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弟周建人：另娶后携妻回八道湾，次子拔刀相向，致兄弟决裂_风闻

记者 李满

1937年4月1日，鲁迅同乡、好友许寿裳等拜访鲁瑞，他们告诉她：许广平将北上看望您。此时，鲁迅已经过世近一年了，他与许广平唯一的儿子周海婴也已经八岁了。

鲁瑞听到许广平将带孙子来看她的消息后，却感到为难，她随即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

“这事实在难，我虽然很想见你和海婴的，但我真怕使你也受到贤桢他们一样的委屈,大太太（鲁迅原配朱安）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八道湾令我难预料。”

收到这封信后，许广平也赶忙回信了，信中，她写道：

“大先生（鲁迅）如此恩爱，什么苦都值得了。暑间极愿北上候安。如果有人不拿媳当人看待时，媳就拿出‘害马’的脾气来，绝不会像贤桢的好脾气的，所以什么都不怕的。”

从鲁瑞与许广平这一来一去的信件可看出，在这之前，八道湾一定发生过什么，而且这件事情还可能会波及许广平。若非如此，鲁瑞不可能会说：“真怕你也受贤桢他们一样的委屈。”

鲁瑞与朱安

那么，这里的“贤桢”到底是谁，他们受的“委屈”又是什么呢？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得回到鲁瑞与许广平通信前三个月的鲁瑞八十大寿说起。

农历十一月十九是鲁瑞的八十岁生日，这天，正好是1937年元旦。这天，正是鲁瑞在儿子鲁迅过世后的第一个生日。

周作人知道：老年丧子对母亲鲁瑞而言是个巨大的隐痛。为了给母亲些许安慰，他们决定为母亲大办一次寿宴。

得到消息后的1936年12月9日，许广平特地写信祝贺鲁瑞八十大寿，她说：“以路远未能趋前叩贺”。这话的意思是：因为路程太远，我们来不了了。然而，写完信后不久，她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带儿子前往。临行前，因为周海婴出水痘，他们终于没能成行。

就在许广平忙着给儿子治水痘的当口，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带着新夫人王蕴如北上为母亲做寿了。这个王蕴如正是文开口鲁瑞信中提及的“贤桢”。

王蕴如本是周建人的学生，因为日久生情，她便成了老师周建人的同居对象。如鲁迅和许广平一样，他们不仅都是师生关系，而且同居前，并未与原配离婚。临北上前，王蕴如已与周建人同居多年，她和许广平一样给周家生育了子女，她为周建人生下了三个女儿。

这样就意味着：许广平和王蕴如一样，都是周家的儿媳妇，只是，因为有原配在，她们虽得到了鲁瑞的认可，却并不被八道湾认可。

那么八道湾都有谁呢？她们为什么这么硬气呢？

八道湾实际是鲁迅在1919年花3500大洋买下的一个大宅子，花钱将宅子装修后，鲁迅便将母亲和原配朱安、二弟周作人一家和三弟周建人一家接到了八道湾。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兄弟的妻子都是日本人，而且两兄弟的妻子还是一对姐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正是周建人妻子羽太芳子的姐姐。

而周建人之所以会迎娶羽太芳子，乃是羽太信子设计的结果，她趁周建人醉酒后，将妹妹和周建人锁在房间“促成了好事”。

周建人虽是被“设计”迎娶了羽太芳子，但两人接连生下四个子女的事实也说明：两夫妻是有真感情的。

羽太信子（右前一）、羽太芳子（左前一）等合影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他和朱安便搬出了八道湾。此后不久，鲁瑞也跟着搬进了鲁迅租住的西三条胡同。

同年，周建人应瞿秋白邀请，在上海大学讲授进化论，他当时还在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授。他南下安顿好后，曾邀妻子带子女前来，可羽太芳子因为在八道湾过惯了好日子，且受了姐姐的影响死活不肯南下。

夫妻长期分居往往都不会好结果，何况，分居的夫妻俩还是早已有了矛盾的。

早前，周建人挣钱能力弱，“微薄的稿费”几乎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这时期，他们一家的生活和周作人一家一样，几乎都靠大哥鲁迅的收入维系。鲁迅的收入在当时几乎是文人的天花板，他要养活一家自然不难。

但当时，周建人的日子虽然还算勉强能维系，可因为挣钱能力低微加上性格较懦弱，他在家里经常被二嫂和妻子嫌弃，平日，她们总有意无意地讽刺他不会挣钱。羽太信子甚至经常指着周建人大骂他：“慢得像虫爬”、“木乎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

日子久了后，自尊心强的周建人心里自然不好过。

周建人

一次，周作人夫妇和芳子同去郊游，周建人也准备一同前往。看当他刚刚迈入车子时，芳子竟斜眼看着他冷冷道：“你也想去吗？钱呢？”

听到芳子这话后，周作人竟一言不发，这种种自然让周建人心寒。他开始意识到：只有离开八道湾，他才可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便也是后来他执意南下独自闯荡的原因所在了。

周建人离开八道湾前，她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周丰三，此前，他们已生养了长子周丰一，二子周丰二，独女周马理。

最初离开八道湾的周建人并未想过另娶，但在他一再催促妻子南下遭拒，且妻子在羽太信子撺掇下一再向他要钱后，他对妻子越来越失望。当时，周建人一个月的工资是80元，在姐姐羽太信子的怂恿下， 芳子死活让他每个月拿出50元寄回家。

后来，即便周建人患了肺结核需要人照顾，芳子却始终不肯前往。这自然也和她姐姐的怂恿有关，当时她姐姐就告诉她说：“他那点工资，你和孩子们去了，还不得吃苦受累。再说，女人为何要跟着男人吃苦。”

羽太信子

听了姐姐的话后，无论丈夫怎么求，她也始终不肯南下。面对芳子的绝情，周建人心如死灰，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温柔且悉心照顾他的学生王蕴如身上。

很快，他便和王蕴如公开同居了，他们分别在1926年、1927年和1932年生下三个女儿。

周建人也算是当时的知名人物，他与女学生同居并生下三个孩子的事，八道湾自然是知情的。因为他此前常寄钱来家里，所以，八道湾的人们便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阶段，所以，对于鲁迅和周建人这种“家外有家”的境况，八道湾的人们都始终看做是“在外纳妾”。

八道湾的人们并不知道，在鲁迅和周建人眼里：作为新思想洗礼者的他们认为，只有现在的同居对象才是他们真正认可的妻子，家里那个早已有名无实的婚姻，对他们而言早已没有太大关系了。

周建人此番带王蕴如前来为母亲做八十大寿，多少是因为：他想借这个机会给王蕴如名分，同时了结与羽太芳子的婚姻。

到北京后，周建人与王蕴如并未直接到八道湾，他们住到了鲁迅位于西三条胡同的家里，这里此前一直是鲁瑞和朱安的住所。

周建人与王蕴如

寿宴那天，周建人带着王蕴如前往八道湾。临行前，王蕴如还悉心打扮了一番，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一场暴风雨正在八道湾等候着他们。

那天，当已多年不回家的周建人带着王蕴如走进八道湾时，羽太芳子正在院子里擦窗子。见到丈夫带着一个年轻女子走进自己家后，瞬间什么都明白了的芳子立马上前与周建人争执。因为所受刺激太大，芳子争执一番后大哭着回屋了。

周丰二目睹了这一切，听到母亲在房间里撕心裂肺地哭喊后，他心里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他便从房间拿出一把军刀冲到了父亲和王蕴如跟前。

当日，若非身边人眼疾手快，周丰二的刀怕是已经落到了周建人的身上。面对此情此景，周建人惊恐的同时，也对八道湾的人们更加寒心。

事发后，羽太信子等还给日本大使馆打了电话，让日本宪兵队来抓人。到此时，周家的一场内部矛盾便上升了国际层面。好在，当日，因为接电话的人醉酒了，他们并未理会。若当时宪兵队出面干预，那这场家庭矛盾将真真被闹得不可开交。

正是芳子通知宪兵队的事，让周建人更加想逃离这个家，毕竟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作为知识分子的周建人早已觉得：自己有个日本妻子，并不合适。冲突发生的那一刻，周建人坚定了要与芳子及其子女彻底断绝往来的想法。

他在当日竟冲着周丰二喊道：“我要坚决与你断绝父子关系！”周丰二听了这话后，自然更加激动了。

整个过程中，面对双方的激烈争执，周作人始终沉默着。而作为家里大家长、老寿星的鲁瑞，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鲁迅与周作人

这场冲突后，周建人与王蕴如迅速回了上海。走的那天，周建人已暗暗发誓：此后，一定不会再给芳子和子女寄一分钱。

鲁瑞寿宴上的闹剧让周作人看明白了：弟弟周建人，是想完全地抛弃羽太芳子一家。这样一来，羽太信子及四个侄儿的生计问题，便也都落到了他的头上。这样的境况，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大哥鲁迅去世后，母亲和大哥原配朱安的生计问题都多少落到了他的头上。如今，若羽太芳子一家的生计也全由他负担，那景象，他有些不敢想象。

在周作人看来，周建人扬言不再管顾羽太芳子一家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他原以为：弟弟会和大哥一样，管顾原配的同时，也管顾妾室。没错，周作人一直把他们在外边的同居对象看做“妾室”。毕竟，他虽也是知识分子，但他的思想明显更加传统。

而在周建人看来：若自己“两头顾”，那无疑是“两头不到”。在他眼里，自己和王蕴如是自由恋爱，而自由恋爱在他看来，正是婚姻的前提和基础。在早前曾发表的一篇名叫《恋爱的意义和价值》的文章里，他曾高度肯定了恋爱，并指出：“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如果恋爱破灭了，只有离婚之法。”

周建人这种观点，显然全然未顾道德、责任，可在当时看来，这种观点竟得到了很多高喊“自由恋爱”的青年的称道。他还在文章中阐述道：

“恋爱破裂而离婚，既是合于道德的行为，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如果恋爱破裂而还保存这结婚的形式，是不道德的行为。”

从周建人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若和恋爱已经破裂的妻子羽太芳子继续在一起，那将是不道德的。

周建人的这种观点，今时的人们不能同意，周作人也不能同意，只在那个一夫一妻制婚姻和自由恋爱刚刚开始的年代，这种观点才有不少支持者。毕竟，那时的人们对新的婚姻、恋爱形式，都尚处于迷茫状态。

相比之下，周作人的婚恋观似乎更符合今时人们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婚姻是婚姻，恋爱是恋爱，恋爱仅仅是一时冲动，而婚姻则是一种选择，一旦选择了，不管你将来是否因为无法控制冲动而陷入恋爱，你都得对婚姻负责。否则，婚姻，就将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观点完全不同，所以，当周建人事后写信给周作人，并在信中指责儿子周丰二的行为过激时，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周建人之所以在事后给哥哥写这样一封信，自然是因为：他把哥哥当时的沉默，当成是对他的理解和同情。

实际上：周建人想错了。周作人当时一言不发，仅仅因为他尚顾及他们兄弟的情面，关键，事发那天是母亲大寿，他是在不想给母亲添堵。

更加让周作人觉得忍无可忍的是，周建人给哥哥的信里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错”的意思，相反，他将全部的责任推到了儿子周丰二身上，他在信里写道：

“你患伤风以后身体想已复元了。倏忽已到阴历年边，想起阳历回平时，土步（周丰二）对我拔刀相向，殊觉大不应该，此种性质发展上去，如何得了，实可担心。”

他还随信给二儿子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犯罪及其原因和矫治》，这本书是的标题分别是：“犯罪原因论”,“犯罪之预防法及治疗法”，“综合论与应用法”。

周建人想用这本书提醒自己儿子和一直将儿子视若己出的哥哥：周丰二的行为已经是在犯罪了，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周作人显然并不如此认为，他甚至觉得这件事情里，侄子周丰二的行为完全是正常的本能反应，造成他这一系列行为的始作俑者是他周建人。所以，自始至终，周丰二即便有错，他也只是小错，犯大错的是周建人。

周作人在看到那本关于犯罪的书后，终于忍无可忍地给弟弟周建人回信了。周建人的信是2月6日写的，而周作人的回信则写在2月9日。信里，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指责了周建人的再娶，也以贬损的态度指其与王蕴如的结合是“蓄妾”“置妾”,他甚至用“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来比况他们。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

周作人的观点非常明确了，他认为：所谓自由恋爱的前提是男女都能独立，来去自由，而羽太芳子并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她尤其不能一人养活四个子女，在这种情况下谈自由恋爱是自私的。

周作人一口一个“妾”，自然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弟弟和王蕴如“自由恋爱”的不满。在他看来，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在信中，周作人还不遗余力地为侄子辩护说：“归根结底是为了一个妾弄得其母亲如此受苦”，所以才“拔刀相向”，周作人把一切责任归结为了周建人所谓的“自由恋爱”。

实际上，三兄弟中，周作人是唯一一个有资格指责这些“自由恋爱”行为的人。毕竟，他曾也和他们的两个兄弟一样，在婚内遇到过心仪的女子，但他的选择却与两兄弟截然相反：他选择为了责任坚守婚姻。

鲁瑞寿宴冲突后，周建人在还没有和周作人绝交时曾随信寄过一次钱给八道湾，信里他写道：

“近因叠连用款,我又看医生吃药，以致此次家款只寄了五十元，心颇不安。又一纸汇票,是还你的买书余款”。

两兄弟绝交后，周建人便只每月给没有和自己冲突的女儿寄二十元钱了。见此情景，周作人只得采取“阴阳混合招”对付，当时已沦为文化汉奸的周作人依靠日寇的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同志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下令：由会计科从周建人每月工资里扣出一半，直接汇给周作人。

周作人

这笔钱，当然是用在了羽太芳子一家身上。

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将八道湾房子的产权也进行了相应处理。他将许广平、周建人撇到一边，将八道湾房子的产权方改为了周朱氏（朱安）、周作人和羽太芳子共有。

周作人是在用这种方式，维护朱安、羽太芳子母子等几个弱者的地位和财产，同时也缓解他面对芳子母子和信子的压力。

从周作人的种种行为来看，他对女人，尤其大嫂和弟媳抱有极大的同情。也因为同情，他才会在寿宴风波后写下了一篇《女人的命运》，这篇文章阐述了女人在男人有妾后的苦境。

无论是朱安还是羽太芳子，她们或被抛弃，或丧夫后的生活，多少要依靠周作人来维系。

朱安将鲁迅作品版权全权交给许广平后，她的生活本应由许广平负担。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许广平经常手头拮据。1938年，许广平又遇经济危机，她只好给周作人写信，让他按月支付鲁瑞、朱安的生活费用。

许广平与周海婴

周作人历来对许广平没有好感，所以他并未回信，但他依旧照做了。鲁瑞后来在信中讲述过相关，她说：

“这半年来，老二月费按月送来五十元。余给大媳（朱安）家用三十元，余二十元作予自已零用，亦尚敷用。”

周作人设法在照顾鲁瑞和朱安的同时，也一直照顾着羽太芳子和几个侄子。然而，即便他再周到细致，他终究也无法取代周建人。周建人彻底抛下羽太芳子和孩子后，他们一家的生活很不如意。

1941年，寿宴冲突3年多后，处于青春期的周丰三举枪自杀。关于周丰三自杀的原因，历来有多重看法，有人说，他是因为父亲的另娶导致的家庭矛盾而抑郁并自杀，也有人说，他的自杀，和当时的中日关系有关。

无疑，周丰三的自杀给八道湾蒙上了一层阴影。

周丰三还在母亲腹中时，父亲便南下了，他活了19年，却从未享受过真正的家庭生活，长期在缺爱的家庭里长大，无疑是他患抑郁并最终自杀的原因之一。

1950年4月，即寿宴风波13年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向关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周作人大喜，他接连写了多篇颂扬该婚姻法的文章。

周作人发现，根据婚姻法，周建人的行为构成“重婚罪”，如此一来，羽太芳子就可以以重婚罪状告周建人。

1951年，羽太芳子由儿子周丰二代理，向北京市人民法院起诉周建人，提出与被告离婚，要求被告帮助医疗费，得到周建人已捐献给政府的部分八道湾房产。

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显然让羽太芳子等失望了，法院判定：

“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自1937 年1月起消灭,原告请求被告让与房屋等主诉一律驳回,被告与周丰二终止父子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羽太芳子不服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结果依旧是维持原判。

诉讼的失败给了羽太芳子沉重打击，1951年7月22日，羽太芳子甚至服毒(硝酸银)自杀未遂。

从这种种迹象可见，屡次遭受打击的羽太芳子，其精神状态已经每况愈下。其邻居俞芳曾在《我所知道的芳子》中对她的境况有过相关描述，她写道:

“据说芳子晚年患失眠症，每晚靠服安眠药睡眠，自她的幼子丰三去世，病情加剧。”

对于羽太芳子的境况，周作人也是爱莫能助。

尤其让羽太芳子倍感失望的是：她的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被培养成了人才。

相反，周建人与王蕴如所生的三个女儿却全部成才了。

周建人的大女儿周晔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她参加了革命。后来，文采出众的她还担任了上海译文杂志社社长。后来，她还完成了《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的写作。

周建人的二女儿周瑾毕业于上海中山医学院，她还曾前往苏联留学，并主攻化学制药专业，毕业后她进入了某个药物研究所，后来担任该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周建人的三女儿周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学，还没入学就被派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她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周建人与女儿们

巨大对比下，不得不让人感叹：合适的婚姻，对于子女成长的作用，真真惊人！巨大对比下，周作人越发对弟弟周建人怀有不满。

直到死时，周作人与亲兄弟周建人依旧没有和好。可叹，曾患难与共的周氏三兄弟，最终却落到了如此境地，真真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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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首先是封建思想害了朱安，鲁迅本来就不想和朱安结婚，也没有和朱安睡过，并且鼓励朱安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是朱安的传统封建思想却转换不过来，陪着鲁迅的母亲过了一辈子。

其次，周作人不仅是养侄子，他也是在养老婆的亲外甥！看她老婆对鲁迅的嘴脸，如果没有一点关系她会让养吗？周作人一向听他这个老婆的！至于养鲁瑞，那本是他的母亲，应该的，养朱安？别忘了房子有朱安的份，那是鲁迅买的，何况她又没有子女，死后所有还是周作人的！

49年以后周作人能有体面的工作和待遇全靠鲁迅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