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虽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教士，但骨子里是传统中国绅商阶层在近代的典型文化代表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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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和人都有表面和深层之分。看人和事物要摆脱表面色彩的干扰，深入到骨子里面。 胡适虽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教士，但骨子里是传统中国绅商阶层在近代的典型文化代表，这个是他的影响力在文人阶层中大的原因。他所理解的西方意识形态不过是传统文人意识形态的西方外衣，这个契合传统中华晚期的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口味。

胡适是安徽徽州人。徽州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代江南最富有影响力的商人群体徽商即出于徽州。而徽州人也同时普遍崇奉儒教，热中于科举，在科举上也有很大成就（徽州府总计出了二千多名进士，二十四名状元。今天徽州还保存了大量的古牌坊，古祠堂，古书院和古民居村落），这正是绅商一体的鲜明体现。

在某种程度上说，徽州既产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崇奉程朱，但也是清代乾嘉学派的故乡，出了江永、戴震为代表的反理学的经学考据学大师。

鼎盛时代的徽商所从事的绝非普通商业，而是国家专卖的盐业和典当钱庄业(古代的金融)。徽州在地理上属长江以南的钱塘江流域，与杭州东西毗邻，两地历来交往密切，人文相亲。

徽州人也属江浙民系，也主要在江浙一带经商定居。徽商与江浙文人具有密切联系，明代东林党以及清代扬州文人群体的财政支持人实为徽商。新安理学和徽州考据学派的思想都是徽州人作为绅商一体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侧面的体现。(新安是徽州的古称，黄山则是徽州改名后的今称)。徽州考据学派的侧重点在礼学研究。除了江永、戴震，还有其他的徽州人如凌廷堪、程瑶田以及胡适的同宗胡培翚都主要从事礼学的考据研究。其主旨在论证世俗情欲的合理性，并赋予这样一种情欲以条理化。这些都是对明清以来江南商业市井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投射。作为戴震传人的章太炎曾对考据家有个很有意思的评价，说考据家多”贪“，而评论理学家则多”诡“。这也透露出徽州乃至晚期传统中国绅商的文化性格。

胡适也正是产生于徽州这样的社会环境，他要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一个人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学校教育仅仅是一个方面，但更多的是身处社会环境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潜影默化的塑造。因此胡适虽留学西方，但他在日常生活实践表现出来 的性格，身上既体现了中国世俗化的市井商人的精明，追逐富贵的特征，又有文人的风雅，享用那种从容闲适自在的生活。总之要承认，胡适在自己身家名利的谋划上，是很老练，有眼光的，这很投合许多人口味。如果中国历史就按这种轨迹运行下去，这种文化性格也本无大碍。但中国自1840年之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的劲敌的侵袭，中华文明处于前所未有的严峻危局，这种文化性格就显得聪明有余，而关键时刻就显出留有余地的投机性，而无法动员天翻地覆的决死奋斗的力量。实际上太炎在早年反清排满运动中见的太多这类自诩“救国栋梁”，实则把身家置于公义之前的士人，也批判了这类士人。他之所以提倡佛教和革命道德，就是希望培植一种不计利害，敢于决死奋斗的精神。而带讽刺的是太炎的愿望恰恰落实在他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和共产主义理想。

另外，其实许多中国自由派文人所追求的“自由”内核无非是这种传统闲散派文人的闲适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