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游戏：《都铎王朝》中的教权与王权之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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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八世时代的都铎王朝，既是近代英国的开端，也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分水岭。

　　文丨刘戎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玖》

　　英国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国王亨利八世，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和大众媒体的话题人物。人们最常谈论的是他一生中的六次婚姻，以及婚姻与英国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亨利八世的婚姻为何牵扯英国国家宗教信仰的变革？天主教的教皇又为何不同意亨利八世的婚姻？亨利八世为何铁了心的一定要离婚、结婚、又离婚？这些问题在本文中会一一道来。此外，亨利八世还是英国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国王，正是在他的统治下，英国从中世纪慢慢步入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大门。

　　亨利八世

　　正是亨利八世个人生活的话题性，以及其所处时代的重要性，一直吸引着剧作家的注意。以他为题材创作出大量的影视作品，其中较为中国观众中所知的，要数2007年美国Showtime电视台播出的一档38集电视连续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该剧将视角聚焦于亨利八世从青年到晚年的爱情、婚姻和宫廷政治生活，热播一时。这部剧的大脉络也基本符合史实，从剧情的诸多方面，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英国历史独特而崭新的脉动。

　　从传统走向现代国家的英国

　　自中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的国王、封建贵族与教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封建国家权力构架。但后二者与国王之间既有互相合作的一面，也有彼此对抗的一面，国王的权力因此被制约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然而到了都铎王朝（1485-1603年），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教会这两大阶层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王权却在不断扩张，旧的政治均势格局再也无以为继。

　　天主教会遭遇的是信任危机，这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普遍现象。教会神职人员普遍存在聚敛财富、广占土地、在政府中兼职、任人唯亲和男女非法同居问题，却对他们的本职工作——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毫不关心。而这些人偏偏众多，构成了一个不事生产的特权阶层，因此很难不招公众的反感。自文艺复兴以来，民间大量流传着《十日谈》式的神职人员劣迹的故事。就连亨利八世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通信中也承认：“如果马丁·路德不要求推翻教皇，而只是要革除教会积弊的话，我们都会赞同他。”

　　第一季剧集的核心人物，手握重权的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全面具体的体现了教会当时的一切弊端。剧中，沃尔西权倾朝野、富可敌国，有上千名仆人服侍，他的汉普顿宫之富丽堂皇胜过王宫。他大兴土木，在牛津大学建立了一座空前宏伟的红衣主教学院（后更名为基督教会学院），这在文化上是一项功绩，但他为此花费的巨款却让当时很多人震惊。亨利八世参观过后不满的说：“你能筹集这么多钱来建你的学院，却没钱来供我打完战争，真是奇哉怪也！” 

　　剧中的沃尔西红衣主教

　　历史上的沃尔西红衣主教肖像画

　　历史上，沃尔西自1515年起管理着英国教会和政府，实际统治英国长达14年之久。他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位典型的世俗派宗教领袖：在治国理政和外交斡旋上，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也是个杰出的鉴赏家、赞助人和保护人。但对自己本应该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仅仅给予形式上的关注，基督的诫命根本无法阻止他寡廉鲜耻的追名逐利、滥用职权。他把教会和政府的肥缺分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他的一个私生子还未成年，就兼任了11个教职，享受着这些职务的俸禄。

　　总之，教士群体普遍尸位素餐、腐败堕落，他们与文艺复兴以来各个社会阶层蒸蒸日上的精神追求越来越格格不入。

　　贵族的危机则是后继无人，因为都铎王朝是建立在三十年“玫瑰战争”的废墟之上。残酷的内战导致传统贵族世家和地方实力派几乎损失殆尽，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时，英国贵族数量只有42位，跌至历史最低点，根本不足以承担起参谋国政，拱卫王权的使命。因此，国王不得不大量提拔新人进入“蓝血阶级”行列。例如剧中的男二号，被亨利八世封为萨福克公爵的发小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Duke of Suffolk），只是亨利七世御前一名旗手的小儿子；受封南安普敦伯爵的托马斯·赖奥斯利（Thomas Wriothesley，Earl of Southampton）是一个纹章官的儿子；威尔特郡伯爵、赫特福德伯爵等因为和国王的姻亲关系而一步登天，原本也只都是一介乡绅骑士。

　　《都铎王朝》电视剧中的查尔斯·布兰登

　　提拔新人贵族并不代表亨利八世想回到过去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文艺复兴以来，以科米纳的《回忆录》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代表，强调“只要目的为善，可以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和集权思想的新型统治哲学，这与中世纪“国家须为善政”、“仁德政府”的政治伦理观截然不同；社会上，随着海外贸易和“圈地运动”的发展，以城市工商业者和农村乡绅农场主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开始崛起。因此，国王开始抛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秩序，与新兴阶层结盟，走上加强集权的绝对主义之路。

　　一方面，亨利八世延续其父的法律政策，取缔封建主雇用家臣私兵和拥有私人武装的权力，同时严厉打击对王权构成威胁、或违逆王命的传统贵族和教会势力。电视剧第二季中阴谋篡位被亨利八世斩首的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就是这一政策的牺牲品。历史上，白金汉公爵的叛逆罪行并无确凿证据，但他作为身负王室血统的头号大贵族，又是国王宠臣沃尔西的政敌，已经足以引起国王的猜忌，并除之而后快了。据传说，亨利八世统治期间，他一共处决了72000人，这一数字显然有些夸张，但据可查的记录，至少包括二十位贵族、四位高级官员、六名近侍、一位红衣主教和众多的修道院住持。

　　剧中的白金汉公爵

　　历史上的白金汉公爵肖像画

　　另一方面，国王大力提拔市井之辈出任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僚。担任大法官的沃尔西红衣主教的父亲是伊普斯维奇市的一个屠夫，曾因出售臭肉受罚而被记入该市的档案中；沃尔西的继任者托马斯·克伦威尔出身于酒商家庭，不过是个小小的律师和书记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神学院讲师：国王任命、提拔和奖赏政府官员时主要依据的是个人能力和忠诚程度，而不管其出身和政治背景，官职任命也被当成进行政治控制和加强王权的武器。

　　宗教改革前后，沃尔西和克伦威尔主政期间，英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集权趋势尤为明显。在剧中，沃尔西屡次亲自审案的星室法庭就是他的一大政绩。这个法庭本来是一个内廷部门，由枢密院的若干成员组成，审理与王室直接有关的案件。沃尔西扩大了它的裁判权，将有关伪证罪和诽谤罪等的诉讼，从教会法庭转移到星室法庭，通过它惩治各种骚动和暴乱，特别是对叛逆贵族实行审判。星室法庭可以秘密逮捕、刑讯逼供，不需要陪审团就可以直审即决。如此强大的权力使星室法庭成为英国司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君主专制的便利工具。

　　星室法庭，因设置在威斯敏斯特宫内一间天花板上画满星状图案的大厅而得名

　　克伦威尔在剧中的“政绩”是主持解散英国的修道院，这也是贯穿第三季剧情始终的重要背景之一。在简·西摩尔当上王后的1536年，亨利八世的财政破产了。为了充实国库，安抚、贿赂世俗贵族和乡绅支持宗教改革，亨利八世授意克伦威尔成立税收增收委员会，清算并解散了英国大部分修道院，将它们的地产没收、拍卖。这个运动受到了有产阶级的普遍欢迎，无论是豪门显贵、富商巨贾，还是市民和乡绅，都以优惠的价格得到了富庶的土地。解散修道院一方面大大充实了亨利八世的国库，另一方面也巩固和加强了新兴阶层的经济实力，并且为英国消除了最后一个潜在的威胁王权的堡垒。

　　不过，解散修道院也有着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剧集第三季中，让亨利八世气恼不已，不惜背信弃义，大开杀戒的“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起义，就是在圈地运动中不断贫困化、又失去传统精神慰藉和教会慈善救济的下层民众的绝望反抗。解散修道院还伴随着中世纪百年历史的哥特建筑被毁坏、价值不菲的贵金属器皿被熔化、珍宝被变卖、图书馆被洗劫，是英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这些宗教改革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托马斯·莫尔就曾（Thomas More）通过其名著《乌托邦》，向他同时代的人提出过警告，不过他生前来不及看到自己的预言实现。

　　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

　　以婚姻为借口，与旧教分道扬镳

　　在内政方面大刀阔斧，知人善任的亨利八世在婚姻上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1501年，都铎王朝的开国之君亨利七世为了维护与西班牙的外交关系，让长子亚瑟迎娶了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不料两人婚后几个月，亚瑟王子就因病去世。亨利七世不想放弃两国联姻，于是便做主让凯瑟琳和当时年仅12岁的亨利八世订了婚。

　　年轻的亨利八世

　　阿拉贡的凯瑟琳

　　显然这是又一桩当时欧洲王室常见的政治婚姻。但在日后的相处中，热情年少的亨利八世非常喜欢大他六岁的凯瑟琳。7年之后父亲去世，他就与凯瑟琳完婚并一起加冕。当然，指望生性风流的亨利八世从一而终是不现实的，虽然他一直不缺情妇，但他和王后早年的婚姻生活还是相当美满的，这在剧中也表现得很明显。故事一开始，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王后已经育有一女，彼此感情很融洽，王后虽韶华渐逝，但气质高贵大方，在各种政治外交场合都能表现出母仪天下的强大气场。

　　让亨利八世耿耿于怀的，是他和凯瑟琳所生的六个孩子，除了玛丽公主全部早夭。虽然英国王位并不排斥女性，但上一任女性统治者还要追溯到400年前，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虽然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贵族却普遍拥护她的表弟斯蒂芬。二人争位给英国带来近30年的内战，并终结了诺曼王朝。这显然不是亨利八世期待的未来。

　　剧集第一季，凯瑟琳已年逾40，逐渐没有了生育的可能。亨利八世移情别恋，爱上了王后的侍女，年轻漂亮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宫廷中的野心家们针对国王求子心切的心理，不断投其所好，煽风点火。亨利八世逐渐不满足于婚外情，而是想到了离婚再娶的政治意义，这可以生下合法的男性继承人。英国的宗教改革便是以此事为起点。

　　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都铎王朝》剧照）

　　传统上，在西欧各国中，英国一直与罗马教廷保持着最友好的外交关系。如剧中所提到，1521年，亨利八世还曾亲自撰写了一篇名为《七圣事辩护（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ium）》的神学论文，反对欧洲大陆上正如火如荼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坚持正统天主教信仰。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甚为感谢，赠送给他基督教君主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金玫瑰，并授予他“信仰捍卫者”的称号（这个头衔在宗教改革后仍然被英国君主保留至今）。

　　亨利八世（左）与利奥十世（中）

　　因此，为了报答英国王室和亨利八世对教会的忠诚，罗马方面本该很乐意满足他的离婚要求，但此事出现了两个障碍：

　　其一，亨利八世与凯瑟琳当初结婚就是教皇特批，续娶寡嫂本就与教会法不合，只是当时教皇特别恩准，解除了凯瑟琳原先与亚瑟的婚姻关系，他的婚姻才得以合法化。因此，此时亨利八世再谋求解除与凯瑟琳的婚姻，就意味着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要否定前任的判决。

　　其二，凯瑟琳皇后有着强大的娘家，她的外甥是彼时气焰正盛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Holy Roman Emperor），而且此时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也不利于解除这桩婚姻。1527年，教皇与法国的结盟，激怒了正与法国争霸的查理五世。就在亨利八世要求离婚的时候，查理五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俘虏了教皇。查理五世为了捍卫家族理念和王朝尊严，绝然不许亨利八世离婚。

　　英国当时的二把手，大法官沃尔西红衣主教在与教廷的谈判中，一直无法实现亨利八世的离婚要求，让他饱受政敌攻击和君主的愤怒，最终失宠倒台。罗马教廷批准离婚没了希望，安妮·博林的怀孕又让亨利八世焦急万分，国王最终下定决心，与罗马分道扬镳。在教俗两界，亨利八世启用了一批以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nwell）和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等为代表，深受马丁·路德思想影响的宗教改革派，同时高调宣布与安妮·博林结婚。

　　剧中的安妮·博林

　　历史上的安妮·博林肖像画

　　在国王的授意下，克伦威尔推动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统称“至尊法案”的立法。宣布英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英国国王在教俗两界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英国的教俗事务完全由国王决断，无须教会和教皇等的首肯，每个英国人都必须宣誓承认这一点，否则就犯了叛国罪。就这样，通过宗教改革立法，英国君主权力急剧膨胀，迎来了英国近代绝对主义的高峰。而另一方面，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也初步形成了。

　　和亨利八世的前妻一样，安妮·博林在生下伊丽莎白公主之后多次流产，最终也没有为亨利八世生下王子，导致两人的关系迅速冷却。剧中没有将安妮最终的悲剧结局诉诸于野史，而是采用了较为符合历史的处理：结婚后的安妮表现得刻薄、尖锐，令亨利八世越发厌恶。克伦威尔一派为了扳倒藉由安妮·博林而掌权的博林家族，利用国王这一心理，处心积虑加以构陷，指控安妮犯下通奸、乱伦、叛国、施巫术等严重罪行，最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于1536年将安妮斩首。

　　历史又一次重演，亨利八世再次喜欢上了妻子的侍女——安妮的侍女简·西摩尔（Jane Seymour），也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这次婚姻终于为他带来了期盼已久的男孩——爱德华王子。但1537年简·西摩尔生产后突发产褥热去世，这次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

　　亨利八世（中）、简·西摩尔（右）与他们的孩子爱德华王子（左）

　　第四次的对象是神圣罗马帝国克莱沃公国公主安妮（Anne of Cleves），这是一次由克伦威尔策划的新教国家政治联姻，但却因为亨利八世与克莱沃的安妮“见光死”而流产：公主的相貌与国王此前看到的美丽肖像差距太大，亨利八世大失所望。权臣克伦威尔也因办事不力和政敌的大肆攻击而倒台，被国王斩首。

　　1540年，亨利八世迎娶的第五任妻子名叫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是安妮·博林的表妹。但仅仅三年，她也和表姐一样，因为通奸被国王砍了头，只是这一次确有历史记载，事实可能确如剧中所演，并非政敌的栽赃陷害。

　　第六次婚姻时亨利八世已经年迈，而王后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也是有过两次婚姻的寡妇，两人像朋友多过情人。晚年的亨利八世，肥胖严重、疾病缠身、多疑易怒，只有凯瑟琳·帕尔的悉心照顾给了他些许慰藉，让他在1546年平静的离开人世。

　　中年后不断发胖的亨利八世

　　从亨利八世的婚姻故事中，我们能看出，英国的宗教改革之路与他国大不相同。在欧洲大陆，教义分歧引发自下而上的动乱，并伴随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而英国脱离罗马是自上而下，由政府领导的，完全出于君主的一己之私，与教义信仰关系不大。然而，欧洲宗教改革的某些共通因素，在英国并非就不存在。如果剥离教义因素，英国宗教改革的性质也和欧洲大陆一样，都是君主加强中央集权，新兴社会阶层打破旧有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和政治权利垄断的社会运动。在剧中，这些历史都或明或暗的得到了体现。

　　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与朋友的爱恨情仇

　　剧中，较之亨利八与诸多女性的爱欲纠葛，他和托马斯·莫尔（ St. Thomas More ）从亲密无间的伙伴，到势难两立的政敌的转变，更令人唏嘘感叹。编剧的这一情节安排有着详实的历史记载做支撑，原本被亨利八世当作良师益友，却因为坚持天主教信仰而死于非命的莫尔也成为该剧最打动人的角色之一。

　　剧中的托马斯·莫尔

　　历史上的托马斯·莫尔肖像画

　　托马斯·莫尔出身于伦敦市民家庭，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林肯律师学院学习古典文化和法律。长期从事法律工作让他接触了大量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在社会转型中所遭受的苦难。正如剧中所演，亨利八世非常钦佩莫尔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不断加以提拔。除了公务以外，两人还经常讨论天文、几何和神学，有时亨利八世甚至会在夜里把莫尔拉起来，一起到宫殿屋顶上去观星。但莫尔始终对亨利八世与自己的交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对自己的女婿说：“我对此（与国王的亲密关系）没有理由感到骄傲。如果我的脑袋能为他在法国赢得一座城堡，它肯定会被砍掉的。”他的结局证实了自己的预言。

　　在克伦威尔的宗教改革开始之后，如剧中所演，虔诚的天主教徒托马斯·莫尔被克伦威尔、克兰默等改革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亨利八世对莫尔反对自己离婚、不愿服从“至尊法案”、宣誓承认国王为教会最高领袖也恼羞成怒，最终将他以叛国罪处斩。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说过，“新生事物在诞生之初，最激烈对抗的，就是曾经孕育它的母体。”这一论断在托马斯·莫尔的悲剧里，在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的血腥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它也证明，在英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的温良恭俭、有节制的中庸之道，最终是无法实现的。

　　托马斯·莫尔被判处死刑后与女儿会面的场景

　　莫尔的死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中最著名的悲剧，也标志着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文主义者的治世理想最终破灭。

　　英国宗教改革虽然开了头，但亨利八世到死都认为自己信仰的只是没有教皇的天主教，他解散修道院、强迫僧尼还俗、掠夺教产只是由于财政需要，因为他们违反了“至尊法案”。这种自欺欺人的荒唐态度导致众多热心于教义改革的新教徒和拒绝妥协的天主教徒，或人头落地，或上火刑架。但天主教会的旧有秩序、制度和机构毕竟已经瓦解，人们的改革热情已经被激发了出来。亨利八世之后，经过玛丽女王的短暂反动，英国的宗教改革将会在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时代迎来高潮。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亨利八世时代的都铎王朝，既是近代英国的开端，也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分水岭。中世纪的精神遗产盛极而衰，宗教改革、民族国家认同、商业扩张、王国政治整合，这些都使人们感到英国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一个个历史悲喜剧背后，是教俗封建地产的大量易手和新兴市场、阶级的形成，预示着社会更大、更深远的变化。正是在这缤纷多彩的时代，近代英国就此诞生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