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双标批判双标？看印学者如何反击西方媒体抹黑…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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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以布拉马·切拉尼为例，印许多专家惯用恶意视角观察中国——“债务陷阱”“水炸弹”等流行反华叙事均出自他手。然而，面对西方媒体对印疫情海啸的“不公”报道，切拉尼又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正义姿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印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时，其实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但如同切拉尼，一大批印度学者被眼前的地缘政治利益蒙蔽，对中国遭受的不公视而不见。因此，当他们试图反击西方攻讦时，就因“双重标准”而显得苍白无力，反而透出“轮回报应”的黑色幽默。**值得注意的是，印学者敢于呐喊发声、善于胡搅缠斗，尤其是利用日本媒体等第三方平台反击美西方言论，这点值得中国媒体和学者参考借鉴。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报道大型悲剧性事件的最基本原则是对受害群体保持应有的同情和尊重。然而，以“国际媒体”面貌出现的西方媒体却常常“奉行双标”——尽管他们在报道国内事件时恪守这一原则，但却在报道非西方社会的灾难事件时对此置若罔闻。

对印度第二波疫情“海啸”的报道就是很好的例证。西方媒体用充斥着大量死者照片和骇人场景图片的新闻大肆宣扬疫情下印度的不堪，但在此前深受疫情冲击的美西方对自己国家总体上并未出现此类报道。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和美国因疫情死亡人数占全球一半之多，但西方媒体在报道时却怀着“悲天悯人”的态度，避免这些令人恐惧的照片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即便是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欧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不会闯入急诊室，揭示医护人员有多疲惫不堪。然而，这些西方媒体却通过高清影像肆无忌惮地向全球展示印度医院状况，完全不在乎冒然闯入是否影响事关生死的急救活动。更有甚者，欧美电视记者疯狂涌至因疫情而痛失亲人的印度家庭中，将他们的私人悲痛暴露于公共视野中，供西方世界消费。

 相比之下，西方媒体在报道本国悲剧性事件时，就显得小心谨慎得多。例如，在报道纽约市为早期疫情死难者所挖掘的巨型墓地时，媒体配以烟雾缭绕、树木成荫的图片来缓和死亡的压抑气氛。相反，在报道印度疫情时，西方媒体总是配以诸如在火堆上燃烧着的尸体等令人心痛的照片，简直唯恐天下不乱。

 丧葬之火在西方小说、游记和有关印度的绘画中是非常经典的比喻载体。西方媒体通过将镜头对准燃烧的火堆，来满足西方观众对印度教火葬死者传统的病态迷恋——尽管火葬这种环保做法在西方国家也越来越流行。然而，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擅自展示印度火葬骇人场景是极其荒诞的，且是对印度这种私密传统的极度不尊重和严重冒犯。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媒体在报道国外灾难时的“文化迟钝”早有先例。在报道2011年福岛核事故时，西方主流报道大肆渲染骇人听闻的核辐射泄露，却不重视报道事故受害者。同时，报道中充斥着针对文化和种族的刻板印象：留下来处理事故核反应堆的工人被称为“核武士”“人祭”“核忍者敢死队”。

 事实上，由于对该地区10万居民的预防性疏散，福岛并没有因核辐射发生伤亡。但这并没有阻止西方媒体为博眼球，将福岛事件对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进行虚假和煽动性报道。结果，国际货船开始拒绝停靠日本港口，即使这些港口离福岛很远，一些国家甚至从东京和日本其它地区撤离本国国民。

 对于非洲，西方媒体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偏见下，非洲被描绘成一个充斥异教徒部落、无尽灾难、人们脸上鲜有笑脸的绝望大陆。其实，2014至2016年席卷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最终导致了11325人死亡，这个数字与三个月前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两天内死亡的人数并无二至。

 尽管如此，西方媒体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却始终围绕裹尸袋、奇葩丧葬习俗、西非落后的葬礼。例如，2015年普利策专题摄影奖授予了一位自由摄影师，他跟踪西非收尸人，为《纽约时报》拍摄并记录西非人民的苦难、死亡以及绝望。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2020年的普利策获奖及提名作品中没有一个相关新冠肺炎疫情——这场21世纪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2021年6月颁发的普利策奖也没有授予任何一个记录西方惨淡疫情的记者。

 由此可见，西方媒体只有当灾难发生在远离本土之地时，才会肆无忌惮地报道苦难、悲伤、绝望、无助。毕竟，他们镜头下很少见到美军士兵的尸体，但同时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区战争死难者的照片却随处可见。

 尽管英美媒体占全球传媒的主导地位，但也并非铁板一块。一些西方媒体也不排斥如实报道本国恶性事件。但西方媒体的总体行为模式是明确的——即报道异乡悲剧性事件时倾向于灌输文化成见、侵犯隐私和尊严，尽管这些行为在报道本国时完全不被接受。

 西方媒体的“双标行为”造成的国际负面影响尤为强烈，因为很大程度上，他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塑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正如埃博拉疫情期间，耸人听闻的报道使大众感到疫情比预期更加严重，病毒传播规模更广。事实上，埃博拉病毒的感染和死亡病例局限在三个西非国家，但公众视野中似乎整个非洲都深陷埃博拉疫情之中。

 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传达事实，而并非是通过入侵、偷窥、贩卖非本土地区民众的隐私和痛苦为自己博得名利。卓越的新闻报道能够超越陈词滥调和对骇人听闻爆炸性效果的过度依赖。随着新冠病毒迅速变异，我们急需更负责任、更顾及他人感受的新闻报道。

本文编译自The Japantimes杂志2021年05月30日文章

原标题为The Western news media’s lurid  Orientalism

作者Brahma Chellaney为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

编译：叶维杰 | 审校：陈安澜 杜文睿

本期编辑：杜文睿 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