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45年阿道夫·希特勒从柏林成功出逃？_风闻

文：安德鲁·罗伯茨

译：陆大鹏

 1945年4月23日，星期一，晚上。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显然已经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绝无翻盘机会。他作出了艰难的决定：离开柏林。他作这个决定，似乎不是因为当天下午帝国总理府碉堡内军事会议讨论的结果，而更多出于情感和私人的考虑。他在千钧一发之际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24小时之内苏军就会封闭对第三帝国首都的包围圈。元首若是晚走哪怕一天，可能就逃不出来了。

此时朱可夫元帅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科涅夫元帅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共约250万人、41600门火炮、6350辆坦克和7560架飞机，占据了柏林以西的波茨坦和德贝里茨。柏林市内的地铁线已停运，援军仍在40英里之外，柏林北部和东部的弗罗瑙、特格尔和潘科地区已经发生战斗。希特勒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柏林战斗（那样的话必死无疑）还是逃往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要塞，把纳粹党的斗争继续下去。

在当天下午4点的军事会议上，大家意见不一。最高统帅部长官、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和陆军总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将军敦促元首立刻前往南方，并指出，目前在维也纳附近的第6装甲师可以赶往他们所谓的“国民要塞”，而如果在柏林继续抵抗，必败无疑。柏林城防司令赫尔穆特·魏德林将军手里只有44360名士兵和3500名希特勒青年团员，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了。

最高统帅部派驻元首大本营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尔格多夫将军和党卫军中将赫尔曼•菲格莱因（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副手）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坚决支持他们。此次会议在一种诡异的冷静气氛中进行。讨论期间，戈培尔说：“如果情况不妙，元首在柏林壮烈牺牲、欧洲被布尔什维克主义占领，那么至少五年之后元首会成为传奇人物，国家社会主义会成为活生生的神话。他的最后壮举会让他成为圣人。”

但根据速记员的会议记录，会上没有作出关键的决定。会后，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去见了希特勒。她把六个年幼的儿女带到碉堡，让他们为“阿迪伯伯”唱德国民歌，让他面对危机时能冷静下来。爱娃·布劳恩也劝他带领大家立刻撤往巴伐利亚，说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阿尔卑斯山别墅固若金汤，不怕盟军的地面进攻，而巴伐利亚人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最忠诚的德国人，“比那些猪狗一样的柏林人强多了，他们从来没有领会到你的天才；看看他们在32年是怎么投票的啊。为什么用你的死给这些叛徒猪狗增添荣耀呢？”

但最后说服希特勒的，似乎是他最喜爱的秘书特劳德尔·荣格。“我的元首，您难道不想再看一眼慕尼黑吗？”她问，“您难道不想离开这个憋闷的混凝土地坑？”目击者说希特勒听到这话笑了，点点头，并命令在一小时内撤离帝国总理府。

为了避免给魏德林的守军的士气造成毁灭性打击，希特勒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和陪同的卡车都画了红十字，以掩饰希特勒在逃跑。但是次日黎明，在贝利茨郊外2英里处，车队遭到苏联空军的猛烈扫射，损失惨重，看来没法从公路抵达巴伐利亚了。希特勒最亲信的两名助手，副官奥托•根舍和勤务兵海因茨·林格在此次空袭中丧生。衣衫褴褛而精神恍惚的幸存者随后为什么改为向北，取道维滕贝格逃往英军第2集团军的位置，仍然让历史学家大惑不解。也许是为了与第3装甲师会合，得到他们的保护，然后到斯维内明德搭乘潜艇从波罗的海逃走。但灾难一次又一次降临到这个人数不断缩减、士气涣散的逃亡队伍头顶上。4月31日（星期二）下午，他们沿着易北河徒步行进，被英国第2集团军（总司令为迈尔斯·邓普西将军）下属的威尔士近卫团第2营C连拦住了。

彼得·怀利中士（萨里郡梅罗村王冠客栈的老板）在随后四十年里经常讲他逮捕阿道夫·希特勒的故事，一直到1985年怀利去世。尽管元首剃掉了胡须，怀利还是一眼认出了他。“我问问题的时候，其他人似乎都自动听他的，这引起了我的怀疑。”任何人只要到王冠客栈买一品脱啤酒，就有机会听怀利讲这个故事，“还有就是他的蓝灰色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神色。不过，他也算条好汉，没有企图隐瞒自己的身份。”

威尔士近卫团很快将希特勒带到基尔港，将他送上“勇敢”号战列舰，渡过北海，在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并将他送过叛徒之门，关押到伦敦塔。这一连串行动都高度保密，只花了三天时间。5月3日晚9点，温斯顿·丘吉尔在常规的电台广播中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消息，令世人为之震惊和喜悦。“食人魔已经在我们控制之下，”他说，“正义必然得到伸张。”

伦敦塔外人山人海，大家都希望能看到“一号犯人”。数百人举着“绞死他”的牌子，在唐宁街示威。英国内阁商议下一步如何操作。（希特勒的牢房就在威廉·乔伊斯隔壁。他是爱尔兰人，后来成为纳粹的电台主播“哈哈勋爵”。但让乔伊斯愤怒的是，狱方不准他俩交流。）

5月4日上午，唐宁街10号，丘吉尔对战时内阁发表讲话：“伦敦塔作为英国王室的首要监狱，拥有漫长而令人生畏的历史，但还从来没有关押过比希特勒更应当被立即处决的犯人。”首相主张用电椅处死希特勒，“应尽快从我们的美国盟友那里搞到一张电椅，”并开玩笑地补充道，“也许要遵守《租借法案》的条款”。在漫长并且时常言辞激烈的讨论中，财政大臣西蒙勋爵和内政大臣约翰·安德森指出，首相的主张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和英国法律。丘吉尔的回应是提议让议会通过法令，直接宣判希特勒死刑，就像1641年在伦敦塔处死托马斯·斯特拉福德（Thomas Strafford）之前的法令一样。但内阁其他人坚决反对，坚持要公审希特勒。

关于此事的第二次内阁会议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发来电报（双方显然预先通过气），坚持要求将希特勒交给一个国际军事法庭。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元帅正在纽伦堡组织这样的法庭来审判纳粹的整个领导集团。在英国两个主要战争盟友的强大压力下，丘吉尔尽管暴跳如雷且满腹怨恨，还是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各方面的记述都同意，希特勒渴望返回纽伦堡。在那里，他举行过战前最大规模的集会，那里也是狂热忠诚于他的政治中心。他似乎相信，正如1923年啤酒馆政变之后他能利用庭审来宣传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如今他能利用纽伦堡审判的机会来向世界讲述1933年到1945年真正发生了什么，从而把5000万人无辜死亡的惨剧怪罪到西方头上。

他如果这么盘算，就是没有想到才华横溢的检察官，英国御用大律师哈特利·肖恩克洛斯（Hartley Shawcross）会提出那么一针见血的质询。1945年11月，军事法庭开始庭审之后，重新长出了胡须并且身体状况比法国陷落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健康的希特勒很快重新支配了与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曾经的副手们。他拒绝和戈林讲话，因为他知道戈林在帝国的最后日子里背叛了他。但他接受了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汉斯·弗兰克、尤利乌斯·施特莱彻、鲁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威廉·凯特尔（从柏林突围的时候，他和希特勒走散了）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再度效忠。阿尔伯特·施佩尔企图与纳粹政权和元首拉开距离，令希特勒大怒。为了报复施佩尔，希特勒在被告席上回忆了军备生产部长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贡献，这导致施佩尔于1946年9月被处以死刑。

庭审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正如他当元首的日子里一样，只要希特勒站在舞台中央，就没人对沙赫特、冯·席拉赫、冯·巴本和冯·纽赖特等人感兴趣。在听证会的初始阶段，法官和律师不时打断希特勒的话头，这让他很难接受，因为在之前的二十年里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最终法庭向他提醒，庭审程序就是这样子的。

他的打算一直是运用盟国对言论自由的信念来反对他们，并构建一种叙述，把战争完全归咎于犹太人、美国资本家、耍阴谋的英国人和布尔什维克斯拉夫劣等人类。他说，自从1933年1月他就任德国总理，这些人就阴谋毁掉他的使命，即将雅利安种族从《凡尔赛条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当然没有希望逃脱绞刑架，但他要把纽伦堡审判作为自己最后的机会，把自己为德国人民准备的伟大理想告诉他们。

起初他的盘算似乎奏效了。虽然美国的律师团人数比其他三个盟国的团队加起来还多，但美国的主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法官完全没有办法证明，“犯人们阴谋发动侵略战争”，这是罪状的关键部分。希特勒把杰克逊驳得落花流水，同时继续鼓吹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有人担心希特勒可能会操控整个庭审。

然后，精明强干的英国律师哈特利·肖恩克洛斯开始质询希特勒。这是法律史上最精彩的法庭戏之一。肖恩克洛斯魁梧英俊而地位显赫，嗓音深沉有力，充满权威。他提出了英国对希特勒的控诉。一位美国检察官后来回忆道：“他在讲坛前英姿飒爽，能言善辩而有节制，言辞有条不紊，干脆利落。”

如肖恩克洛斯担心的那样，杰克逊耽于高谈阔论，说等到被告都被定罪后，国际法将在未来得到理想的发展。而肖恩克洛斯集中力量证明纳粹违反了现存的国际法，并引用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从国际联盟宪章到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德国自己也是签字国）。他的演讲文采飞扬，令人印象深刻。他的风格、演讲方式，尤其是他的思维方式，都与杰克逊截然不同。他是一流的出庭律师，最重要的本能是打赢官司。

肖恩克洛斯的表演精彩纷呈。他用一本正经但毫不妥协、步步紧逼的无情方式质询希特勒，向法庭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这个曾经的独裁者的鄙夷。他证明纳粹在侵略别国之前从来不宣战：“出庭的犯人当中每一个人都同意这种策略，都清楚地知道这会夺走多少人的生命。他们现在怎么可以说自己没有参与最残酷无情的大屠杀？”希特勒预先精心准备的论据，都被肖恩克洛斯驳得体无完肤，就像1944年7月炸弹袭击之后元首的裤子一样破碎。

希特勒被送上纽伦堡监狱体育场上树立的绞刑架，死不悔改。但他此时已经知道，帝国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戈培尔的说法是错的。肖恩克洛斯一针见血、不可抵挡的雄辩，即便要经过翻译，也让希特勒明白了，未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尊崇他的名字，他的生命和死亡都是徒劳的。很多人原以为希特勒临死前还会发疯般怒斥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但他站在绞刑架暗门前的时候面色阴沉，十分沮丧，并且一声不吭，这对他来说很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