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策反这个中国人，CIA开出年薪十万美金，外加别墅绿卡_风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一个中国人的家里，闯入了一伙不速之客。来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策反这个中国人，劝他为美国服务。CIA开出的条件是：年薪十万美元(终身)，一套住宅(公寓、洋房、别墅随便挑)，外加绿卡。至于需要这个中国人做的事情，对他来说，不难。

美国中情局特工打算策反的这个中国人，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糟老头子。对于中情局特工的策反，老人表现的非常淡定。这些天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FBI)、国家安全局(NSA)——这些个被美国大片吹嘘的神乎其神的情报特务机构，几乎踏破了他家的门槛，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高，就是为了策反老人为他们工作。

这位中国老人何德何能，竟然劳烦这些个大名鼎鼎的美国情报特务机关，花这么大的代价来策反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

老人的名字叫曾肯成，1927年12月生于湖南省涟源县(他的家族与与双峰县的曾国藩家族同祖同宗)。他家境优越，自幼聪慧过人，因此长辈对他给予厚望。曾肯成自己也非常争气，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在他过11岁生日那天，家里大办宴席，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父亲命他当众赋诗一首。曾肯成的生日按阴历计算是11月11日，只见他略作思考，既得一诗：“十一十一满十一，光阴似箭矢如飞。学得一身本领在，再过十年二十一！”亲友们听后交口称赞，觉得这孩子长大后一定能做大官。

曾肯成16岁那年的夏天，一件不经意的小事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在自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本200来页的《微积分》，这本书是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翻译自英文，用文言体书写的。曾肯成一捧起这本书，就被这本书迷住了。他不但读懂了，而且还把微积分中的习题编成诗句，解答过程也用诗表现了一番。因为这本《微积分》，曾肯成从此走上了数学研究的道路。

1946年，曾肯成如愿进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丁石孙与他同学)。1950年毕业时，曾肯成获得当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奖项。毕业后，曾肯成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任研究实习员，从事数学研究。

1952年至1953年，曾肯成被选送至黑龙江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曾肯成显露了出了惊人的语言天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精通了俄语，达到了用俄语倒背俄文诗歌的程度。

解放前的清华大学组织上也注意到了曾肯成的外语能力。1953年12月，曾肯成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从事翻译工作。从事翻译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大领导，在旁人看来，无疑是条飞黄腾达的捷径。但曾肯成心中的那个数学梦想始终没有放弃。

1956年10月，曾肯成抓住机会，前往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深造。曾肯成在苏联学习的是计算技术，他听苏联教授讲课毫不费力，甚至可以一边听老师用俄文讲述技术细节，一边用英文记笔记，课后提供给那些听不懂俄语，来自其它国家的留学生。

眼看前面的道路一帆风顺，1957年，厄运降临到曾肯成头上，他被打成右派，成了中国科学院派出的留苏学生中唯一被打成右派的人(后来听说原因有二，一是曾肯成借文汇报给中国留学生看；二是同周围的苏联人讨论政治问题)。中国科学院命令曾肯成立即回国汇报。

莫斯科火车站的同一个站台上停靠了两列相反方向的火车，一列开往北京，一列开往华沙。回国肯定会遭到批判和整肃。如果登上开往华沙的火车，或许可以逃脱被整肃的噩运，但也就此走上了背离家乡故土的道路。在那个年代从东欧去往西欧并不太难，以曾肯成的外语水平和数学才华，他无论到西方的哪个国家，都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完成学业。曾肯成在火车站犹豫了一天，还是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

1957年11月，刚回国的曾肯成，被作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张家口市附近的藁县，和被数学所打成的右派分子一起劳动改造。不幸中的万幸，曾肯成下放的时间不太长。1958年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求才若渴，收留了他们这批右派，并把他们当作这所新建学校的中坚力量。

中国科技大学有一批思路非常开放的领导，使得科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对于“右派”，不但不歧视，还认为他们是能人、聪明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曾肯成在科大宽松的政治氛围中重新找回了自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校的教学工作。

五十年代的中国科技大学

曾肯成才思敏捷，上课十分风趣，从不照本宣科。他预先在心中打好腹稿，按照自己的奇思妙想一路讲下去，几乎从不出错。但偶尔也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回他正在讲一个定理的证明， 突然证不下去了，他一拍屁股，大叫一声 ：“唉，笨蛋，这里错了！”立刻更改思路，继续滔滔不绝地证下去了。

上课以外，曾肯成还参与了教材的编写。他可以不用任何参考书，只要左手夹一支烟，右手握一支笔，便可以在纸上行云流水般地一直写下去。在那个没有电脑和打印机的年代， 他写好的东西无需修改，直接拿去刻蜡版油印，就可以给学生当讲义。

中国科技大学各系使用多年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皆出自曾肯成之手。直到现在，科大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们所用教材几乎都是在曾肯成教材的基础上改编的，曾肯成对建设科大的数学教学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2年，出生于光棍节的曾肯成终于结婚了，他的夫人是一位同龄的医生。1965年，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儿。

1966年，文革爆发了，曾肯成作为右派分子，自然是在劫难逃。而这次的起因，是一顶帽子。

北京的冬天很冷，人们出门一般戴帽子。为了防止头油把帽子弄脏，人们经常在帽里上衬一层纸，以便脏了随时更换。曾肯成也有一顶帽子。与众不同的是，颇有文人气质的他在纸上题了启事一则 ：“敬启者，本主人三尺微命，一介书生，飘零湖海，惟有清风两袖；浪迹人间，仅存破帽一顶。一朝失去，无力再置。可怜满头乱发，难对遍地秋霜。海内仁人君子，有拾得此物者，请按地址送还，本主人不胜感激。”诗旁列出了自己的姓名住址。

曾肯成的帽子后来还真的丢了。但是拣到帽子的人不但没有送还给曾肯成，反而交给了当时掌管阶级斗争的校领导。打油诗马上被定性为“反诗”，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批斗的理由也是现成的：曾肯成作为右派分子，诗里写的“破帽一顶”不就是影射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宣泄对党的不满吗？这一轮的上纲上线让曾肯成又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很快就没人再来找曾肯成的麻烦了，因为科大要搬家了。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中国科技大学自1969年12月开始迁入安徽，至1970年10月搬迁基本完成。曾肯成也随科大搬到了合肥，他的帽子问题也随之不了了之了。

经过了帽子风波，曾肯成在合肥的日子，总体还算安静，可以不受打扰的教书做学问。他很喜欢这里安静的氛围，甚至在自己的房前种了一棵“扎根树”，精心培土管理，打算在合肥长期生活下去了。

​七十年代的中国科技大学

不料“命运”这种东西实难预测，曾肯成一家人平静的生活突然被一件事情打断了。1978年2月，曾肯成正读初中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病情发展很快，9个月后，严重到全身器官衰竭，生命垂危。此时，医生才确诊为红斑狼疮。这个病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没有很好的医疗手段。

几经辗转，曾肯成的女儿转入北京儿童医院，性命总算是保住了，但住院的费用不菲。

曾肯成为给孩子筹钱治病。他在北京的清华、北大等多所院校代课，不管上什么课，不管上多少节，只要能拿到代课费为孩子看病，他都毫不犹豫地去干。曾肯成超负荷地讲课，终于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他几次在课堂上晕倒，学生见状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反映情况。胡耀邦同志收到信后，作了批示，大意是解决曾肯成同志的实际困难，报销孩子的部分医药费用。这一善举极大改善了曾肯成一家的经济状况。

曾肯成的女儿在北京儿童医院住了整整11个月，终于在1979年底病情缓解出院了，自发病到缓解，前后将近两年。

1976年，文革结束了，科学的春天来了，曾肯成这个被错划的“右派”也终于被组织上彻底平反了。1978年，曾肯成从讲师直接升为教授。1981年，国务院任命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曾肯成名列其中。曾肯成指导的博士生，后来成为中国大陆首批十八名博士之一。

曾肯成与自己指导的博士生

1980年，曾肯成正式从合肥调到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从这个时候开始，曾肯成开始了密码学方面的研究。他筹划建立了一个密码研究中心，1984年11月正式在研究生院数学教研室门口挂牌“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简称DCS 中心)，从事密码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并且面向有关单位招收密码学硕士、博士，成立学位专修班，于1985年8月正式开学。

1989年，DCS中心接到国务院相关部门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递交了申请。实验室在中心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很快建立起来，于1991年通过验收，正式成为信息安全领域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曾肯成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

在这段时间里，曾肯成与同事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1992年，DCS 中心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成为国内第一个以密码学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单位。

1989年1月，应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分校（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Lafayette）一位教授的邀请，曾肯成携夫人前往美国访问讲学，协助他指导研究生，并开设了三门课程。在这一年的密码学学术会议上，曾肯成谈到了美国当时一种商用密码标准中的一个疏漏。报告引起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警觉，他们通过美国密码专家和在华美国间谍对曾肯成作了一番调查，确认他是一位天才的密码专家，决定进行策反。

一开始出马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大约每两周就前来一次，软磨硬泡。曾肯成的回答是：“别的都可以合作，搞密码不行。” 这样僵持了几个月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面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宛如好莱坞大片情节的一幕。中情局提出的要求是：“我们破解中国军方密码已建立了一个矩阵，其中就缺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只有你能提供。”

曾肯成感到自己和太太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他按照同事们的建议，将他的危险处境向路易斯安那州附近的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作了详细汇报。这些情况很快反馈到驻美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通报了策反事件，科学院秘书长马上以其它理由赴美访问，专程帮助曾肯成夫妇处理回国事宜。

休斯敦总领馆非常给力，曾肯成夫妇二人在一位台湾同行家中躲了几天之后，总领馆派出四名工作人员，陪伴他们一起乘坐美国国内航班飞往旧金山，直到目送他们登上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对曾肯成返回祖国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曾肯成是一位爱国科学家。”

事后，曾肯成回忆道 ：“……我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美国讲学的两年之内，从1989年10月9日至1991年1月2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人员曾经先后找过我20次，保证提供永久居留权和高薪科学家待遇。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诱惑，也没有泄露我们自己的实际研究成果，并且从一开始就向我国驻美国使领馆和国内来访的科学院领导做了多次汇报。我在1991年1月25日回国。党和政府相信我，我感到十分欣慰！”

晚年的曾肯成与国外科学家

曾肯成于1998年4月退休，2004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曾肯成的老同学、老朋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丁石孙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主持了追悼会。追悼会场挂了对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曾肯成自己一生的写照。

后记：本文主要参考《数奇何叹，赤心天然 ——记数学家、密码学家曾肯成》(作者：张英伯 李尚志 翟起滨)，有关内容的引用已得到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