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面临哪三大困境？_风闻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的。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张暴露出许多根本性社会矛盾和问题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影响、破坏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时，有人就设想能否用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 这种理想中新的社会制度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

由于人与人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阶级立场与各自追求的利益也不尽相同，所以人人设想的新的社会制度也千差万别，这就难免出现了各色各样的所谓“社会主义”。从17世纪以来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定义据说已有300多种……直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先驱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之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再谈论社会主义时，就已经是特指“科学社会主义”了。

科学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实践及其信仰的批判和超越，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套基本指导原则。是否坚持和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成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在真正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标准。

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仍可以说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正需要努力克服的发展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最根本性的挑战或机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现实最大的发展困境概括起来有三个：

一、“福利国家”难以为继，福利社会举步维艰

福利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为解决工业社会内生性经济社会矛盾所采取的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治理的组合，包括国家法定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最重要的就是包括主要解决社会最广大的中、下层人群实施的养老（退休）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贫困救济等等；

现在看来非常麻烦的是，当初福利国家的一系列制度都是以人口或者说劳动人口的“人头”数为基准建立起来的，系类似一种“人头税”的筹资办法，其背后的理论假设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人口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增加，或者一段时间减少，一段时间增加，但肯定不至于会长年持续减少下去。如此一来，现在的劳动人口数量*单个劳动人口的额外的劳动贡献，则足以保障现已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的生活条件（尽管人类的预期寿命会有所增加，但一定是连续性增长，不会一下子增加很多，更不可能生命没有局限）。

但20世纪70、80年代后，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史无前例地、始料未及地、或早或晚地无不开始出现了社会人口老龄化，并且新增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逐步延长后进入劳动年龄的时间也一再推迟，时至今日，国家人口老龄化早已经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一个难以逆转的人口趋势，日本、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不少发达国家尤其严重。

这究竟是未来人类世界将要面对的一个普遍规律，还是它本身只是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特有社会属性，尚不可知。—— 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质疑或相关研究。毕竟，韩国、中国等后兴市场经济国家现在也已出现了老龄化现象，也还难说是否也将会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人口趋势。

人口老龄化，将对整个主权国家社会的组织结构、价值观、经济和文化、金融和军事、外交和国防……等产生持久深层次而又难以觉察到的巨大社会冲击、社会改造，甚至是颠覆整个世界的既有格局。最终究竟是福还是祸，地球太小，世界人口规模已经太大发展又太不平衡了，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里面暗含了一个科技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间的逻辑悖论。即，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并没能够完全造福于整个人类或至少是整个西方社会，倘若每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都能充分地转化为更高的社会生产力，那么即使劳动人口持续减少也很有可能可以保障整个国家人口生活所需。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呢？

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解释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蔓延，市场无限扩大后，供给与需求二者之间脱节的风险越来越大，即经济资源或者人造财富被浪费掉的风险越来越大，浪费太多，则供给消费的相对数量就不足了。

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倘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直秉持以“利润就是对资本的回报”，资本永远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不是将利润视为平抑未来经济风险的准备金，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但不能带来它所承诺的人类的自由与平等，还必然孕育着巨大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冲突激化恶化演变为暴力对抗风险的地步。

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至今难以破解的一大难题。如何从“福利国家”转向一个理想中的“福利社会”，从职场再回归到社区（现代社区而非传统社区）—— 由各个社会微观组织，而非政府切实承担起抵御未来经济风险导致的社会生存压力？

人类除了自然的属性外，最本质在其社会性。—— “经济人假设”从理论上已经终结了（参阅：《经济人的末日》德鲁克1939）。至今西方人仍在探讨，“工业人的未来在哪里”？

二、通货膨胀及政府支出居高不下造成长年巨额“财政-贸易双赤字”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可谓由来已久。

从19-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上看，通货膨胀的程度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有高有低（换言之，或可以时高时低），长时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足以削减掉一个国家大量中产阶层的财富积累，从而使其再次滑落到社会最下层，而社会基层也再次陷入生活贫困的境地。尽管高通胀也必然会损耗掉富豪阶层的一部分财富，但毕竟不像一部分中产阶层或社会基层那种更容易伤筋动骨，回天乏力。

一样麻烦的是出自政府财政的非生产性支出长年居高不下，导致债务赤字逐年累积，看不到尽头。中央政府效能及其政府公信力，政府公务人员在民众当中的存在感、职业价值或成就感越来越低。整个社会凝聚力不断下降，理性主义的绝对自由主义泛滥，各种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国家政治领导力日亏日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除了征税或举债发动战争、大肆印制钞票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以外，还能再有好的作为么？面对各种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大量国际难民或移民冲突，只是彻底反思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了。

三、劳动人口周期性大量长期失业、半失业，经济社会危机循环往复

就业不只是民生，还是社会稳定之本。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就业不只是谋生手段，还是劳动人口获得社会功能、社会身份的唯一途径。除非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自愿放弃了工作机会，那么劳动不仅是现代人的一种社会义务，还是一种社会权利。

但是，从目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治和社会政策措施看，这一点还非常难以做到。由科技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快速改变带来大量结构性失业导致社会动荡、社会认同严重分化、撕裂，更是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全。

20世界初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其时间间隔很短，但后者与前者相比，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属于前工业时代的战争较力，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已经属于典型工业时代的战争性质了。

（西班牙爆发内乱）

“二战”胜负的双方，根本上不在于武器装备的优劣，在于军事和政治。

“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若长期看一样也不会是恒定的。“二战”后新生的工业社会的内生性矛盾业已存在，如果长期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解决，那么工业时代的所谓民族国家，一样会面临着无法逃离的某种历史“周期律”，就像几千年封建时代大国文明的王朝代际更替一个样。

现代国家劳动人口非自愿性失业，根本上与农耕时代由于战乱频仍，导致大量农民家园破碎，势必陷入流离失所一个样。工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资本集聚与所需直接劳动锐减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社会主义教育未来的机遇有哪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是一种必然吗？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应对？或至少不让它达到可任意肆虐的程度。

如果考虑到近些年美国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零工经济”，那么美国的各种隐性失业与半失业，则远远超过了政府统计公报的水平。美国长期以自封为繁荣向上的“中产阶级社会”为荣耀，但越来越多从所谓“中产”跌落到了社会下层的人，尽管他们也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但长期的思维惯性和公共舆论氛围主义却又让他们很自信：“美国人做不到的，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做得到”。

三大难题，三大困境，就像压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头上的“三座大山”，都可以归结为造成国家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三大政治经济学因素。

然而十分确定的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工业社会之前的那个时代了，人类还是在向前进。既无所谓乐观，也无所谓悲观。

1960前一代的经济学家们除了一再重复“市场经济”的老问题，恐怕已经没有兴致（来不及？）思考面向未来的更有意思的诸多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