进步的步伐。这样的反思多为怀旧式或普世性的：怀旧式即认为现在不如过去，怀念农村小农田园生活；普世性则更专注于环保、生态、空气污染、疫情、动物保护等面向，并常将其选择的目标作为最优先的，甚至唯一的价值。**这背后有一假设：后发者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可以有要或不要的选择权。但是，这样的反思不单是去历史化的，并且也不具现实性。后发者追求经济发展，是为了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自救求生存。**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较高，而后发者的选择空间受制于自身相对于西方的经济实力。例如，19世纪西方相较于其他地区享有绝对优势，因此其他地区几乎皆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到了21世纪，其他地区的经济力量已有所增长，但经济实力仍是现实国际秩序的基础。

现在经济学一般的看法是以“生产力”水平来定义经济发展，以人均产值或人均所得为指标。例如，依据世界银行估计，在2019年美国的人均GDP是65298美元，我国是10262美元，这意味着以当期现值计算，美国的人均产值或生产力水平是中国的6.4倍。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大，GDP总量为14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6%），达到美国21万亿（全球占比24%）的三分之二；再加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金融危机发生时的2008年，中国GDP全球占比仅7%，到如今，十多年翻了一倍多；又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因此特别引发西方关注。

在经济实力之外，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同样重要。数百年来，随着西方优势力量主导世界，西欧现代化模式被广泛视为人类发展的典范模式，不但代表人类的进步，更是普世的典范。这也是一个高度规范性的说法，即其他地区必须且应该努力追随。换言之，这种模式被认为是人类进步下“常规性”并且“自然”的发展模式。这个典范模式包含以下因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公民社会、全球化。

本文提出的看法是，我们不应假设这种模式是“常规性”且“必然或自然”的，如此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反思，才能在自身推动现代化（仍为必要）的同时，寻求不同的路径。

我们先检视一下西方学界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二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在陆续取得政治独立后，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追求经济独立。西方学界发展了这一知识领域，立意为协助后发地区发展经济，探讨后发者如何向先发者学习、提高生产力，发展现代化经济。这一研究思路的基础是线性进步史观，即假设西方发展模式为常规性的典范。此外，发展经济学还有诸多重要的“中性”的假设：即不处理政治与社会的面向、先发及后发地区间的关系、殖民影响与当今的南北关系等。其研究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后发地区经济与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距离，而要发展经济，无非就是逐步建立市场制度，去除“非市场化”障碍。换言之，**其假设后发地区经济落后，不是因为过去曾经被殖民且现今仍受制于不平等的南北关系，而是因为自身市场制度与政策不完善，教育落后，知识不足。**发展经济学因此认为，当地政府若有意发展经济，必然要接受由此理论推演出的政策建议。

显然，**西方发展经济学认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非历史化的，它假定西欧现代化模式是人类发展的普世典范。这一假定是说现代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福祉，而西方模式是最佳或唯一模式。其实，提高人民福祉只是发展的结果而非发展的动力。**经济学者、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设法提升发展目标，认为不应该只看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应衡量人的能力（capability）成长，发展应是为了让人得到实质上的自由。受此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起，开始统计“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这一指标除了人均所得之外，还计入平均寿命与识字/就学率。这样的修订当然提高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层次与理想性。然而，在历史与现实中，现代经济发展仅仅是源于提高人民福祉的动力吗？

▍后发者视野

在当下，后发地区在形式上，确实会以追求现代经济发展为当然目标。然而在历史与现实中，后发地区在被西方殖民之前，都是在各自的传统模式中发展，社会结构、文明程度、生产力水平各异。随着西方列强以优势力量强力向外扩张，19世纪末的西方已完成瓜分其他地区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过程，而其他地区在经历过这段屈辱的历程、建立现代国家之后，开始追求经济发展，主要动力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尊严。

**换言之，后发地区是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追求现代化经济发展，而不是为了所谓要提高人民福祉自主地追求现代化。**即使是最快速且最早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模范后发者——日本，也是在美国黑船压境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才走上加速改革推进现代化的道路。所有后发地区都是在走过这段屈辱的过程后，才认识到：唯有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且有实力后，方能做地球村里有尊严的村民。

各后发地区原本走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到19世纪，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与自我组织能力显著不如西方，而西方殖民统治则毫无例外地高度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当地社会必须重新自我组织，建立有效的现代化政治组织，以追求发展为目标，才能走上重生和现代化之路。但是重新全面改造社会谈何容易，建立有效的政治组织更是困难重重。“二战”后至今，只有极少数地区能够成功追赶，缩小与西方的距离。

例如，**典型的殖民地经济至今依旧普遍存在，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依靠出口大宗商品（能源、矿产、农产品）为生，就如在殖民地时代一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6年出版的《大宗商品依赖度报告》，统计了各国大宗商品占总出口值的比例，将该比例大于60%者定义为依赖国，比例大于80%者为强依赖国。在2015年，总共135个国家中，91个为依赖国，其中61个为强依赖国。同时，这些依赖国的出口商品类别少，依赖度越高，可能越贫穷，食物安全度越低，因为多数依赖国也是食物净进口国。发展趋势显示依赖度仍在增加中。

**后发地区若尚未能工业化，仅能出口大宗商品是否是“必然的”现象？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尚未工业化的后发地区，确实不能出口现代工业产品，而只可能出口农矿产品及手工业产品。然而，**它们在被殖民之前，经济上可能是自给自足，或者低度商业化、生产多元化。将生产活动集中于少数类别的农矿产品，并且以出口为主，大多是殖民者强制给予该地区的国际经济分工位置。从传统的自给多元转变为高度商业化、集中专业化、高度依赖出口，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并非“必然”。**指出这差别并非为了怀旧或表达义愤，在现实上走回头路早已不是选项，但要真正理解后发地区的历史与处境，不看到路径依赖的面向，将无法掌握后发发展的真相。

“二战”后西方学界建立起来的发展经济学，一则假设西方模式为普世典范，现代化是人类必然道路，其他地区只是时候未到，只须学习追随；再则依据其“科学中性”的研究取向，去政治化、去历史化，不单忽视殖民的影响及南北经济关系的制约作用，更假设后发者已成功重组政体，假设后发国家的政府必然以追求现代化及人民福祉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工作只是提出中性的政策建议。这门学问从西方先发者的角度，假设了一个抽象普世的理性经济世界：后发者只待学习跟上来。

相较于此，要真正理解后发地区的处境，推动发展并进而设想未来，必须先放弃西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是“常规与必然”的假设，以后发者的视野，回到历史现实，正视殖民遗产与南北关系的影响，面对自身政治社会组织重组的挑战，才能开始理解自身，也才可能有效推动自身的现代经济发展。

▍成功后发者的反思

后发者作为学习者，必须自觉地认识到学习虽属必要，但仍要理解西方模式的文明特殊性及其局限，参考其优劣点且注意对自身的适用性。再则，可进一步区分尚未成功以及已初步成功现代化的两类后发者。

尚未成功的后发者，除了上述的考量之外，需要更好地了解自身，理解并学习较为成功的后发者的发展经验，才能踏上现代化之路。

后发国家在初步达到工业化之后，较有余裕进行反思。一方面，需要检视自身现代化的状态，要意识到自身是在既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学习西方现代化，实际上的现代化成果必会是一种混合的状态——如亨廷顿所言，一个社会不可能随意改变自身的文明与价值。另一方面，则需要参考目前显现出来的发达国家的困局，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思考如何改善全球现代化的状态与进程。

**人类社会走到21世纪时，比较有条件检讨数百年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模式。因为至今已有一些后发国家达到初步工业化，其中包括体量特别巨大的中国，这些新兴工业国家给全球经济分布带来很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占全球所得的比例，从1820年工业革命即开始持续上升，但从1990年起这一比例首次开始下降——从大约六七成至今已降到低于50%。制造业的分配比例也呈现同样巨大的变化，其中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从1990年的3%升至近三成。这些非常具体的现实改变，才有可能使后发地区站稳脚跟，获得尊严，也是后发者进行反思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二三十年来，欧美发达国家陆续显现出发展上的困局。**全球化快速推进，尤其是金融资本迅速扩展到全球各地，逐利全球，除了为后发地区带来金融波动与危机外，也带来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化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资本逐利短期化、生产性投资减缓、制造业生产力停滞以及内部贫富分化越趋严重的趋势，经济上的分化则带来政治上的民粹化。**与此同时，虽然全球流动的金融资本对全球秩序带来风险，但在缺乏国际协调下却难以因应。此外，科技虽持续快速发展，但是生产力进步却趋缓，带来的现实问题是失业增加与贫富分化。此次新冠疫情更是出乎意料地给发达国家带来严峻的考验。

**西方国家走向衰弱，也使得后发地区比较有条件以较为持平的角度来检讨西方现代化模式，较有条件看清楚这一模式的优劣处，更重要的是，应较能“历史性”地看待西方模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是人类“常规性”“必然或自然”，虽然它主导了世界几百年，但是我们现在也目睹了这一模式开始走向衰落。这一模式也可能在未来经由修正而得到复兴，但无论如何它都是立基于西方文明而具有内在有机生命——就像中国以往的朝代兴衰一般。

▍历史视野

**如果拉长人类的历史来看，近数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实是一特殊案例。**西欧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并未如中国一般发展出大一统的帝国政治传统，而是诸国持续竞争抢夺资源的模式。**英国在其中率先发展出一个高效的政治模式，即精英合谋向外争夺资源的政治军事体制，包括有效的财政及金融制度，并进而发展出民族国家范式。**这个高效的政体以逐利为目标，有效地扩张了对外掠夺的经济模式，并且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推动了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及物质文明的跃升。但这一文明模式的向外侵略性高，不断征服其他地方，占取为殖民地。这当然迫使其他地区必须追赶现代化，才能自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制度，它不断带来生产方式的革命，不断地改变社会，并且市场竞争也迫使资本家必须不断更新才能维续自身的地位，这是至今唯一一个不断颠覆自己的制度。它的成功迫使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制度，以免被消灭。至今资本主义已带来惊人的生产力进步。只是如今科技进步与整体发展的矛盾日增，生产力进步的成果难以广泛分享，不断扩大贫富差距。

因此，西方模式宣称具有“普世性”的说法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西方模式的普世性必须在几方面得到现实上的支持才能成立。一是适用性，即此模式可适用于其他地区，也就是其他地区能够借由复制此模式，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事实并非如此，“二战”结束以来，只有少数后发国家能够缩短与西方的距离，这其中中国因体量庞大才得以使发达国家所占比例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可延续性，这既包括西方本身是否能持续其繁荣的局面，也包括在现代工业化文明对生态的破坏之下，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能否持续。目前西方开始衰退为前者的前景带来显著的不确定性，而近年来的气候变化问题也对后者提出挑战。

▍肯定、否定与非必然论

关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能否复制”的理论问题，依据其答案可分为肯定论、否定论、非必然论。肯定派包括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派，其认为后发者只须努力学习并完善市场制度，发展只是时间问题。肯定论也包括对马克思理论的某种解释，即依据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殖民者终会在殖民地激发出资本主义的镜像。肯定派理论可说都是自诩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普世性理论。

否定论则包含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论等，这一类理论在左翼理论中较为强调西方对其他地区的掠夺剥削，认为新旧殖民关系都会导致后发地区难以发展；在强调该关系之不平等之时，否定论基本认定后发者将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这部分理论虽未必完整且争议纷纭，但由于与西方现实政治多有关联，因而有广泛影响，在此稍作讨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战后黄金时代告一段落。在后发地区，拉丁美洲的战后起点虽高于其他地区，但是战后前期其发展成绩不佳，成长甚为有限，这样的发展成绩引发了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等。这些理论虽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提出严厉批判，但几乎否定了当地能突破受制命运的可能性，认为除了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别无他途。既然后者的可能性不大，该理论就不太关注本地主观能动性的因素。

当时出现的另一重要的现实发展是东亚的“经济奇迹”，与拉丁美洲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同样有着上述三种不同说法，在此且先来讨论否定论。东亚的成绩清楚地提供了依附理论的反证：依附理论认为后发者越依附发达者，则越不能发展。然而，东亚借由高度参与国际市场，尤其是出口初级工业产品到发达国家市场，成功启动了自身工业化的引擎，若依据该理论将贸易额占GDP的比例当作所谓“依附”的指标，则东亚的依附带来的不是发展停滞，而是快速增长。**依附理论者如何因应这一理论挑战呢？他们大多认为东亚表面上GDP的成长，源于对环境与劳动力的剥削，缺乏生产力的进步。实际上也是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否定后发者的发展成绩。虽说随后东亚经济持续升级，并清楚地呈现出生产力不断进步的现象，但他们多未改变意见。**近年来，在中国经济显著复兴之后，他们除了延用这样的批评之外，也以贬抑性的“国家资本主义”称之：亦即在普世价值之外，再以左翼阶级观点来否定中国的发展成果。

依附理论主要是通过指陈西方的剥削，使得依附于西方的拉丁美洲无法发展，在这一理论说法中，“发展”仍然被当作一个可欲的目标，重点是要探讨如何成功地发展，依附程度与发展成果是否成负相关，则是一个可被检验的说法。但是，在面对东亚及中国的成功发展之后，他们却提出各种标准，来否定东亚及中国发展的价值，似乎显现出这些理论流派最关切的重点是维系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而不是后发者能否成功发展。

本文一再强调立论的“立场”之重要性，此例可说又是一个佐证。**西方左翼学者在战后长期处于发达国家的国内边缘位置，立场多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第一优先，对于原先落后的东亚竟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得以发展自身经济，他们无法有同情的理解，也无法认同后发地区发展优先的立场。**同时，又牵涉出几个所谓“普世价值”的议题——诸如环境保护、劳动力剥削、民族主义等——以此来否定后发者的发展成绩。

**若脱离时空，这些目标看起来甚为正当，其国际主义精神也令人向往。但是，我们要首先看到时空与立场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数百年前，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形成资本主义体制并进而发展了先进生产力，其在环保与劳动保护上也走过历史性长期演变的过程，而推动社会主义的力量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演变。换言之，西方“进步分子”提出的批判，特别是针对较成功的后发者的批评，其实意味着要求后发者在推动经济发展时，要同时达成环保、劳动、阶级等目标，并在后发者借由民族主义动员人民共同发展经济之时，否定民族主义的作用。这些理论不考虑时空因素，径自以所谓高道德标准来否定后发者的发展成果，显示出其“立场”是以自身反对资本主义为优先，而不顾及后发者的处境。

其次，这些说法也与当今国际的南北现实政治相配合。

**在政治现实中，近数十年来，随着资本全球性的移动，西方工会既然难以要求限制资本的移动，即配合着上述左翼的论述，发展出以环保及劳动条件为约束性规范，来降低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引力。这显示出劳工难以跨国集结的现实困境，致使西方劳工将后发地区劳工视为竞争者，而在现实中这些议题也与西方的帝国政策相联结。即西方各国在与后发国家谈判，要求其开放市场的同时，也提出环保与劳动标准要求，一则安抚国内劳工与左翼，再则可作为对应新兴后发国家的弹性筹码。这也涉及阶级与国族问题的复杂性，即在历史现实中，国族因素多优先于阶级因素，劳工阶级的跨国联结甚为困难，但西方发达国家统治者在殖民时期，以种族主义及殖民利益来笼络国内的下层阶级却是常例。**例如，英国19世纪大殖民者罗德斯即常以维持英国国内的安定来合理化他在非洲的殖民冒险计划。**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民粹政治上升，恐怕也是因为如今难以用殖民利益安抚下层，只能诉诸种族主义与国族主义。**而西方进步左翼的论述则为中间政党，如美国民主党提供了支持性的说法。

当然，也有些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学者，如安士敦(Alice Amsden)与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等，认识到后发地区只有依靠经济发展才能有尊严，也只有当它们发展了经济之后，才能自行设法解决贫穷、平等、环保等问题，因此真诚地期望后发地区能发展起来。他们的立场与价值的优先顺序，显现出跨越国族的国际主义精神，恰恰与上述的一般西方进步左翼方向相反，令人感佩。

不同于肯定论与否定论，本文认为（包含安士敦在内的）结构学派的部分理论可以延伸解释为“非必然论”，即后发发展是有可能的，但不一定会发生，更不一定成功，这其中当地的主动因应实为关键因素，但也必须要有主客观条件配合。

非必然论牵涉到后发发展“如何成功”的问题，引申出近数十年关于如何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议，即被称为是state vs. market的争议。主流经济学派宣扬自由市场理论，认为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政府必须尽量少干预市场，后发地区才能发展。结构学派则认为东亚的成功有赖于有效的国家干预，成功的因素包括政治高层有坚定意志支持发展，经济建设部门的官僚体系有能力并具有镶嵌自主性，能实行合宜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发展成果能较为平均地分享等。后发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发展经验背后，显示出各自文化上的显著不同，也呈现出各自条件的复杂组合——大家都是被迫地学习，而成功实为不易。

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不同于肯定论与否定论，非必然论强调国家合宜政策的关键作用，将历史的与本地主观能动性的因素纳入考量，因此较能解释后发国家与地区不同的发展成果。

剑桥大学经济学者张夏准的著作《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要追赶英国的后发国家如美法德等国，在开始发展的初期都有赖国家大力干预，来扶植幼稚的工业及建立相关制度等。只是如今这些西方国家早已发展，却要求后发国家不要照做，其实就等同于已攀登者踢开梯子，不让后来者跟进。**他建议后发者学习发达国家过去实际的行为，而不要理会现在的说法：即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由市场论的说法，也是近数十年来全球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由于后发者本来就缺乏完善的现代市场制度，自由放任只能维续既有的贫穷状态，因此，要发展现代经济，必须改革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建立现代经济体制，施行合宜的产业政策，这些艰难的工作特别需要国家集中力量而为之。结构学派的先驱A. Gerschenkron曾指出后发的难题：**经济越落后，市场制度越不完善，就需要越加强力的市场制度替代品——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基于自由市场原则反对国家干预，西方左翼的否定论基于普世价值及阶级论而批判成功后发经济体的国家干预，若依循两者都会使得后发者失去推动发展的制度基础，无助于经济发展。

如果将视野拉长，历史性地审视现代经济发展，就更加能够理解非必然论其实合乎常情。如果我们不再将西方模式视为是常规性或自然，那就清楚其没有必然性了。此外，西方左翼的否定论认为后发必然难以成功的说法，也早已有了重要的反证。以往之所以将西方模式视为常规性，自有其现实基础，一方面是西方数百年来的优势力量提供了物质性支持；另一方面也有理论支持，除了既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有左翼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化鼎盛期的乐观看法。历史发展至今，西方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这正是我们重新审视“西方模式是常规性的”说法的良好时机。而一旦放弃这种既定说法，思考的空间也就能变得开阔起来。

▍多元现代化

探索人类发展的规律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知识计划，倡导历史化的探索绝非否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课题，需要我们持续探讨。本文仅提出重新思考既有说法的必要性。

一、后发者自身文明不同于西方，检视自身混合式的现代化成果实属必要，必须历史性地来看这一历程，认识自身传统，不应再将西方视为唯一典范，如此才能有效地反思并修正方向，掌握自身现代化道路，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二、如今西方逐渐走向衰落，这一历史性变化正是提醒后发者不应，也不能再将西方视为天经地义的唯一模式，必须进一步审思西方模式的优劣点。在意识形态激烈的竞争中，面对肯定论、否定论与非必然论，后发者也必须明辨何者真正有助于自身发展。

同时，这也意味着后发者不仅需要自行摸索未来发展的道路，也应该担起责任来共同探索多元现代化的可能道路。西方的现代化迫使全球随之改变，但仍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只有当各地都能成功建立各自的现代化社会，才能构成“普遍性”现代化。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反思工业文明与经济发展——后发者的视野”。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