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排片率低是很正常的，它本就不是以商业发行为主要目的的影片类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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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在影视院线排片率低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纪录片本身就不是以商业发行为主要目的的影片类型。

纪录片最初的作用其实是用来拍新闻的，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电视，电影产业刚刚起步，新闻工作者意识到以视频为载体进行新闻传播的重要价值，因此开始拍摄时事和社会，然后制作成单纯记录现实的电影作品，这就是纪录片最初的作用，既：电影形式的视频新闻。

而纪录片的前身是新闻片，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老的视频资料，比如北洋时期中国社会、一战，莱特兄弟开飞机等等，这些都是新闻片，这充分说明了纪录片的最初拍摄意图——视频新闻。

由于电影诞生于无线电时代，它在传播时事的时效性上赶不上无线电，甚至赶不上报纸，因此拍摄时事的价值不大，纪录片便转而在新闻本身的深度上下功夫，纪录片之父，美国导演弗拉哈迪拍摄的世界上第一部正式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讲的就在是当时除了学界外少有人知的爱斯基摩人的故事，爱斯基摩人这么一个小型民族为大众所知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这部纪录片所赐。

纪录片一般来说分两类，要么深度剖析，要么基于时事搞宣传。

大众新闻传媒向来是政治的一部分，苏联刚建立那会就特别重视拍纪录片搞宣传，当时列宁让苏联导演维托夫拍了23集的纪录片，讲苏联建设和国内革命，这些纪录片被统一命名为《电影真理报》，《真理报》是苏共党报，可见这些纪录片完全服务于政治。

还有美国为了宣传美国梦拍的移民宣传片《瑞典人在美国》，讲了北欧人run美国的事情，鼓励欧洲人多多run美国，拍的时候是1943年，欧洲已经打成一滩烂泥了，还有著名的《阿波罗11号》，讲了登月的事情，现在很多登月的场景都是从这部片子里剪出来的，当然还有美国人给阿富汗战争洗地的《911，走进总统作战室》。

纪录片搞宣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三女导演，莱尼·里芬施塔尔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一个是记录纳粹党纽伦堡大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一个是讲1936年奥运会的《奥林匹亚》，德三作为一个无线电时代的国家，算是把纪录片配合无线电这种宣传套路给玩明白了。

纪录片和商业属性天然八字不合，在好莱坞商业片刚刚兴起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大批导演开始抵制电影的商业化趋势，当时英国的帝国市场委员会电影部部长约翰·格里尔逊就倡导了一场电影的社会运动，他主张电影应该具有社会价值而不是追求利润，他认为电影是一个宣传平台，而纪录片作为最具有宣传性质的电影类型，被他大力推动，他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漂网渔船》就是宣传英国食品供应政策的纪录片。

也正是从他开始，纪录片和商业化就此分道扬镳，因此纪录片的低商业性其实是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不是题材问题，而是这个门类天然就缺乏商业性。

1935年英国帝国市场委员会的电影部转隶邮政局之后，在转隶仪式上，约翰·格里尔逊开宗明义的点明了纪录片的政治使命——协调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显然和商业无关。

抨击院线唯利是图也没有意义，因为院线本来就是为商业电影打造的分销渠道，从电影院门口卖爆米花和可乐的柜台就该看出来这一点，抨击院线唯利是图就像抨击商人爱赚钱一样，这没有意义，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商人不赚钱那就不是商人了，你跑银行去指责银行不做慈善，这不叫急公好义，这叫吃错了药。

一切形势转骂资本实际上是话语贫乏，思想空洞的表现。

纪录片真正的归宿其实是互联网和电视机，因为这才是进行新闻深度剖析的平台，也是最能满足纪录片宣传需要的平台，电视台和视频网站购买播放权才是纪录片真正的收益方式。

社会的每个部分都有其专属职能，跨职能是情分，不跨职能是本分，纪录片应该到它该去的地方，商业电影也一样。

当然商业电影也是可以用来搞宣传的，商业电影搞宣传的重点在于要把神剧拍好，中国影视界的问题不在于拍神剧，而是神剧拍的不好看。

比如《拯救大兵瑞恩》《风语者》《第一滴血》《狂怒》《灰猎犬》《决战中途岛》，细究下来这都是神剧，狂怒里德军预设阵地反坦克炮夕阳红炮法，灰猎犬里潜艇主动挑战驱逐舰，中途岛里日军防空火力形同拥有VT引信。

但它就是好看啊。

还有《美国队长》这种玄幻剧，民国时期的初代美国队长翻译为《无敌大侦探》，剧情狗血无比，但不影响人家是优质主旋律宣传。

把神剧搞的好看了，才是商业院线该干的事。

纪录片应该专注于提高品质。然后在电视机和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追求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