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跃飞|“九•一八”国耻的要害在于投降主义_风闻

“九·一八”国耻的要害在于投降主义

——写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九十周年之际

再过几天就是“9·18”了，年年“9·18”，今又“9·18”。 “9·18”是日本帝国主义刻在中华民族心头的一块难以平复的巨大伤疤，因此，国人是把“9·18”作为“国耻日”来铭记的，提醒每个中国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由此就带来一个必须要回答清楚的原则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9·18”是国耻？耻在哪里？是耻在被侵略吗？是耻在失败吗？笔者认为，主要不是这些，根本的是耻在不抵抗，耻在投降，耻在当今还严重存在的“和平友好”口号掩盖下的投降主义倾向。

一、诡异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口是东北军所为，于是乘机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当时关东军在我东北的总兵力是12000人，参与事变的仅300余人；当时驻扎在沈阳北大营和东大营东北军的兵力是12000余人，在东北的总兵力是20万人，武器装备与关东军不相上下。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曾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遵照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命令东北军不得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于是东北军全部撤出了沈阳城，日本关东军在第二天就占领了沈阳城。不到一周的时间，关东军就占领了长春、四平、营口、鞍山、抚顺等大城市。不到半年，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就占领了东三省，随后，日本扶植溥仪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这就是史称的“九·一八事变”。至此，不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人可能对“九·一八事变”感到有些诡异，那就是，一般国家间的侵略战争都首先发生在边界地带，而“九· 一八事变”却发生在内地的中心城市沈阳，看来日本关东军早就侵入中国东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简单地说，“九· 一八事变”的背景是这样的：

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有“中国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条款。这引起了沙俄的强烈不满（早已垂涎辽东半岛）。沙俄联合德、法两国强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条件是由清政府付出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以换取日本吐出这一份赃物，这就是史上的“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估计自己无力对抗俄、德、法三国，只好咽下了这口气，接受了三国的要求。     一九0四年一月，日本对俄不宣而战。这场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我国东北领土而进行的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结果沙俄战败。日本从俄国手里夺取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从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经营权。随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开放铁岭、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十六个城市，作为日本侨民通商和居住的地方。日本还攫取了从丹东到沈阳的“安奉铁路”直接经营权，以及鸭绿江右岸木材采伐权，等等。 至此，日本取代俄国，一跃成为我国东北的霸主，使其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基本得到实现。     日本把我国辽东半岛改称为“关东州”， 在旅顺设立了一个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作为它侵吞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据点。一九0六年末，日本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在大连设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驻扎日军两个师团赖在东北不走，并于一九一九年正式命名为“关东军”。“关东都督府”是阴谋策划蚕食中国的老巢，而“满铁”（经济侵略）和关东军（军事侵略）则是日本推行其吞并东北、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两个得力工具。这就是“九·一八事变”诡异发生的秘密。说清楚“九·一八事变”来龙去脉的目的在于，彻底揭露中国各统治势力的极端腐朽性与反动性。从《马关条约》签订，到“九· 一八事变”，这期间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经“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被推翻，短暂的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仅三个月时间），袁世凯篡权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透过“九·一八事变”，上述各路政权的腐朽性、依附性和买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清王朝末期，其对于各个列强奉行的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即只要列强保住我大清江山，要啥给啥。北洋军阀各自都有自己依附的列强，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蒋介石更是依靠英美和日本的势力取得政权的，他当然不会对自己的主子开枪抵抗了。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论是腐朽的清王朝，还是各路北洋军阀政府，或是蒋介石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府，其基本特征都是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以谋得其政权的延续，对内压迫民众和镇压革命力量，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反动腐朽的卖国政权！这种依附性和反动性是近代中国一切历史问题的总根源。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九·一八事变”，乃至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历史原因就在这里，看似诡异，实则必然。

二、“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对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觉醒，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与进程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遭到外敌的大规模入侵与占领，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自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华历史，直到“9·18”，尽管期间经历了二十余个大小朝代的更迭，但基本都是国内的农民起义，间或有宫廷内乱等导致的政权易主，即便是外族入侵，也是国内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推翻了汉族的统治，而从未有中华以外的哪个国家入侵并统治我国。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地区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开启了外国、外族入境并殖民统治我中华民族恶劣的先例，使我堂堂华夏民族、泱泱中华大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第二，这一事变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由过去的一盘散沙，开始走向空前的团结一致。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客观地说，在此之前，中国人的意识中更注重的是本民族的存在，各民族之间虽有交往，但是，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影响，总是怀有各样戒心的。“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全部撤出了东北，但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是异常高涨的，特别是东北各族民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御外侮。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旗帜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逐渐形成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

第三，在外敌入侵面前，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势力得到了历史的筛选，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乃至全面抗战的中流砥柱。与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国内其他政治势力追随国民党寄希望于国联的调解软弱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9·19宣言”)，旗帜鲜明地号召 “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 ”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做出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 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了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这些宣言书深刻揭露了日本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的野心，批判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此后，以东北为中心，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苦苦支撑了14年，直到抗战胜利。抗战的历史表明，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紧要关头，只有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率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奋起反抗，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成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共产党给全国人民树立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因此，抗战胜利后，我党很快就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经过辽沈、平津、淮海和渡江四大战役，秋风扫落叶般地消灭了国民党800万军队，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与抗战期间我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信赖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四，“九·一八事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民意基础。在“九·一八事变”前，我国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严重缺乏现代国家意识，头脑中还处在臣民的状态，搞不清不同性质国家的原则区别。“9·18”后，日寇的烧杀抢夺，大肆地掠夺资源，奴役和屠杀无辜百姓，使得东北人民和其他地区的民众开始尝到了“国破家亡”的亡国奴滋味，逐渐懂得了没有国就没有家，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有效地保护民众的道理。因此，抗战期间和胜利后，我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使得集“独裁、内战、卖国”为一体的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被人民所抛弃而灰飞烟灭了,到1949年10 月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勿忘“九·一八”，我们究竟要牢记什么？

日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中对我危害最重、侮辱最深的国家。它中断了我国近代以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侵吞和摧毁了初步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屠杀、屈辱与压迫。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国家损失和血海深仇，世所罕见。中华民族是刻骨铭心，世代不能忘的。

第一，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二战”中遭到惨败，但战后几十年的事实表明，其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没有放弃。在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世界的过程中，日本属于后起之秀，但是其侵略性与破坏性却比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明治维新”开始崛起后，日本就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并图谋称霸世界的道路。从“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8月“二战”失败投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给中国和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而日本至今对其侵略扩张的罪行没有丝毫的悔意，其政要和右翼势力每年都要到“靖国神社”去拜鬼，呼唤亡灵，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我们常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们对日本务必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绝不能对其抱有任何的幻想。

第二，国际社会至今没有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二战”胜利后，除了少数战犯被依法处死外，包括战争元凶日本天皇在内的众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尤其在思想文化等意思形态方面更没有任何的触及，因此导致日本至今对包括中国在内深受其害的国家和民族没有真诚的悔罪；将本不属于它的琉球群岛据为己有，霸占至今；其国内崇尚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日益嚣张，多次企图修改其“和平宪法”，以达到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目的。日本之所以如此桀骜不驯，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对其豢养、纵容的结果。现在，日本已经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一只恶犬，时常对我露齿狂吠。对于日本这样的走狗，除了给予必要的惩戒，别无他法。

第三，我们俗称的“小日本”，其实并不小，绝不能对其掉以轻心。据统计，日本的陆地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排在第62位，比德国和英国都大；人口为1.26亿，在世界上排在第11位；经济总量是公认的世界第三；日本的科技和工业实力长期位居世界前列；日本的军事实力：据瑞士信贷集团和国际军火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2019最新全球军事实力排名》披露：与往年比，排名变化不大，但意大利退出了前10名，德国的排名也在往后掉，日本的排名逐年往前移，已经位居第七。可见，当今的日本在世界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和强国，我们务必对其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识，否则，可能要吃大亏。

第四，“九· 一八事变”，乃至整个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教训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投降主义。抗日战争之所以持续14年之久，打得如此艰苦，除了客观上我国的经济实力、工业和科技水平、武器装备等不如日本外，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内的投降主义的影响。首先是蒋介石开始的不抵抗主义和后来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可以说，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从未积极抗日过。开始的不抵抗就不说了，即便是“西安事变”，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也是消极抗日，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看到美国对日宣战了，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宣战后，他躲在西南的大后方，也没打几场像样的仗。其次，从军事上看，据统计，抗战八年国军与日军共进行了22次会战，其中只有不超过五次是主动出击的战役，其余都是消极应对日本进攻的防御战和阻击战。最后，国民党内的高官及国民党的军队大批地投敌叛变成为汉奸，形成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特别是汪精卫还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建立了伪军以帮助日本侵略自己的祖国。看看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抗战，抵御外侮的，最后居然取得了胜利，可想而知，这该是多么艰难的历史过程啊！可见，投降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是刻骨铭心的。即便在今天，投降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国内的一些公知打着反对“民粹主义”的旗号，主张所谓“从全人类的视角思考问题”，公然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否认“南京大屠杀”；体制内的个别官员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现实视而不见，痴迷于所谓的“和平友好”，做着有损于国格和民族尊严的事情；知识界、舆论界弥漫着“和平主义”的雾霾，腐蚀着、消弭着青年一代和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观念和情绪，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总之，从“甲午战争”到“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为害我国长达五十年，这在我中华数千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耻大辱，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笔者想借此机会奉劝日本当局和社会精英几句：祸害中华五十年，不要太得意。五十年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是短暂的瞬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切不要因此膨胀，迷失了自我。“明治维新”师夷之长技有进步意义，但是“脱亚入欧”，与列强为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为害世界则是误入歧途，可悲的是至今仍执迷不悟，不思悔改且甘当美帝国主义的鹰犬。当今时代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中华民族正阔步行走在伟大复兴的星辰大海之征途上，这对日本也是千载难逢的绝佳历史机遇，只要你们能够真正地汲取历史教训，诚心地洗心革面谢罪、悔罪，登高望远，尚有再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可能，否则，必将被时代与历史所抛弃，使国家和民族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勿谓言之不预也！

（作者为昆仑策特约评论员，写作于2021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