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西方知识分子如何谈论9·11_风闻

二十年前的9月11日，美国世贸大楼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以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本文为日本学者松叶祥一撰写于2001年底的文章，是一次在同年内梳理知识界紧急反应的尝试。1990年代由南斯拉夫内战而风靡知识界的“文明冲突论”似乎在这个时刻“再度”佐证了其有效性，而以萨义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开始警惕“文明”这一范畴本身的问题和危险；萨森从政治经济视角指出911背后的不均衡的全球化问题，而乔姆斯基把911看作是给全球化推行者的一份大礼；以阿甘本为代表的理论家则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将如何削弱民主并制造更多危机，而齐泽克和贝蒂等人则批判“暴力面前的不平等”——第一世界的和平很多时候是建立在第三世界苦难的基础上的，因此需要转变暴力“绝不能让这种事在这里发生”的观念，将其变成“绝不能让这种事在任何地方发生"。本文原标题为《“无实体的战争”和“对平等的希望”——知识分子如何谈论9·11》，由日文译作中文。《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翻译、发布。

时逢9·11二十年，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将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中，回溯知识界对于9·11和“后9·11”时代反恐政治的思考轨迹。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推出。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浓烟从世贸中心北塔滚滚而出，15分钟后第二架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击世贸中心南塔。从附近的办公楼可以看到，该航班正以最快的速度飞往世界贸易中心。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浓烟从世贸中心北塔滚滚而出，15分钟后第二架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击世贸中心南塔。从附近的办公楼可以看到，该航班正以最快的速度飞往世界贸易中心。

“这场战争不是别的，正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1)——这是柏格森在其担任院长的法兰西人文院会议上所作的断言，发言时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之际，更准确地说，是在德国发布对法宣战布告五天后的1914年8月8日。与之相对在德国，82岁的冯特则在莱比锡号召学生们积极参加这场“圣战”(2)。时过境迁，在那场战争结束一个世纪后的今日，“为文明而战”和“圣战”重又以与过去不同的语言再次出现了。

那么，在这新的“战争”(3)世纪开始之际，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都在说些什么呢？相比起柏格森和冯特，他们看起来可要谨慎许多。比如翁贝托·埃科就说，房子着火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是去打电话叫消防队，而不是去分析火灾的原因[29](4)。换句话说，他认为知识分子确实可以回顾过去追问原因，也可以谈论未来应该怎么做；然而既然在事发之时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那就该闭上自己的嘴巴才对。

然而，现在并不孤立于过去或未来而存在。相反，原因只能在现在找到，而未来的可能性也只存在于现在。因此德里达认为，哲学家必须在此时此地发挥自己所固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哲学家除了具有通常的政治责任外还有另一项任务，那就是“重新探讨概念的有效性”[35]。尤其在当前的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对受害者的同情“不应导致哲学家放弃他们被期待从事的工作，也即提出批判性的质疑”[36]。

那么，到底应该考虑哪些概念呢？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思考呢？应编辑部的要求，我想在下文中介绍一下欧美的“知识分子”们围绕9·11事件及后续进展所作的部分言论。

并非“文明的冲突”

乔治·莱考夫列举了本次事件三方面的原因[28]，即①世界观或宗教教义；②社会、政治条件或绝望的文化；以及③使实施恐怖袭击成为可能的各种条件。政府和媒体的关注重点完全集中在了领导组织，敌对国家、训练设施及据点、资金调配、分支组织、信息网络等等，也即上述的第三个因素上了。然而要想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头两个因素才是真正亟待追问的。

如此一来，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去追问文明这一概念，或者是“文明的冲突”这一论题的有效性。

弗朗西斯·福山承认，本次事件可能会使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假说相比起他自己的“历史终结”假说显得更为正确[65]。根据“历史的终结”这一论题的主张，西方通过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等制度的运用而实现了朝向现代性（modernity）的进步，世界众多地区通过这一过程而达成了现代化，而在这一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体系之外，已经没有可能的发展空间了。与此相反，亨廷顿则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走向单一体系，而是仍处于一种“文明间冲突”的状态，其中有六、七个同时存在的文化群体，而这将成为全新的断裂带之所在。乍看之下，本次事件的发生是源于世界观或宗教观冲突，也即所谓文明间的冲突，这似乎表明历史的确尚未结束。

福山认为，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是成立于一个“文化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并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够产生的。“现代的自由民主主义最初诞生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社会，此事绝非偶然。其中的联系便在于，民主权利具有普遍性，而那正是基督教普遍性的世俗化版本。”然而，现代性并非像亨廷顿说的那样仅仅在西方发挥作用。事实上，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已经扩散到了东亚、拉美、东欧、南亚甚至非洲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发展中国家人民逃离他们自己的国家来到西方社会生活，相反的情况则极少发生。福山将之称为是在“用脚投票”。

诚然，伊斯兰社会确实对现代性表现出了尤为强烈的抵制。但对恐怖分子表现出同情的伊斯兰教徒也仅仅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一方面，对美国的仇恨也确实在原教旨主义者之外的人群中蔓延开来了。然而，这种仇恨的根源无外乎于是“对西方之成功和穆斯林之失败的怨恨心理”罢了。因此福山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性是一列势头强劲的‘运货列车’，无论发生多么悲惨的事件，它也不会因之而发生脱轨……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导性的组织原则，其势力想必会继续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张。”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文明，才是人们实际想要在其中生活的地方”。（着重号为引用者松叶祥一所加，下同。）

福山的上述观点具有双重危险。首先，他仅在西欧现代文明中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从而陷入了一种本文明中心主义；其次，它将恐怖袭击的实施者与整个伊斯兰文明等同起来了。那么，“文明的冲突”理论是否就是正确的？这种理论似乎承认不同文明各自具有相对性的价值。按照亨廷顿本人的看法，这一事件还不能算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一群粗鄙野蛮之辈对全世界实现了文明化的社会整体，也即对文明本身所发动的攻击”，因此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在于“我们现在不应该把这一罪行还原为一种文明的冲突” [16]。

然而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文明的冲突”论题本身便存在着问题[53]。其原因在于，这一论题仅仅对“强化防卫性的自尊心”起到了作用，使得文明对野蛮这一“摩尼教式的二元论”和“启示录式情节"愈发泛滥成灾罢了，而根本无助于对我们这个彼此紧密关联的时代作出一种批判性的理解。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斯兰世界都不能一概而论，历史是充满了复杂和矛盾之物。而“文明”这样一种宗教性、政治性的抽象物，只能是让我们愈发疏远于历史和良知，并且妖魔化地看待他者的存在。

因此，成问题的正是文明这一概念。阿马蒂亚·森认为，以文明为单位来划分世界的思考方式本身便是错误的[74]。这是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各文明总是在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之中不断变化的，人们并不仅仅以文明或宗教来定义自己。

此外，文明这一概念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西川长夫曾指出，相对于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文化”概念，“文明”一词是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法国得到广泛使用的，是深深参与到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国家意识形态”(5)。根据这项研究，文明的概念从最初便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它与某些道德和宗教主张相关；第二，它与启蒙运动或进步观念相联系，因而是进步史观的体现；第三，文明的最终依归是特定的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前文中曾提及的柏格森的文明概念，乍看之下似乎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实则在根本上说是佐证了其有效性(6)。而且我们不难论证，这些要素也以更为天真可笑的形式包含在了福山和亨廷顿的论点之中。

在另一篇文章中，萨义德再次反对将本次事件视为文明冲突或宗教问题，并指出这种观点中所包含的危险性[12]。他进而认为，当前情况迫切需要我们彻底地从政治、经济的层面来看待事实。换句话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从共同体的势力强弱这一观点出发……思考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普遍原则”，从而形成自我认识，并基于信息展开分析。

朝着全球化发出的最后之声

在这些政治和经济条件中，首先在经济层面需要得到关注的，是狭义上的全球化问题。

萨斯基雅·萨森认为，像本次事件这样的“拼装（bricolage）恐怖主义”，是对日益增长的债务和贫困问题所采取的最后手段[7]。关于全球化如何造成了贫困的扩大，萨森列举了两项指标。其一是目前资不抵债国家的情况。目前，资不抵债国家的数量已达到五十个，其中包含了部分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情况的严重程度已远超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时代。在这些国家里，负债率（负债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已经超过了可持续发展的边界线。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要求资不抵债国家偿还其国家收入的20%至25%。第二个指标是移民。尽管正面临着人口短缺和老龄化问题，富裕国家却依然在推进移民和难民的非法化。萨森呼吁国际社会为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作出努力。

然而，如果认为恐怖袭击传达了反全球化运动之声，那么其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乔姆斯基认为，这次事件反倒是明显成为了反全球化运动的障碍[21]。像这样的恐怖行为，对于那些希望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人们来说，毋宁说是一份厚礼。这些人希望进一步推进少数人对财富的集中占有，削弱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并加强军事化管理，而这必然会激起种种反抗。而本次的恐怖袭击，一定会被当成绝佳的借口，方便他们事先加强控制以及对空间的军事化，推动管控体制的形成。此外，该事件尤其将对巴勒斯坦人造成毁灭性打击。事实上在9·11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立即开始向杰里科等巴勒斯坦城市派遣坦克，屠杀巴勒斯坦平民，并进一步强化了对当地的控制。

雅安·莫里耶-布当（Yann Moulier-Boutang）同样强调了事件中蕴藏的危机[11]。尽管反全球化运动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对抗方案，然而目前来看，它还尚未成为一个能对敌人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这便造成了一种危机局面。最糟糕的结果将是，它可能会招致国家-帝国规模的军事镇压，以至于反对运动不是被迫屈服于反恐的观念共识，便是遭到驱逐而加入恐怖分子一方，并最终被一网打尽。因此，我们决不能再去重复那些围绕着“挑衅”和“阴谋”的老生常谈。布当认为，今日的反全球化运动所面对的，是究竟应该采取怎样一种政治形式的问题。

而在政治层面上，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恐怖主义历史”的追问。

在评论9·11袭击时，一些媒体将这场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的事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贝洛（Walden Bello）则批判了这一看法，并指出美国一直都在反复进行这样的大规模平民屠杀[26]。无论是在广岛、长崎、德累斯顿、汉堡、东京、朝鲜战争中的空袭、越战中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还是随后在第三世界、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的行动中，美国一再奉行穷兵黩武的压制政策。9·11事件便是其结果。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的再度上演，有必要从根本上反思这些铁腕政策本身，并转向一种能够保障边缘地区人群的平等、公正及国家主权的政策。贝洛的结论是，重要之处在于，我们不能失去对历史的洞察力。美国的一些政客主张以愤怒来回应袭击，这些人的行为只能证实桑塔亚纳那句格言的正确性：“那些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与贝洛相仿，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也指出，美国的领导人没能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19]。“这些人（政府高管）没学到哪怕是一心半点的东西。在这百年间发生过的种种报复、复仇、战争、恐怖活动、以及其引发的又一次恐怖活动，以暴制暴的历史是何等的愚蠢，他们什么都没学到”。他呼吁道：“美国的军事行动对世界各地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受害者的愤怒。”美国曾为智利、萨尔瓦多等地的独裁者及残杀平民的军队提供援助。一百多万伊拉克人受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而丧生。里根下令轰炸利比亚，布什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克林顿主导了对阿富汗以及苏丹制药厂的轰炸。而现在，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正生活在以色列政府残酷的军事统治之下，而美国则支持后者，并向其供给高科技武器。

津恩进一步认为，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的再度发生，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是不可或缺的。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30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抑或是部署在每一片海域上的军舰，这些都无法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要认识到，地雷和导弹防御网并非安全保证。且必须停止向压迫其他民族或本民族的那些国家输送武器。无论政客和媒体如何煽风点火，我们都应当下定决心，坚决不参加战争。这是因为我们时代的战争总是一种无差别作战，是“增强百倍的恐怖活动”。国家财富不应当用于武器、飞机和炸弹上，而应当用于人民的健康和福利、用于全民医疗和教育事业，以及用于实现满意的工资收入、安定的居所以及清洁的环境上。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我们的安全并非来源于对自由的限制，而只能来自于进一步扩大的自由。此外，津恩还主张重视那些在动乱中拯救生命的医生、护士、医科学生、消防员和警察的想法，而不是军队和政治领导人叫嚷的报复和战争。理应被树立为模范的，是治愈而非暴力、是同情而非复仇。

对平等的希望

在思考应当如何行动时，正是“国家安全”和“平等”的概念成为了问题之所在。

乔姆斯基指出，对恐怖主义进行断罪的工作只能依据国际法来进行，以军事主导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徒增伤亡人数，并造成仇恨的散播[32]。他接着谈到，如果我们珍视正义，并真的希望降低惨剧再度发生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该做的是消除犯罪的原因。然而，有一些人的主张却日益高涨，他们歇斯底里地认为：“仅就本次事件而言，我们应当故意不去追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因为正是我们的敌人在安排着这种追问的进行，照这样去做便是在纵容他们"。乔姆斯基批判了这种态度，认为那只会增加灾难重演的可能性，因而在大方向上便是错误的。

阿甘本则提议，应当改变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22]。如今，国家安全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无比危险的境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那种国家（最小国家）已经变得异常脆弱，只能以国家安全需要来作为自身的正当性证明。在受到恐怖分子挑衅时，这样的国家本身便有成为恐怖主义国家的危险。正如18世纪警察学（Polizeiwissenschaft）的理论家们所主张的那样，一旦政治被简化为警察（Polizei），国家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分界线便有可能消失(7)。其结果是，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系统，人们将在这一系统中为对方和自己的行动寻求正当性。换句话说，国家和恐怖主义这两个原本理应相互对立的事物，有可能会在暗中串通一气。此外，对国家安全的过分追求，也可能导致一场旨在确立全球新秩序的寰宇内战的发生。阿甘本还认为，由于国家安全总是依据施密特所说的例外状态而成立的，因而“国家安全与民主主义是无法兼容的”。

因此阿甘本认为，最紧迫的任务在于重塑国家安全的概念。人们如今正在制定生态、医学、军事等各个层面的安全计划，然而制定十全十美的计划这一企图，在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如前所述，正是这些“危机管理”在暗中推动了危机的制造进程。对于民主主义政治而言，国家安全应当旨在防止导致仇恨、恐怖主义和破坏行为发生的种种条件。与此背道而驰的做法，也即在仇恨、恐怖主义和破坏行为发生之后考虑如何对其进行压制，这不该被看成是政治的课题。

贝蒂（Bertrand Badie）也认为，实现平等是保证安全的唯一途径[13]。他指出，以往的世界中存在着一种“野生区（wild zone）”世界与发达国家世界间的区隔，前者中暴力如同家常便饭，而后者除了偶尔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外得以免于暴力困扰。然而随着本次事件的发生，这样的区别已然不复存在。同时，这种暴力已经不再是国家的问题。贝蒂认为在这个意义上，9月11日以后出现了“在暴力面前的平等”。那么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贝蒂说，“我们决不能忘记下述的黄金律”，也即“对平等的希望”。这一原则的内涵便是，人与人之间不存在贵贱之分。为此，我们在面对无数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时，以及在面对造成五十万卢旺达人死亡的大屠杀历史时，也必须采取面对本次纽约的受害者们时同样的态度。

而齐泽克也认为：“若想确保那不会在这里重演，唯一的办法便是确保它不会在任何其他地方上演”[4]。究竟应该冥顽固守还是迈步向前，这是美国目前正面临的抉择。也就是说，美国是会保持对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事无法接受的态度，以至决定“绝不能让这种事在这里发生”，从而鼓胀攻击力并展开偏执狂式的行为？抑或是走出将自身与外部世界隔开的幻觉屏障，并进入到真实世界之中？为此，需要认识到，美国所享受的和平正是由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悲剧所造就的。因而我们有必要转变“绝不能让这种事在这里发生”的观念，将其变成“绝不能让这种事在任何地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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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本稿的{2001年——译注}10月底，美军仍在继续开展同时投放集束炸弹和食物的“人道主义”轰炸，而地面作战也在全面展开。日本则在推进军事法律的制定，这包括了《反恐特别措施法》和《自卫队法》的修订。不仅如此，对应于美国的反恐法，日本也在推进治安法律的立法，如修改《移民管制和难民确认法》、签署《网络犯罪条约》等举措。种种局面正逐渐从战前迈向战时状态。

沃勒斯坦预测，这场战争将长期持续[6]：“这一对抗将会持续漫长的岁月，对于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将成为一段黑暗的时期”，而9月11日的事件，或许会被人们当作长期冲突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或许他的看法是对的。这本就是一场没有任何前景的“战争”。然而我们所需要的并非绝望，而是希望。

对于“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作用，乔姆斯基有过如下描述[32]：在一战时期，士兵们为了杀戮的目的，意气昂扬地奔赴战场，知识分子们则为他们加油打气。这些知识分子分属于从右派到左派的所有政治阶层，在德国，那之中也包括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左派势力。而有赖于威尔逊的宣传机器及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狂热拥护，公众舆论在数月间陷入了一场歇斯底里的反德情绪风暴，并转化成对犯下野蛮罪行者（大多为英国信息部所捏造）的报复体制。然而在这之中，也存在着像罗莎·卢森堡、伯特兰·罗素和尤金·德布斯（美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这样的例外。

这虽非易事，但绝非完全不可能。事实上，萨义德始终都在谈论着希望[12]。在他看来，只要去倾听理性和良知的声音，在耐心和教育上进行“投资”，所有人便都会开始思考领导人究竟想要把他们带向什么地方，以及他为什么要如此行事。他提示我们，“质疑精神和评论活动，绝非是什么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