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退休制度顶层设计千万不可盲目模仿西方那一套_风闻

退休，无疑是现代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与人类数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相比，人类的社会属性和被组织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育小和养老已不得已成为了国家（政府）命题 ——既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大丰硕的成果。

人类知识以及个人觉悟的有限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乃是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最高效的使能器。

人终将老去，且终有一死，任人都将直接面对，无一例外。

适时退休，既是公平和正义的最佳体现方式，也是民主与自由的最佳实现路径 —— 人类的科技进步及其发展巨大潜力，业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要真正“科学合理”地做到这一点，反过来又会促进科技进步及其由此带来人类文明更大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两大主流社会价值观。此意识形态左右人类思考的时间，前后也还不过两百年。而且其间的不少争论与斗争，更多还局限（聚焦）在了国家经济和国际政治的领域里。尽管近两年国家已有不少学者专家在致力于建设我们自己在国际上的话语体系，但仍难免完全摆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般的理论逻辑的麻烦或困扰。

退休制度的顶层设计到底如何才能适应国家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亦步亦趋，盲目学习西方的那一套，势必是行不通的。在没有充分地科学论证与长时期的探索性社会治理实践相比较的前提下，倘若依靠某一个职能机构的几个官员加上几个咨政部门所谓专家学者的专业意见，即草率地做出一个政策设计的决定或者施行草案，无疑将是愚蠢而鲁莽的。

在一些区域已有明显迹象即将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关键时刻，退休制度的完善与改革更要有全局观念和长远视野。在城乡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比较明显的状态下，不仅养老统筹尚未实现，公有制单位与非公有制单位缴费要求事实上也尚未统一……社会情况尤其复杂。国家的退休制度，既涉及到全体国民的切身权益与利益，也关系到国家人口结构状况巨变，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比之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还要慎之又慎。

退休制度可以说是与工业经济体制相伴而生的。但不同价值观取向的国家政策，势必要对退休制度的社会功能与法制定位有着不同的见解和取舍。

至少，从理论上讲当如此。

退休制度的建立，并不就意味着“退休了之后”则可以退出劳动人口的统计概括了，也并不就意味着一些人从此就再也不需要从事劳作赚钱的工作了。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间早已大量兴起的各种现代社区性质的志愿者组织，其组织成员大都属于有劳无酬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在那些人眼里，此类社会公益事业也是一种工作，而且还有可能是更有社会身份价值和意义的一种社会实践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最大比重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者却并非已经退休了的年老了的有闲人，而是以青少年或中青年为主力。

可以预期的是，未来30年中国社会各种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功能型组织将蓬勃兴起，以分担中央和省级政府所面临的越来越繁重的社会治理的各种新挑战和巨大政治压力。

如今，“福利国家”的制度实践早已难以为继，理想中的“福利社会”仍然举步维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未来退休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小区域的先行实践与尝试，与全国“一刀切”相比，或许更容易使未来社会治理诸多问题显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