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屏幕背后：理想与现实的3600公里_风闻

澎湃新闻

“互换人生”后，“变形计”的孩子长大了　　李勒优今年十七岁，身高一米五二，瓜子脸，头发披到肩膀上。

　　她现在上高三，喜欢上生物课，爱看侦探小说，梦想当一名法医。

　　七年前，十岁的李勒优被选中参加《变形计》。这档风行了十几年的节目，聚焦厌学、物质、冷漠的城市“问题少年”，使其与农村孩子互换生活，体验不同的人生。

　　屏幕中，李勒优从云南红河县的农村，飞往了3600公里外的辽宁大连。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她体会到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经历了得到又失去的恐慌；感受到了同学的羡慕与嫉妒……最重要的是，从小没有妈妈的她，找到了那份久违的母爱。

　　在此之前，没有人懂得她的悲伤。

　　早在2016年，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博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变形计》备受关注的根本原因绝非节目本身，而是其触及到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家庭中对爱的苛求与情感疏离、教育的疲软与困顿、社会发展差距、贫富鸿沟的日益弥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症结。

　　节目自播出以来，获得大量关注，同时也备受质疑。它被指责设置刻板，对事件描述存在渲染化倾向等，“捧红了城里孩子，踩碎了农村孩子。”

　　李勒优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

　　节目结束后的七年来，她依赖着那份母爱，一个人穿梭于城市和农村，从未中断过。

李勒优生活的宗腊村，群山环抱。澎湃新闻记者赵志远图　　“她就是我妈妈”

　　7月中旬，李勒优从红河县城的高中坐车返回老家——约80公里远的架车乡宗腊村。

　　这个中国西南角的小村庄，冬暖夏凉。第二天，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气温剧降，只有约20度。

　　雨越下越大，第三天，村子停电了。屋里很黑，冷气袭来。李勒优穿上棉衣，坐在堂屋的门口，呆望着远处的山坡——七年前，来自大连城里的崔晋哥哥也曾坐在这儿，像她一样遥望着远山。

　　命运像远山的迷雾，若隐若现。

　　李勒优有时想，如果她当年没有参加《变形计》，跟崔晋哥哥“互换人生”，认识了妈妈吴丽……她只是一个“孤儿”，必定会早早外出打工。

　　李勒优一岁多时，妈妈去世，爸爸紧接着入狱了。她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们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让她跟大她四岁的小姑以姐妹相称，有什么东西都是两人平分。

　　奶奶张菊花记得，李勒优三岁前不会讲话，四岁的时候，她拉着自己问：“奶奶，我是不是你生的呀？”张菊花听后很心疼，回答她说：“是的。”

　　自从儿子犯事被抓，张菊花悲伤过度，身体出现了疾病。很长一段时间，她躺在床上，无法起身，靠她的母亲，即李勒优的太奶奶帮忙做饭，照顾两个小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勒优意识到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张菊花说，李勒优渐渐长大，懂得了父母跟爷爷奶奶的区别，也听到村里人议论她的父母，开始变得敏感、自卑。

　　事实上，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两姐妹”都很内向。

　　李勒优记得，她很小就会做家务，经常做饭、炒菜、洗碗、扫地……甚至上山砍柴。她和小姑很少买新衣服，衣服破了，缝缝补补接着又穿。那时候，一家四口全靠爷爷偶尔外出打零工维生。

节目里，李勒优穿着破洞裤子。 视频截图　　六岁的时候，李勒优到架车乡中心小学上一年级，上学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

　　这所乡里最好的小学，当时有七百多名学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学校寄宿。李勒优星期天去学校，星期五下午回家，每周生活费约10块钱。

　　李勒优和小姑读书后，奶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偶尔也会外出打零工。有一段时间，爷爷奶奶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姑。李勒优总是很害怕，她对黑夜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关灯睡觉。每次，小姑睡了，她要等好久才能睡着。甚至，她在学校宿舍也必须自己打着手电筒才能睡着。

　　那一段黑暗时光，让她早早意识到了生命的孤独。

　　李勒优说，她不敢跟同学说话，走路也总是低着头。在一位同学的记忆中，那时候的李勒优很难结交，性格倔强，有一次还跟男同学打架。

　　没有人知道，从小敏感的她，经历了怎样的伤痛。

　　爷爷奶奶不懂她的悲伤，也无法给予她想要的爱。直到李勒优被选中参加《变形计》，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连有一个妈妈在等着她。

　　连续几个夜晚，李勒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妈妈已经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大连的妈妈长什么样？她是大眼睛、长头发？……她会不会喜欢我？

　　吴丽至今记得，2014年的冬天，她在大连机场第一次见到李勒优时，惊呆了：对方踩着一双凉鞋，穿着破旧的粉色外套，背后是一个单薄的书包……

　　那时的李勒优，身高约一米三，苹果脸，很可爱。

　　镜头画面中，李勒优抬头望着吴丽，怯怯地叫了两声“妈妈”。吴丽内心触动，立即脱下身上的外套，披在李勒优身上，并接过了她的书包。

在机场，李勒优第一次叫吴丽“妈妈”。 视频截图　　七年后，李勒优回忆起那一幕，称那是她第一次叫妈妈，当时心情复杂，但就在那一瞬间，她认定了“她就是我妈妈”。

　　李勒优说，最让她触动的是，有一次吴丽带她去单位，别人问李勒优是谁，对方不假思索地介绍说：“这是我女儿。”那时候，节目组并没有跟着她们一起去。李勒优发现，这不只是一场节目或表演，她们的母女情是真实的。

　　自那时候起，七年来，她们一直延续着这份母女情。

　　7月22日，回家的第六天，李勒优搭车去了昆明，一个人飞往3600公里外的大连，那里是她的第二个家乡。

　　“变形计”

　　七年前的那个中午，李勒优被老师叫到操场，见了《变形计》的两个选角导演“姐姐”。

　　这档生活角色互换节目，以纪录片+真人秀模式，于2006年首播，号称“新生态纪录片”。它经历停播，又卷土重来。到2014年时，节目从最开始的“变形”七天，改成“变形”一个多月；主人公的选择也具有更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变形计》导演张涛说，农村主人公的挑选标准是，家里条件不好或者情况特殊的孩子，最好表达能力强的。

　　他们定位落后的乡镇，通过县宣传部或教体局，让学校推荐合适的孩子，他们再跟这些孩子一个个聊。“有时见了上百个孩子，也挑不中一个孩子，选角比拍摄的时间还要长。”张涛说。

　　那天，同时被叫到操场的，还有小姑李敏，以及其他几个小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孤儿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李勒优记得，她手里捧着碗筷，准备去打饭时，被导演“姐姐”拉到了一旁，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爱好，觉得外面是什么样子……当对方问起她家里的情况，李勒优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

　　李勒优的悲伤触动了导演“姐姐”。

　　那时候，李勒优只有十岁，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大两岁。因为家里没钱买电视，她偶尔会去别人家里看《仙剑奇侠》、《喜羊羊》等动画片，但从来没有看过《变形计》，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当听到老师说，被选中的学生，不仅可以参加节目拍摄，还可以去城里看汽车、飞机和高楼大厦时，李勒优很期待。

　　李勒优喜欢城市，对外面充满了好奇。上小学前，她曾去过一次县城，在县城的姨奶奶家里住了一个星期。那是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李勒优看见千姿百态的高楼大厦、马路上的汽车自由奔跑、家里的白炽灯照得地板明晃晃的……

　　她回到村子，土砖房里只有昏黄的灯光、漆黑的地板，以及随处可见的鸡屎和鸭粪。

宗腊村。视频截图　　宗腊村坐落在山坡上，有41户人家，几乎全部都是哈尼族，他们有自己的节日、语言和服装。2000年以前，村子很少跟外界沟通，多数人不会说普通话。李勒优记得，小的时候，村里来过一群会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帮村里修马路。李勒优喜欢跑去跟他们说话，问他们外面的世界，她也因此学会了讲普通话。

　　2014年11月，车子开进了村里，节目组工作人员如约而至。

　　村民很惊讶，第一次看见小车开到了村里，还带来了这么多的外地人。他们纷纷围过来，用哈尼语问发生了什么事。村干部一遍一遍地解释，但他们依旧无法理解拍摄节目是什么意思。

　　老人们很好奇，他们跟在节目组工作人员后面，看着他们拿着摄像机、无人机，把李勒优、村民和远山都拍进了机器里——镜头里，村民围着竜树跳舞，唱着古老的哈尼族歌；李勒优在村子里奔跑，一边哭喊着寻找“妈妈”……

　　李勒优说，她当时没想过拍得好不好，只是真实地去感受。

　　一个星期后，她跟着节目组坐飞机去了大连。这里冬天很冷，晚上满街都是霓虹灯，行人穿着羽绒和貂皮大衣。李勒优发现，马路上车子太多，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像农村自由自在。

李勒优第一次去大连的海边。 视频截图　　她突然闯入陌生的城市，感到自卑、胆怯，害怕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好。

　　吴丽印象中，李勒优那时像五六岁的孩子，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有一次，吴丽带李勒优到外面买水果，发现她很多水果都不认识，香蕉、草莓、葡萄……更不要说吃过了。

　　那一个月，吴丽每晚都搂着李勒优睡。有一次，吴丽出差了，李勒优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李勒优第一次滑雪，吴丽帮她穿好鞋，一步一步教她怎么滑，但她的脚还是受伤了。吴丽看到后，很紧张，急匆匆地带着她往医院赶。

李勒优和吴丽在大连的家。 视频截图　　当时参与拍摄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导演说，拍摄时，他们没有设计任何情节与台词，只是搭建了一个桥梁，双方的情感发展都是自然而然的。

　　不过，吴丽记得，一开始，节目组会安排她们怎么说，怎么做，包括安排她们一起吃饭、滑雪，安排李勒优进入城里的小学读书等。后来，吴丽觉得有些话很别扭，她跟节目组沟通后，去掉了一些设计和安排，让她和李勒优更自然地相处。

　　七年后，李勒优回忆起那些场景，点点滴滴，称妈妈的爱跟爷爷奶奶的爱不一样，它热烈、直接、缠绵，自己此前从未感受过。

　　吴丽说，她一直想要一个女儿，李勒优的到来弥补了这种遗憾，这是上天送给她的礼物。

　　但很快，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吴丽送李勒优回宗腊村，分别时，看着李勒优哭着喊“妈妈”，她的眼泪落了下来。

　　对于李勒优来说，这更像是一场梦。刚感受到母爱，一切戛然而止。

李勒优和吴丽分别。 视频截图　　“成名”的困扰

　　坐大巴车回昆明的路上，吴丽突然让司机停车，说要去咨询收养孩子的政策。导演张涛记得，他们打通了当地民政部门的电话，一番沟通后，对方说吴丽有一个儿子，又是单亲母亲，不符合收养孩子的条件。

　　吴丽想收养李勒优，带她回大连生活、读书的希望破灭了。

　　但她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被割断。李勒优回云南前，吴丽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告诉对方，想她的时候就给她打电话。

　　吴丽离开的当天，李勒优不停地拨打妈妈的电话，但对方在飞机上，电话一直打不通。第二天早上，电话终于接通了，两人哭着聊了一个多小时。吴丽叮嘱李勒优好好读书，多帮爷爷奶奶做些家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就告诉她，她会买了寄过来。

　　有半年的时间，李勒优因为想妈妈，经常躲在被子里哭，但她不敢跟别人说，甚至小姑都不知道。她从小就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扉。

　　那段时间，那种得到又失去的恐慌，让她陷入了更深的孤独。

　　与此同时，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在学校的一个同学看来，李勒优太幸运了，参加完《变形计》后，她皮肤变白了，穿的衣服也变好看了，还有了智能手机。那个时候，学校很少有学生用智能手机。

　　李勒优的校友李仙恩记得，那段时间，大家都围着李勒优，问她各种奇怪的问题。李仙恩很羡慕李勒优的手机，通过它第一次知道了视频网站和追剧。

　　2015年3月，李勒优这期《变形计》播出。

　　李勒优的爷爷奶奶花五百块钱，买了一台三十英寸的彩电，专门为了看孙女的这期节目。小姑李敏说，他们守在电视机前，看了三四遍。

　　节目里，李勒优穿着破洞裤子，到山上砍柴；她飞到大连后，穿得光鲜亮丽，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讲一口普通话。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爷爷奶奶听不懂，也跟着一时笑一时哭。

　　架车中心小学的两位老师记得，那一段时间，整个架车乡的大街小巷，所有电视机里都在循环播放李勒优的《变形计》。

　　期间，学校老师还几次组织学生在多媒体教室一起看，李仙恩记得，当时很多同学都看哭了。

　　李勒优火了，大街小巷都在谈论她。

　　很多同学围着她问：你是不是坐过飞机？飞机长什么样？城市是不是很漂亮？这个内向沉默的小姑娘，开始滔滔不绝地跟同学们介绍起美丽的城市……

　　村里的大人拉着她问：“你一个人去这么远（的地方），不害怕吗？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

　　李勒优说，她从来没有想过怕不怕，一心只想着去看外面的世界。

　　很多同学发现，李勒优变得开朗、自信了，成绩也变好了，还频繁地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奖励，不少同学想跟她交朋友。李勒优说，但当时也有人表面跟她玩得好，背地里说“她很骄傲”等。

　　7月中旬，李勒优说起那时候，称自己确实“骄傲了”，“我有妈妈了，也有自信了，我为什么不能骄傲？难道我就只能像原来一样内心自卑吗？”

　　很快，有许多村外的人看了节目后，带着玩具和礼物来村里看李勒优。

　　来的人接连不断，村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要来看李勒优，导致李家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那时候，当地爱心人士朱江峰正在资助李勒优和村里其他几个小孩。有一次，朱江峰来村里看李勒优，见对方孤零零地坐在床边，床上放满大小不一的布娃娃。朱江峰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不跟小伙伴玩，李勒优没有回答。他又问她，是否愿意把布娃娃送给小伙伴，李勒优回答说“她们不要”。

　　朱江峰意识到，那一段时间，李勒优被孤立了。小朋友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变形计》导演）只选李勒优？为什么李勒优这么幸运？她凭什么这么幸运？

　　李敏也羡慕李勒优。她说，自己也想去“变形”，但如果真的选她去拍，她肯定会很害怕，不敢一个人去这么遥远的地方。“我父母（李勒优爷爷奶奶）都是农村人，不懂外面的世界和法则，也没有教过我们，所以我很佩服她（李勒优）。”

　　上初中后，李勒优去了县城读书，又被其他同学围观，她为此很烦恼：我为什么要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

　　城里的哥哥

　　吴丽有时会想，如果儿子崔晋当年没有参加那档节目，也就没有她跟李勒优之后的缘分。

　　2010年，吴丽跟丈夫离婚后，选择让儿子崔晋跟着自己。离婚前，他们家做生意，经济条件不错，住大房子，出门有司机接送，穿名牌……但因生意失败，加上离婚，吴丽一个人带着儿子住进了出租屋。

崔晋小时候和爸爸妈妈。 视频截图　　她借钱开了一家灯具店，工作很忙，压力又大，没有时间和精力管儿子。

　　崔晋记得，那时候，母亲每天很忙，父亲再也没有出现过，家里总是冷冷清清，他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话。

　　与此同时，崔晋的生活也完全变了，母亲给他买40块钱的布鞋，他不肯穿，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

　　崔晋开始逃学，成绩一落千丈，经常跟母亲吵架。后来，为了找回曾经的生活，他自己在社交平台卖衣服、生活用品等，很快就赚到了第一笔钱。

　　他拿着这些钱，“挥霍无度”，甚至不回家，因为家里没有温暖。

崔晋和吴丽在家常常吵架。 视频截图　　那段时间，吴丽也很苦恼，不知道怎么管教儿子。2013年的一天，吴丽看了一期《变形计》，里面的农村孩子懂事、体谅父母，母子感情非常好。她深受触动，发了一条短信给儿子，让他去看看这个节目。

　　吴丽没有想到，儿子会愿意参加《变形计》。

　　导演张涛说，城里孩子的挑选标准是12岁到18岁，个性强、叛逆，或者跟家庭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记得，崔晋报名参加节目，是希望改善跟父母的关系，一家人能好好说说话。那时候，崔晋有好几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为此，节目组特意修改了“剧本”，让父子俩一起到农村体验生活。

　　2014年冬天，16岁的崔晋一个人拖着箱子走进了宗腊村，和他一起“变形”的，还有青岛少年于海。

　　从2012年到2018年，张涛做了六年《变形计》的导演，接触了不计其数的城市“叛逆少年”。他印象中，很多城里孩子去农村前，会把那里想象的特别美好，抓鱼、打鸟、游泳……认为自己能在乡村活出一片天。事实上，一到村里，他们就“傻眼”了。

　　崔晋住的李勒优家是一栋土坯房，家徒四壁，几盏昏黄的电灯布满灰尘。他们睡在地板上，下面是猪圈，掀开被子，能从缝隙里看到猪。

崔晋在村里干农活。 视频截图　　第三天，崔晋拖着箱子，跑到了马路上，想要逃离这个地方，被工作人员和于海父亲拉了回去。

　　刚开始拍摄那几天，崔晋无法适应农村的艰苦，而看到于海有父亲陪伴，自己的父亲却没有来，让他倍感失落。吴丽记得，有一天，崔晋情绪崩溃，拿手机给她打电话，歇斯底里地哭喊：“我满腿全是包，想你想得要命，让他（于海）爸给你发短信，他说不能发，你懂那种感觉吗？我要死在这儿了……”

　　多年以后，崔晋回想起宗腊村，明白那个偏僻、贫穷和古老的村子，有着跟他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让崔晋欣慰的是，没过多久，父亲来了。

　　这是自父母离异后，崔晋第一次见到父亲，他甚至觉得有些尴尬。镜头里，崔晋想跟父亲亲近，父亲也想跟他亲近，但中间总像隔着什么。很快，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当时发生的“冲突”——崔晋怪父亲，不给他一个完整的家，让他生活在冰冷的家中；父亲说崔晋虚荣、花钱如流水，不懂得体谅父母。

崔晋和父亲在村里谈心。 视频截图　　七年后，崔晋再看自己的节目，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很幼稚，“好丢人。”

　　崔晋对这档节目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说，节目70%左右是真实的，同时节目组有时制造冲突、故意激怒他们，比如拿走他们的手机、烟、钱，激化他们跟学校老师的矛盾。

　　事实上，他们从城市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变形”，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和冲突。

　　但节目到了最后，所有的矛盾似乎都会得到化解：老师与学生、城市与农村、父母与子女……

　　在最后的镜头里，崔晋变了，他跟父亲、母亲坐在山头聊天，仿佛又找回了从前的温馨。

节目最后，崔晋和父母坐在山头聊天。 视频截图　　不过，在张涛看来，对崔晋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很难说这样的体验能真正改变他们，只能让他们去感受，发现之前被忽视的东西，特别是父母对他们的爱。

　　吴丽记得，节目拍摄完后，她接儿子回家，在长沙中转时，崔晋想吃牛肉面，当时还问了价格。“他以前从不问多少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管你有没有钱。”吴丽觉得，儿子开始懂得节约，理解父母的不易。

　　而在崔晋看来，他参加《变形计》的最大意义是见到了父亲，并跟他相处了近一个月时间。

　　自那之后，崔晋跟父亲经常沟通，也不再和母亲吵架，慢慢接受了父母的离异。

　　西南到东北，3600公里

　　离开宗腊村时，崔晋第一次见到李勒优，对方穿粉色棉衣，头戴一顶金色皇冠，喊自己的母亲“妈妈”，几次哭着与他们分别。

　　崔晋记得，他跟着掉落了眼泪，他说不清楚为什么。

　　李勒优如今回想，假如此后妈妈不再理她，可能会对她产生更深的打击。庆幸的是，吴丽并没有放弃她。

　　《变形计》播出没多久，吴丽就把李勒优接回了大连，让其在大连读书与生活。这样后续的联系，在《变形计》的众多农村主人公中很少见。

　　此前，作为单亲母亲的吴丽曾询问过儿子的意见，对方支持她接李勒优回来。7月下旬，崔晋谈论此事称，自己那时已经长大了，能理解母亲的感受，因为经历过“得到又失去”的伤害，他不希望李勒优也经历一次。

　　拍完节目后，崔晋去了美国一所大学读书，他只待了几个月，因为不适应等原因，很快就回国了。彼时，他们的《变形计》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现在的崔晋。澎湃新闻记者赵志远图　　与此同时，李勒优进入吴丽家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

　　李勒优发现，在大连，自己成绩跟不上，特别是英语，完全听不懂。大连的小学从一年级开始上英语，她在老家读书，到五年级还没有学过英语。除了学习跟不上之外，李勒优还觉得，跟城里孩子相比，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对方说什么都听不懂。当时，她陷入了惊慌。

　　她在大连的小学读了两个月，就选择再次回到老家架车中心小学。那时，她已经看淡了同学对她的过度关注。

　　回来后，李勒优从最初成绩在班上中等，突然窜到了班上的前几名。她说，参加完《变形计》后，自己就对未来进行了规划：初中去县城读；高中去市里读；大学去大连读医学院……李勒优向往繁华的城市，希望能跟妈妈在一起，为此，她一步步地朝那个方向努力。

　　2015年的暑假，李勒优想到大连看妈妈，吴丽也想接她来大连玩。但云南到大连有三千多公里，对于一个单亲母亲来说，时间和金钱都是不小的压力。

　　那时候，吴丽联系上了朱江峰，对方愿意帮忙接送李勒优。

　　朱江峰至今记得，他第一次去李勒优家时，开车从架车乡到宗腊村，七公里的土路，开了足足两个多小时。那天正好下雨，路上泥土很深，又有泥石流，他至今感到后怕。

　　到家后，爷爷奶奶听不懂普通话，无法跟他沟通，不敢把孙女交付给他，直到他去派出所打了证明，他才顺利接走李勒优，并把她送到机场，找一位同行的女性帮忙一路照看。

　　进入机场后，李勒优每走一步，都会发信息告诉妈妈吴丽：我到机场了；我进安检了；我上飞机了；我找到座位了……

　　昆明到大连，没有直达的飞机，李勒优会跟着大人下机，再转机……至少要四五个小时，有时飞机晚点，要一整天才能抵达大连。她一下飞机，就往机场出口跑，妈妈吴丽会在那里等她。

　　每次接机，吴丽总是很担心，直到看见李勒优，她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此后，整个暑假，李勒优都待在大连，跟着妈妈玩、买东西、吃海鲜，见她的亲戚朋友等。吴丽说，亲戚朋友都知道她有一个女儿，他们都很喜欢她。不过，崔晋记得，刚开始时，母亲吴丽觉得李勒优木讷、不喜欢叫人，会说她，教她怎么跟人打招呼、相处等。

　　暑假结束后，李勒优返回云南。朱江峰会去接她，再把她送回宗腊村。李勒优第一次返回时，朱江峰发现，她变得大方了，说话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跟人交流也非常有礼貌。

　　六年级毕业考试，李勒优考了年级第五，被红河县民族中学录取，如愿地去了县城读初中。

李勒优在做卷子。澎湃新闻记者赵志远图　　那年暑假，李勒优学会了一个人坐飞机。自此之后，她从云南到大连，一个人来回十几次，自称从来没有害怕过。

　　李勒优觉得，只要能见到妈妈，就是一种幸福。

　　“变形”的意义与纷争

　　2014年冬天，崔晋和于海走进架车中心小学。

　　他们身高一米七、八，染着头发，打了耳钉，穿戴时髦，成为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学生，当时在学校引起轰动。

　　同班的李黎记得，他们住一个寝室，一起上体育课、打篮球，一起玩耍……大家对他们很好奇，围着他们叫哥哥，问他们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同学李景旭说，有一次，两人在寝室用摩丝帮同学打造发型，同学们都觉得很有意思，但他们却因此被老师批评。

　　那时候，他们不懂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但能感觉到对方跟他们有代沟，年龄和心理上有距离。

　　七年后，李黎回想起那时，觉得崔晋、于海的到来，让班里的孩子对外面充满了想象，激发了他们内心的渴望与努力。他们这一届同学，有一半以上上了高中和中专。

　　《变形计》前后持续了十几年，号称“使城里叛逆小子蜕变为勇于承担的少年，同时为农村学子搭建通往梦想的桥梁”，早期好评如潮。但很快，它引发了争议，被指责从选角、拍摄，到制作过程都存在问题。

　　2015年，暨南大学硕士生周嘉雯在论文中对2014年节目中55名城市和农村主人公进行分析，发现节目选取的城市孩子通常富裕、叛逆、暴躁，有各种不良行为，与父母不和；而农村孩子一般贫困、勤劳、坚强。“城市的问题少年和农村中的淳朴少年被人为地定性……造成一种城市青少年问题严峻的假环境。”

　　同时，周嘉雯分析发现，在2014年的节目中，77.6%的节目看点名称以城市主人公为表述的唯一主体；6.1%兼具城市和农村主人公，但城市主人公居前；16.3%以农村主人公为表述主体。

　　此前，节目制片人谢涤葵曾在文章《变形计——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中写道：“《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治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这正是这档节目长期以来被诟病的地方：聚焦城市孩子，把农村孩子当成陪衬，构成了对农村的一种消费。

　　此外，有网友还认为，《变形计》体现差距，制造冲突，只是为了博收视率。它24小时的摄像侵犯了小孩的隐私，对城市和农村小孩都是一种伤害。

　　中央电视台记者刘奕杉则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对节目不同的看法：《变形计》的社会功能在于反映社会问题，如城市子女教育问题、城乡二元化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严峻的留守儿童问题，还有对主流价值的传播，包括勤奋、珍惜亲情和友情等。此外，湖南卫视设立“变形计励志帮扶金”，对节目中农村主人公和乡村学校进行公益帮扶。截至2014年，对41位孩子和17所农村学校实施了151.23万元的公益捐赠。

　　李勒优称，节目播出后，湖南卫视每个月补助她500元，一直到她初中毕业。除此之外，很多爱心人士到架车中心小学捐款、捐物。副校长王建荣说，前几年断断续续有人来，他们捐赠和李勒优一样的孤儿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

　　更显而易见的，是节目播出后城市孩子的改变。

　　周嘉雯指出，不少城市主人公利用自身名气，走上网红、演艺这一条路，也让人质疑《变形计》选角是否受利益驱使，假借关注社会热点之名炮制平民偶像。

　　参加节目之前，崔晋就喜欢玩微博，有十几万的粉丝。《变形计》播出后，他的微博粉丝涨到了上百万。

　　从美国回来后，崔晋没有选择继续读书。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红了，飘了”，走在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拉去拍合照。为了增加曝光度，他开始拍短视频、发“无聊的日常”“我‘哈喽大家好’，都有好几万人双击（点赞）。”

　　半年后，他开始觉得这不再是自己，渐渐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他拍一些搞笑段子以及穿搭视频，发在微博、快手上，走网络达人这一条路。

崔晋在拍摄穿搭视频。澎湃新闻记者赵志远图　　张涛解释，城市孩子在节目之后的选择，并非《变形计》的本意，而是受他们所处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

　　与城市主人公相比，农村主人公很难成为网红，也很少能找到其他出路。朱江峰觉得，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体验农村生活，让他们看到了城市的背面，能促进他们心智上的成长。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看到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让他们体会到落差，却难以变成积极的意义。他的这种想法或许代表了许多人对《变形计》的质疑。

　　对此，架车乡的一位村小老师康远雄说：“（农村主人公）遇到这种情况时，如何调节，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变形计》制片人刘茜此前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可能对他造成伤害，你就把他封闭起来，这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此前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让心理专家进行一个把关和评估。此外，我们会挑选心理状态健康、承受能力较好的孩子，让他们既看到城市美好的一面，同时领略到城市生活的艰辛。”

　　事实上，农村情况复杂，一档节目无法改变整个家庭，以及乡村教育的环境。

　　张涛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农村主人公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考上大学才能真正改写他们的人生。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魏金梅曾在一篇分析论文中写道：《变形计》制造了一团和气改过自新的大团圆式结局，这是虚假的想象。它以人为替罪羊，忽视了时代的通病，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停留在事件的层面，无法真正达成每一个人对时代精神和自身命运的深层次反思。

　　王建荣认为，《变形计》不只是《变形计》的问题，更多的是农村整体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小孩家庭教育的缺失。

　　很多农村家庭处于生存的边缘，父母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此前，朱江峰资助了20几个架车乡的孩子，每年都会去学生家里走访。他发现，这些偏僻的地方，很多家庭孩子多，负担重，女孩经常早早外出打工，或者辍学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