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们的淘金岁月_风闻

文|内幕君

历史先选择了一部分人。

1

1978年的温州解放北路，就像藩篱外的小世界。

不少人在家门口偷偷摆地摊，“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随时会来没收东西。

姓“资”还是姓“社”？大地被浓雾笼罩着。

19岁的章华妹出摊，主要卖纽扣、手表、表带。小生意还不错，每天都能账好几块钱。

后来政策有所松动，地方政府见势决定颁发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这在国内还没有先例。

温州市工商局个体经济管理科的人，只好自己设计样本，然后印发。章华妹拿到了编号10101的执照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首个“个体户”。

温州人率先拨开了迷雾。

尽管后来出现“八大王事件”，也没有阻挡私营经济在温州星火燎原，按不住一座城市万众创业的野望。

永嘉一对弹棉花的兄弟从外地捡回不少次品纽扣，拿到镇上卖，没想到瞬时兜售一空，两人顺势做起纽扣买卖。

别人见了也跟着搞，永嘉桥头的摊子越摆越长。

直到1983年，形成了全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桥头纽扣专业市场，聚起近300个摊位。每天都有纽扣从外面运往桥头，再从桥头运往全国，供销大军穿梭如织。

短时间内，像桥头这样的专业市场在温州崛起10个，有的专营五金电器，有的卖纺织品、编织袋。

专业市场将销路打开后，一些头脑灵光的温州人开始自产，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的一则长篇报道写到：

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这种形式让经济界大为震撼，费孝通称它为“温州模式”。

活跃的私营经济，让一批温州人先富起来。首个合法个体户章华妹，在1986年成了众多“万元户”里的一个。

大家骑着“二八大杠”，温州的菲亚特出租车已经满地跑。

2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招商局大厦九楼一间会议室里，来了当代中国四大演讲家里的三个：曲啸、李燕杰、彭清一。

这次，他们以中国青年教育专家的身份，到深圳和蛇口年轻人谈价值观。

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来淘金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跟时间与效率赛跑：到了蛇口的年轻人，上班赚钱；到罗湖和盐田的一些年轻人，当“倒爷”赚钱。

1983年初到深圳的王石，就有过一段倒卖玉米赚了300万的岁月。

交谈会上曲啸严肃地表示：

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专家们认为，许多个体户把收入大部分献给国家，做公益，精神与做法都值得提倡。

观点遭到在场年轻人反对，一位青年代表说得很直接：

3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没有市场。

年轻人认为，“淘金者”来蛇口为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力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也没什么不好。

激辩过后，李燕杰任所长的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向上提交一份材料，直指蛇口一些青年存在错误言论。

蛰伏了19天，蛇口方面才隔空回应，在报纸上刊发这样一篇文章：

《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

一场小范围会议，最终掀起全国对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撰写之前，袁庚秘书给报社编辑部去电，传达了袁老的意思：

我站在年轻人那一边。

3

两个率先冲破藩篱的地方，后来开辟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个挤出去，一个吸进来。

老北京人都知道，30年前丰台南苑乡有个“浙江村”，更准确地说，应该叫“温州村”。

当时本地农民只有1.4万人，外来人员有11万，其中95%是温州来的。

街巷里，服装、五金电器、小商品、发廊等摊位和店铺盘根交错。想买皮夹克了，就到“浙江村”的街头走一走。

不是在家办厂，就是在外做老板，哪里有赚钱的机会，温州人就走到哪里。“浙江村”只是一个缩影。

而深圳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附各个阶层的掘金梦。

1990年，深圳股市突然燥热起来，闻风而来的全国“股民”，在证券公司门口挤成沙丁鱼。

那是一场买到就是赚到的财富盛宴。

当时深圳还只有包括深发展、万科在内的5只股票在售。年初到10月，深发展股价涨近30倍。

有人在码头的黑市股票摊买入，在车站卖出，一个来回就赚到了巨额差价。

火热到短短一个月内，有关部门修改了3回涨停板制度，想要抑制人心和金钱的躁动：

先是每天限制涨停10%，后来改成5%，最后干脆杀到1%。

就是这样，依然天天封停。

没办法了，干脆开征印花税、入息税，严禁一些干部参与买卖股票。

然而，在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没人会轻易收手。

1992年8月9日，深圳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表”，每人凭身份证可以购表一张。

300个发售点被120万股民挤爆。炎热的夏天，人贴着人、肉挤着肉，后面的用紧紧抱住前面的，不给别人留一丝加塞的缝隙。

绝大多数人提前三天来排队。

有个广州股民带着100张身份证提前一天赶到，转遍了所有发售点，根本挤不进队伍，最后坐在其中一个发售点对面的医院台阶上，看着人群发呆。

《蛇口消息报》刊登过一组抢购照片：一个被“清理”出队的股民抓着汗水浸透的钱和身份证，绝望地看向镜头。

报道说，这位江西来的股民喊了一句：

我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啊！

多年以后，这两个敢为人先的城市，在楼市里交汇了。

4

2001年8月18日，《温州晚报》组织157个温州人到上海看房，成交5000万。那一天开始，“温州炒房团”五个字，成了白鹿衔花之城抹不去的标签。

先富起来的温州人，不断寻找能安放金子的仓库。

把自个城市的房价拱上“全国第一”后，他们北到哈尔滨，南下三亚，西至伊犁，东涉深厦沪杭……

扛着蛇皮袋装的钱，温州富人梦回80年代，像当年的供销大军走遍千山万水。

2005年，时任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的谢家瑾对媒体说，一季度上海成交单价超1万元的新房，外省居民购买占43%，其中温州人买走7成。

说起北京楼市，她直言：

大家都知道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房团在北京能量也比较大。

当年长安街东侧的赛特购物中心，经常有温州太太团和山西煤老板买白菜一样买奢侈品的身影。

2008年楼市遇冷，炒房客清仓甩货，接了不少“单子”的七彩尾房超市透露，委托他们卖房的，主力是温州人和山西人。

“少的七八套，多的几十套。”

最多的一位，囤了400多套房子，专门成立公司，雇人打理房产。

谢家瑾指出，一些煤老板在北京投资炒房，既有投资，又有投机。有媒体直接以《京城有“山西炒房团”》为题报道。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边鸣涛后来在公开场合表态：北京不存在山西炒房团。

有还是没有？潘石屹是知道答案的。

他曾经稳稳地拿捏住了山西煤老板的投资命脉。

每次有货要出，潘石屹就会带上销售团队去山西，有时候干脆在太原搞售楼处。他们和煤老板们吃饭唠嗑，送上SOHO项目楼书，捎带着老潘出过的书和电影。

大家聊的最多的，是老潘的创业经验。

一来二去，潘石屹成了煤老板们的偶像，想和老潘吃饭的门槛日渐拔高：最开始，买够5000万的客户可以约到潘菲特午餐，到后面得过亿。

SOHO中国曾在2006年时透露：山西客户近两年购买金额占到SOHO中国总销4成。

SOHO中国旗下一项目，单笔购房金额超过10亿的有十多个。

对比之下，温州团重在快进快出，山西团更讲究长期主义。临汾煤老板杨三俊以儿子名义，在北京东城区买下109套房，2006年买入，8年后才拿出其中99套躺着卖：

买进时每平一万一，卖出时五万多。

山西人进京，最喜欢买三环内，离天安门越近越好。让煤老板去买望京，他们只有一个想法：

在山西天天望北京，来了北京还要望京？

​5

而过去20年的深圳楼市，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明明可以买房致富，却要装x创业。

明明是你，是我，也可能是他。

谢家瑾发声的2005年，深圳新建住宅均价在7千元左右，2007年涨到1.3万元。

房价野马脱缰，让人赤脚难追。

一名叫邹涛的市民2006年在网上发起“不买房行动”，号召没买房的人参与进来，三年不买房，他说：

要让房子烂在炒房人手中。

就跟当年炒股一样，深圳炒房也成了全民参与的掘金游戏。青铜有青铜的玩法，王者有王者的套路。

高段位的联合坐庄控盘，专挑些总房源在两三百套的二手房小区，一有业主出售就合伙接盘，直到形成房源垄断掌握定价权。必要时戏份做足，成员们互相高价买卖几套，结合中介推波助澜，市场分分钟热闹起来。

南山一小区2009年底均价7千左右每平，庄家控盘半年后逐步抛售，一年多点的时间，价格上到1.6万元。

邹涛发起号召的10几天时间内，超过1.6万人响应。但没两年他就倒戈了，还组建了万人购房团，说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起来。

又过两年，他在博客上为当年的号召道歉，表示“我们唯有顺势而为”，还劝大家：

要在大部分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6

如果邹涛们那时多买几套房，现在应该会特别感谢当初贪婪的自己。

2017年央视财经报道深圳炒房客，标题是这样写的：

100万变成5000万只用了两年！但如今，他们如坐针毡……

把时间维度拉长点看，话还是说早了，后半句放到当下更应景一些。

十年来，深圳房价把天花板一捅再捅，抬高四五倍。2020年底，还没被“指导”的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直逼9万大关。业主抱团涨价、众筹炒房、全民打新……

大家在深圳明白另一个道理：

来了不一定是深圳人。

就跟当年排队两天两夜出局了的江西股民一样，在深圳掘金，你的对手太多太多了。

历史无意，但确实先选择了一部分人。

中国加入WTO之后，原煤出口的道闸拉开，同时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炭价格一路疯涨，“煤飞色舞”中造就了无数暴富的神话。

山西柳林首富邢利斌嫁女儿，那一场花费了7000万的婚礼，充分展示了煤老板的万丈壕情。

电煤指导价取消那年，邢利斌以800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当地最大的煤矿的全部股权。按照可开采储量14021.2万吨计算，这次接盘，邢利斌付出的代价是：

每吨0.57元。

跟一斤白菜的价格差不多。

山西人宁浩和贾樟柯都开过玩笑说，如果不当电影人，可能就成了煤老板。不过，山西煤老板也不都是山西人，少说也有三成福州福清人和温州平阳人。

在煤矿里滚雪球的资本，除了炒房，一度也热衷投资电影。投电影时，煤老板的要求很简单：

拍什么内容不干预，能让我女朋友当主角就行。

编剧汪海林2018年大发感慨，说经历过地产商、互联网企业投资人，最让他怀念的是煤老板：

除了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他们特别尊重专业。

舞榭歌台，风流轮转。

下一个四十年，历史又会选中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