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管理】大陆的学术管理问题来自基本的逻辑谬误_风闻

最近一连串金融开放和改革措施，只有两个可能的用意和后续：1）因爲外加因素而稍作尝试，随时准备收紧；2）全心推进，以做爲美国崩溃/衰退后直接接手部分金融霸权的准备。我的猜测是第二项；虽然这不是我个人的头号选择，但那是因爲我是外人，只能用公开历史来做分析，没有足够的内部资讯来信任金融管理单位在能力、品德和智慧等方面的改进；如果高层把这件事当成重点政策来做，赋予头等的关注、资源、人才、权限和监督，那么其实是一个Reasonable理性的决定。

中共是全世界执行力远远最高的政府，在这届10年整顿之后，更加是纪律严明，中央决定的重点政策似乎没有失败的道理，但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才让我建议不要冒进；这个软肋并不是什么秘密，我的嘴皮都已经快说烂了，亦即学术管理。

我一直是努力从浅显、直接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中共学术管理上的困难，不过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问题极深、极广，并不只是假、大充斥的逆淘汰，或几个利益山头诈骗公款、虚耗国力而已。这些现象固然限制了自主研发的效率，大幅增加了产业升级、超越先进国家的难度，从而压低了无数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准，但它们在逻辑上其实是另一个更基本的矛盾的体现，亦即当前中共学术管理哲学与理性治国理念之间的绝对抵触。

大陆自邓小平开始的理性治国方案，最根本的原则之一是权力必须尊重科学和理性，而后者在实践上往往来自专业意见。这个原则本身并没有错，但也同样起自邓小平，它被逐步误解扭曲成爲权力必须尊重专业大佬，然后进一步演化成爲权力必须被赋予学阀。这样的结论当然只有先假设科学成就等同人格智慧才能成立，但事实往往是彻底违反那个假设的：例如20世纪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的创始人之一Lila Gleitman的丈夫也曾有感而发：“Great scientists are often not great men.”（Lila的回答是：“Yes，for example, I’m not a great man.“ Henry Gleitman和老婆一样，同是U Penn心理系的教授，虽然在学术成就上比不过Lila，幽默的程度却差不多，例如他曾説过”God must have loved the C students, because he made so many of them.“）这还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所谓一流科学家（”院士“），在国际上可能二流都算不上。

这些大佬原本就霸占了专业议题上的发言权，大陆又多给了官员的地位和管理职能，原本中国式庞大而强力官僚体系的良性制衡就只能来自科学和理性（包括反腐，这是爲什么这届的纪委对于采证的要求极爲严格），但这些学阀却兼有官员的权力和专业权威，不但在相关政策上拥有绝对、完全不受节制的决策权，而且可以利用政治能量来进一步提升专业声望（例如通过宣传渠道来压制批评论点和吹嘘自己的成就，以及垄断科研预算来做外国团队负担不起、却无啥重要科学意义的实验），再反过来用专业声望来骗取更多的行政上的能量，如此无限循环；过程中还可以顺便开些公司，藉著官媒的吹嘘在股市收割韭菜，这是政治官僚想都不敢想的大笔外快来源。

我一再地说，政治的目标是公益的最大化，而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理性和专业的态度。中共虽然是当前人类社会理性程度最高的政府，但这个把科学事实和专业权威混爲一谈的逻辑谬误，却是一个极大的隐忧；如果不儘快修正，将政治上和科学上的话语权分开，那么自私自利、窃国自肥的学阀必然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我长期批评的几个假未来科技，都已经成爲十四五的重点投资对象，但这其实只是上述谬误的必然结果，如果不从根治起，只会随著中国科研层次的推进，而对国家人民造成越来越大的失血。正本清源，刻不容缓。

【后注】这篇正文的内容，其实已经在我脑海中醖酿五六年了，但是因爲我在中美贸易战、中欧宣传战、以及其他国内国外政策上，还有重要的意见必须表达，不能冒著被封杀的危险直指大陆学术界腐败的核心，就一直压著不谈。而这届最近的一波改革，才让我放心：除了学术管理之外，中共的行政都已经步上正轨，那么我终于有了模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底气。原本想要上史东的节目来广爲传播，后来觉得他经营收费管道，不像我这样爲了有博浪一击的自由而始终不追求流量，所以决定不要连累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