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词研究之受传者身份对“世俗化”词风的偏好_风闻

受传者又称“传播对象”、“受众”或“受者”，是传播内容的接受一方，也是传播环节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可以是听众、观众和读者等个人或群体。受传者在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他们的知识水平、自身特点直接影响了传播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受传者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对象，他们也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有选择地对传播讯息进行主观地编码，从而更符合自身审美需求或情感需要。

受传者发挥着重要的反馈作用，他们接受到的信息后，会将作用结果再次传递返回到传播者一方，从而实现与传播者交流信息的目的，这时受、传双方就处于一个双向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在接收到反馈之后，也会参考接受对象的建议，或依据其特点进行传播模式的再次修改，以让受传对象能够最大程度地接收信息，在这个反复循环的过程里实现信息传播的目的。在本文中，群体最庞大的受传者主要包括歌妓和市民等，受众通过决定“看什么”，来倒推歌妓“唱什么”，并最终影响词人“写什么”和“怎么写”。

（一）歌妓歌唱的要求

“歌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不只是把宋词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制约、身份的限定等因素都对宋词的传播产生影响，其独特的生物特征和符号特征也带来了宋词传播的思想、情感、社会、内容等的偏向。”唐宋时代，歌妓卖艺具有商业化的意味，通过唱曲获得收入，能够改善生存环境，此时名家名词能为歌妓提高身价起到重要作用，词人创作的一些专为应歌的词，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柳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给之”。关于歌唱的审美标准：“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声出于莺吭燕舌之间。”[6]这表明了宋词以婉约为主的特征，故而为了达到客人的要求，也是寻求自身利益，歌妓会主动寻求易于演唱、符合客人欣赏需求的词曲。

柳永作为当时在作词上颇有成就，且常年混迹于秦楼楚馆，他也是歌妓求词的绝佳对象，这使得柳永在创作时，必须考虑到歌妓歌唱的特殊需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柳词的曲调偏向艳情柔绵，清丽婉约的词曲更符合歌妓轻音曼声的演唱。柳永常用“《看花回》、《玉山枕》、《柳腰轻》、《佳人醉》、《阳台路》、《红窗迥》、《剔银灯》之类靡靡之音,而这类‘靡靡’艳歌，正适宜于秦楼楚馆、酒筵舞席的演唱环境和朱唇皓齿、轻音慢声的歌妓女音。”这样的词调能充分发挥歌妓婉媚撩人的特点，可谓针对歌妓的量身定制。

其次，柳永讲究词的合声，能巧妙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词调来进行词曲的创作，使得词作音律和谐，悦耳动人。“根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柳永212首词用调135种，张先165首词95调，晏殊139首词38调，欧阳修212首词52调，苏轼351首词76调。”丰富多样的词调可以适应不同场合的演唱要求，可以让歌妓更自由地发挥演唱才能，不断拓展传播范围。

最后是柳词内容的描写符合歌妓的生活，还将一些俚语俗词纳入其中，便于歌妓之间进行练习演唱。柳词描写歌妓“风柳腰身”、“盈盈泪眼”、“敛翠啼红”、“歌喉清丽”、“修眉敛黛”、“雅态轻盈”、“香靥深深”等记录了歌妓的生活，塑造她们的形貌，说出她们的喜乐和苦难，这也使得柳永于歌妓之间的关系无比亲密。柳永词中毫不掩饰地追求世俗欢乐，享受自由散漫，直白简单，也符合歌妓本身的知识结构，适应了歌妓所在的市民这个社会阶层的审美情趣，也造就了柳词通俗、易于传唱的风格。

（二）市民阶层的审美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他们成为听曲赏词的重要受众。但是当时的大多数文人词并不符合市民阶层的欣赏习惯，高深和含蓄的表达无法让普通百姓产生共鸣，曲高和寡。柳永屡试不第，他深入市井，融入到市民的生活圈中，此时他要自己的词作获得市民的认可，就必须做出调整，满足市民阶级的审美需求。

柳永再词中融进俚语俗词，让广大的底层人民也能理解传唱。《昼夜乐》“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生动形象地写出来一位普通市井父女悔恨和思念的状态，俏皮生动。又如《鹤冲天》“闲窗漏永，月冷霜花堕。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追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 “则个”、“也”、“么”等口语的运用，易于欣赏，这也是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