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不爱祝英台（上）_风闻

    他和她最初的结合常常无需爱情，只需黑夜赐予一点拥抱对方的激情，在比看起来更漫长的厮守中，她以美去激发所谓的爱，他以所谓的爱去维护美。不幸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无缘这样的传统。

    千余年来，梁祝的故事被无数次地翻出来修补，艺术的奶油厚厚地涂抹在原始的稿底上，苦涩的内核一次次被神圣的糖衣残忍包裹。就是不曾出现一个版本抗拒从死而能拯救柔弱的爱让她活下去。

    今天，究竟又为什麽，突然冒出的九个坟墓和十余地方围绕悲剧的开始和结尾，展开煞费苦心的争夺。但有谁替那缺乏爱的纪念碑羞愧过，有谁读出蝴蝶梦中的转述：祝英台拥有再度选择的自由。

（一）

    尽管故事源于何地，起于何时，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梁祝早已经被赋予了一个灵光万丈的国际形象——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英的这两个故事本来毫不相干，唯一相似的仅仅都是年轻人的悲剧。

    罗朱的悲剧源自坚固的世仇，梁祝的悲剧才是化不开的千年陈垢。

    梁祝的悲剧故事有两个关键点，即合墓与化蝶。带有鲜明原始社会抢婚特征的一个行为导致的合墓，是在晋代产生的，而原型故事则在更早以前存在并流变着，梦幻的化蝶却是在二人被困地下一千多年后直到明清时期才完成的。所以，在两点一线的故事中，人们有着两千多年的时间对其进行粉头饰尾。

    最早记载有梁祝故事的两册古籍可能是《金楼子》和《会稽异闻》。依据是明朝徐树丕《识小录》（《涵芬楼秘籍》第一集）中所载的一句话：“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金楼子”是南北朝时期梁代开国君主萧绎（508年—555年）在公元552年称帝之前的号。他在担当地方官员时就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文化遗产多有微词，他立志要编撰一套超越所有前人、泛着思想灵光的典籍，接着中国学史上的一部重要子书《金楼子》诞生了。

    不知为何，今存的《金楼子》残本中却不见有梁祝故事的踪影，而《会稽异闻》也已失传，“最早记载”一说失去了可信的证据。

    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猜想是，梁山伯的不幸遭遇正是萧绎在自己青涩时代所经历过的一段人生小插曲。萧绎用梁山伯不幸的早亡来祭奠自己的那段过去，是不是也用祝英台的陪葬宣泄了曾经求爱被拒的怨恨呢？答案终究成了历史的悬疑。

   《续修四库全书》存的宋·张津撰《乾道四明图经》卷二载《冢墓六·义妇冢》，只有合墓，无化蝶之事：“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

    现有最早的关于梁祝故事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可惜，情节过于简短。

    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稍作文学性渲染，让人大致看到了故事的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鄮县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在明末清初辑录的地方志（《鄞县志》）中，有一篇据称是12世纪初北宋明州（今宁波）郡守（知府）李茂诚留下的《义忠王庙记》，该篇是官方的文字，所载梁山伯从出生到逝世演绎得神乎其神，原文600多字，是目前已知的较早较详实记述故事始末的古文献，至少能让梁祝的历史得以坐实。

（安徽舒城“梁祝大街”）

（二）

    《义忠王庙记》全文（黑体部分）及分段的释文如下：

    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时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

    这里的“神”即指男神梁山伯，已知在唐朝初年民间就存有祭祀梁山伯的庙（或称神社）。名讳处仁，字山伯，梁姓，今浙江绍兴人士。梁母梦见日光穿身，怀孕十二个月，在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即公元352年）三月一日，分得天赐的祥瑞之气而降生。来历不凡。

    幼聪慧有奇，长就学，笃好坟典。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恬然相得。神乃曰：“家山相连，子不敬，攀鱼附翼，望不为异。”于是乐然同往。

    自幼聪慧过人，长大入学，擅于研读先秦时期的各类典籍。曾为拜名师而渡钱塘江北上，路遇一位少年，容貌翩翩举止端庄，背着书箱，带着雨伞。看来，性别可以轻易被伪装，而不能掩盖美貌，梁山伯被这个美少年所吸引。接着，渡江时他俩正坐在一起，梁山伯问：“您是谁？”答：“姓祝名贞，字信斋。”又问：“从哪儿来？”答：“上虞家乡。”再问：“到哪儿去？”答：“不远的老师那里。”三问三答，梁山伯主动交友的意愿十分明显。为了套近乎，梁山伯与人探讨起了学问，顺便向人展示学识，迅速把天聊热。那个时代，先天的家世和后天的学识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两大法宝。交友心切的梁山伯大概已知他们将是同窗，于是文绉绉地说道：“我们既然家乡山连着山，恕我妄图攀龙附凤，希望您不要拒绝。”于是，二人愉快地并肩而行了。

    肆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知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属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踵门引见，诗酒而别，山伯怅然，始知其为女子也。

    他们在一起学习了三年，祝英台因思念双亲而先回去了。第二年，梁山伯也回家省亲去了。就是因为这里没有讲清楚二人在哪里学习，至今，杭州与江苏宜兴等地还在为这梁祝读书处争论不休，在我看来，都有可能，那个时代流行的是游学，走到哪，学到哪。真正让我关心的三个小问题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当时都还十几岁，相当于今天贪玩的中学生年龄，在外三年间，祝英台一直没有回过家吗，如何掩藏她的女儿身，为何会突然想念起了父母呢？原文没有提示答案线索，这为后来的改编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接着说梁山伯回家时，顺道去了上虞找祝英台，估计是十分想念英俊的“兄弟”吧。到了那，一问，竟无人知道，只有一个老翁笑着说：“我知道啦，既然说善于作文的人，那应是祝九娘英台吧？”然后，让梁山伯跟着他上门去求见，两人见面后搞得十分拘束，梁很失落，这才知道祝英台是位千金大小姐。

    这里的“诗酒”恐怕不是指二人一边喝酒一边作诗那样充满雅兴的事，而是贵族世家注重礼节的会面仪式，随后原文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怅然”，简洁有力地刻画出梁山伯受挫的心情。梁的失落不一定是因为祝英台暴露异性身份引起的，从祝英台男妆外出求学可知那个时代女性还拥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特别讲究门阀家世的晋代，地位有级差的人是不允许互相交往的，祝英台高门第的出身或许才是让梁山伯“怅然”的主要原因。

    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许鄮城廊头马氏，勿克。神喟然叹曰：“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

    很多人把这里的“退”理解为回家，我认为值得仔细商榷，联系原文上下，祝家的门第较高让梁山伯感到压力，出身不如人，不能想当然地与人交往了，但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传统观念还是支持梁山伯比祝英台具有性别优势。所以，梁山伯从失落中缓过劲来，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向人求婚总可以吧。

    不能当兄弟，退一步则可做夫妻。我想，梁山伯就是这么自信地认为的，所以当他的心里无法摆脱对美少年“祝信斋”的思念时，他又为那些年二人清清白白的相处而对祝九娘多了一份仰慕，于是告诉父母请人前去求婚，奈何她已许配给鄮城（今浙江省鄞县东）廊头马姓的大户人家，不能让梁山伯如愿。梁山伯长叹一口气说道：“男儿生当求封侯，死后当受人奉祀，区区儿女私情算个什麽呢？”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求婚被拒让梁山伯受到了更大的打击，不过他很自负地进行了一番自我励志，树立了高远的追求目标，将儿女私情视作了“区区”之物。多少有一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

    后简文帝举贤良，郡以神应召，诏为鄞令。婴疾勿廖。属侍人曰：“鄮西清道源九陇墟为葬之地也。”瞑目而殂。宁康癸酉（373）八月十六日辰时也。郡人不日为之莹焉。

（某地的梁祝墓遗址）

    后来幸逢简文帝司马昱（371年—372年在位）登基，天下推举治理贤才，会稽郡就推举了梁山伯去应召，因而被委任作鄞县的县令。但不巧的是，梁山伯患病在身且久治不愈。这病来得有些突然，该不会是此前精神遭受巨大打击而落下的病根。临终前，梁县令嘱咐侍从说：“鄮县西清道源有个九陇墟，可作为我的安葬之地。”说完，闭上眼就去世了，走得似乎很匆忙也很安详。终年仅21岁。这一天在宁康元年（373）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时，也就是中秋时节的一个上午。没几天，会稽郡人就为他建好坟墓下葬了。

    细读发现，梁山伯所指定的墓地正好处于祝英台与其指婚的马家之间。挑选墓地是有意的。按晋代人的信仰以及《礼记》的思想，人死入土，灵魂得自由，且具有一定的法力。所以，梁山伯挑选墓地显然是布置一处死后灵魂可以施法抢婚的“结界”区，他对祝英台是至死也不甘心。然而，时间会让人改变，此时的祝英台是否还对梁兄一往情深呢？

    又明年乙亥（375），暮春丙子，祝适马氏，乘流西来，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骇问篙师。指曰：“无他，乃山伯令之新冢，得非怪欤？”英台逐临冢奠，哀恸地裂而壁埋焉。从者惊引其裾，风裂若云飞，至董溪西屿而坠之。

    又过了两年，即宁康三年（375）乙亥三月丙子日，这一天祝英台出嫁到马家，她乘船从西边而来，忽然水面兴起波涛，轿船在水中打转而不能前进。有人惊骇不已，问船夫是怎么回事。船夫用手一指，说：“以前都没别的作祟啊，该不会是梁县令的新坟建了之后的缘故（本该保佑地方百姓的），这不是很让人奇怪吗？”祝英台听了就前去梁墓祭奠，她情不自禁地悲痛起来，突然墓地裂开，她掉了进去。随从的人大惊失色，拼命去抓住祝英台的裙子，而裙子被大风撕裂，如云般飞舞，一直飘到董溪西屿才坠落。

    原文就是这么简单，多一个倾向性的字都没有。如果梁山伯的灵魂不作祟，祝英台恐怕不会半路停轿。祝英台祭拜，也许是求亡魂放过。一个女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哀伤，常常是出于安抚自我情绪的需要，眼泪也只是洗刷内心的一点歉意而已。但是，耿直的男神不懂女人的心思，贸然出手“掳走”了这个即将成为别人新娘的女人。

    这种争夺似乎因女人而起，而被吞没的也是女人选择的权力。如果梁山伯真的爱祝英台，为什么就不能让留在人间的挚爱好好地活下去呢？

    马氏言官开椁，巨蛇护冢，不果。郡以事异闻于朝，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勒石江左。

    马家也未必有拯救祝英台的真心！事发后，马家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官府，要求打开棺椁找回媳妇，因为墓中有巨蛇守护，无果而终。会稽郡因为事情太过奇异而上奏朝廷，此时的东晋丞相谢安向上请示将此墓封为“义妇冢”，并刻石碑立在钱塘江某段的左岸。

    何为“义”？孔子不言义。哪怕是汉代的方家将“义”整合进了“五常之理”（仁义理智信），但“义”对于原初的儒家而言是一个外来思想。阿富汗曾出土公元前4世纪阿育王时期的许多佛教碑铭，上有大量经文阐释“义”。简单地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善事、肯牺牲的精神称之为“义”。而孔子修行的准则是，君子待人以“仁”。祝英台被封为“义妇”，表明祝英台作出了牺牲，这不是传统儒家的规范要求而带有异域传来的佛教法印。此外，当时的人们也根本没有顾及祝英台是否自愿牺牲，就把她当作羔羊送上了祭台。男神能够心安理得地享用这顿美餐吗？

    至安帝丁酉秋，孙恩寇会稽，及鄮，妖党弃碑于江，太尉刘裕讨之，神乃梦裕以助。夜果烽燧荧煌，兵甲隐见，贼遁入海，裕嘉，奏闻，帝以神助显雄，褒封义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庙焉。

    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秋，本土的五斗米道头目孙恩侵犯会稽，他们一到鄮县，当地同党就将朝廷所立“义妇冢”石碑丢到江中。起义者为什麽要毁坏石碑？这不是简单破坏文物的行为，而是一个内涵魔幻的举动。因为古人认为那样的石碑形同一个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法坛，而本土道教与佛教不相容，所以有法力的石碑很碍事，必须先行“破防”。接着，当东晋太尉刘裕率兵前来讨伐时，梁山伯托梦给刘裕，给予神助。果然，到了夜晚烽燧的火光一片辉煌，天兵神甲隐约可见，贼人被打得落花流水，并逃遁到海上去了。（据史载，孙恩兵败被杀，他的手下卢循跑到福建周旋了七八年。）

    又据前线报道，鄞县令之事（可能指有了老婆的事）感动了前线将士，冥冥中在战场上显灵，助刘裕大获全胜，巩固了安定局面。晋安帝司马德宗以梁山伯相助而显神迹，于是褒奖封他为“义忠神圣王”，并诏令有关部门予以立庙纪念。

    这里的“义忠”与后来的“精忠”一脉相承，祭祀梁山伯的神社与后世东亚地区其他的神社也是一脉相承。此之谓，五星利东方，精魂祐神州。

    越有梁王祠，西屿有前后二黄裾会稽庙。民间凡旱涝，疫疬，商旅不测，祷之辄应。

    古越国有梁王祠，西屿之地还有前后两个黄裾会稽庙。民间凡是遇上旱涝灾害或瘟疫急性传染病，商贾在旅途中遭遇不测，只要祈祷，常有应验。

    宋大观元年（1107）季春，诏集《九域图志》及《十道四蕃志》，事实可考。夫记者，纪也，以纪其不朽云尔。为之词曰：生同师道，人正其伦，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于国，膏泽于民。谥文谥忠，以祀以禋，名辉不朽，日新又新。

    大宋也是一个特推崇神道的王朝。北宋大观元年（1107）六月，徽宗赵佶下诏编集《九域图志》及《十道四蕃志》，证明此事有据可考。记载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以纪念传承其永垂不朽。官方郑重地为他撰辞：“生前一同尊守师道，坚守人生正确伦理。死后则同葬墓穴，天作地合其美满婚姻。神祗有功于国家，也有恩惠于人民。谥为文和忠，以祭祀或以诚心，声名光辉，永垂不朽，日新月异，生生不息。”

    这种纪念或许也是在强调，有功之臣不可令其绝后的传统封建思想。对世人来说，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

    以上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在公元12世纪留下的文字材料，应该说比较接近“史实”。可以说，在整个晋代，梁祝神奇故事对晋穆帝司马聃到晋孝武帝司马曜五朝天子的有序继承与平安更替，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故而影响巨大而深远。这大概就是本来是轮不到当天子却意外被扶上位的宋徽宗特别看中的点，所以才不惜把梁祝的神迹故事挖掘和整理出来。

    那么，梁祝“化蝶”又是因何而起，起于何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