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需要克服哪些人性弱点？你记得不可一世的张国焘吗？_风闻

张国焘从巅峰跌到低谷，然后当了叛徒。这和他性格的弱点有很大关系。读了他的历史，让我相信鸡汤文里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1. 心胸狭窄，不能容人

在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大搞肃反，杀了两千五百多人。其中很多是错杀的，包括一些张国焘看不惯的人。

当然，也要看到，当时肃反扩大化还有其它原因，比如受到苏联指示的影响，还有，当时某些领导人敌情观念太强，非常多疑。

当时红军将领许继慎被错杀。就连徐向前的夫人也没有被放过，这也许是张国焘又打又拉的伎俩吧。

1932年底，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离开鄂豫皖苏区。

四方面军高层在陕西南部的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批评张国焘放弃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做了检讨，可他怀恨在心。

后来，他继续搞肃反，找了借口把这三个人都杀了。

张国焘搞的夹杂私货的大肃反，极大削弱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

更严重的后果是，这让张国焘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家长，他搞一言堂，很少有人敢提反对意见。

2. 片面的看待问题，夸大自己的成绩，目中无人

红四方面军大约1万多人到达陕西南部以后，随后向四川北部巴中地区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把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

1935年6月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知道中央红军的人数不到两万，就不可一世，目中无人，把自己看成正确路线的代表。

他片面的看待两路红军的实力差距，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在川陕根据地这两年，红四方面军打退了川军的两次围剿，第一次六万人，第二次20万人。

可是在同一时期，中央红军树大招风，遭到了国军主力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国军人数分别达到30万和50万。

更不用说，在中央红军转移的路上，还要遭到几十万其它国军的围追堵截。

张国焘能在川陕根据地取得成功，重要原因是中央红军吸引了国军主力。

他需要对付的只是川军一部分部队，川军对于四川北部边缘地区并不是特别重视，也没有很强的战斗意志。

可是当时的张国焘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用今天的话说，他把平台误以为是自己的才干。

当时张国焘也没有看到：经过长征的锻炼，经过遵义会议，当时的中央红军已经今非昔比。

当然，中央红军损失很大，还因为博古和李德在五次反围剿时瞎指挥，在湘江战役期间他们没有命令部队轻装前进。

3. 贪婪

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看到自己表面上的实力优势，他想主宰红军主宰党的野心就跳了出来。

张国焘提出一个九人名单，希望把名单上的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全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11人，包括张国焘。

当时的中央当然不可能同意，但是作了些让步，提拔陈昌浩和周纯全当中央政治局委员，提拔上述两人以及徐向前当中央委员，提拔李先念，傅钟，何畏为中央侯补委员。

还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让陈昌浩当军委常委，让徐向前当中央军委委员。

对于张国焘的野心，当时中央非常清楚。中央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要求，也避免了张国焘等人在高层占据多数。

4. 不会团结大多数

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仗着四方面军人多势众，他意气风发，反对中央多数高层。

他不但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还反对中央的政治路线，他要追究中央的责任。 他觉得当时中央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而他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所以他张国焘必须主宰党和红军。

这就引起了中央高层其他人的反对，就连在遵义会议受到批评的博古和凯丰等人，也强烈反对张国焘。

虽然当时四方面军的人数远远超过一方面军，可是张国焘在中央高层占少数，即使提拔了几个人以后，他们依然占少数。

5. 犹豫不决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双方对于下一步的动向就有分歧。

张国焘主张向南、向西，也就是向四川南部以及西康方向发展。

民国时期的四川，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的东半部，西康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的西半部加上西藏东部的一小块。

当时中央主张向北向东。主要原因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侵华、国军溃败几乎是必然的。在日占区开展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开辟根据地，既是义不容辞的抗日使命，也是发展革命力量的机会。

1935年6月，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并没有果断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而是听从中央的建议，和红军一起北上，后来又分为左、右路军，分两路北上。

左路军到了阿坝以后，又按照中央的建议，向东边的毛儿盖方向转移，打算跟着右路军共同北上。

1935年九月初，左路军先头部队到了噶曲河，这时张国焘才下定决心要南下，命令部队返回阿坝，他借口河水太深，部队不好通过。

其实是可以过的。有先头部队已经过了河，并且骑马向东跑了一段路，发现草地比较坚硬。朱老总的警卫员也骑着马过了河。

咱们先不管他的决策是对是错。他做决策的时间太长了，犹豫不决，用了两个多月。

6. 面对问题想当然，过度乐观

张国焘率领部队南下以后，他打算去占领成都平原，想打下成都。

他按照自己在川陕根据地发展的经验，觉得川军好打。

可是，成都平原是川军统治的核心地带，那里的川军实力强，并且战斗意志也强。

张国焘一开始打得还比较顺，可是后来在百丈战役中吃了大亏，只好西撤。

张国焘对待苏联援助的态度也是想当然。

张国焘二次北上以后，中央计划打宁夏战役。

中央打算先在银川以南、黄河西岸的一部分地区开辟根据地。 等苏联援助到达日期确定了，再派一部分部队去定远营拿援助。

可是张国焘却不这么想，他却主张先派人去拿援助，再用苏联装备打国军。

可是他就没想到，苏联援助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不能按时抵达。

如果部队去了定远营，援助又没来，那该怎么办呢？ 只能在那儿让马鸿逵欺负了。

对待苏联援助的想当然的态度，也是他决定在甘肃北部开辟根据地的原因之一。他以为，有了这块根据地，就可以从苏联拿到援助。

他没有看到，在国共、苏中统一战线必成定局的形势下，苏联不大可能给红军大量援助。 

当时苏联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把多数援助都给了国军，从1937年8月21日到1941年，国军得到大量援助，包括40个师的装备。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会向苏联施加压力，不允许苏联把大量援助给红军。

抗战期间，苏联确实悄悄通过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给了红军一部分援助。但是给红军的援助数量远远少于给国军的。

张国焘对苏联援助想当然的态度，也影响了西路军高层。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西路军之所以战败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是：

希望先拿到苏联援助，然后利用先进装备打败马家军。 在进军过程中，没有主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没有主动开辟根据地，而是消极防御，打阵地战消耗战。结果，最坏的可能出现了：西路军几乎打光了，苏联援助还是没有到位。

有研究者认为，苏联援助没有及时到位的主要原因是，西安事变以后斯大林对形势做出误判，他误以为西安事变破坏了统一战线，就暂停了援助。

有的研究者写道：苏联还不允许已经到达边境的代表团成员进入新疆。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才进入新疆，到星星峡接应西路军突围出来的400多人。

7. 在困难面前做出错误的、悲观的判断

张国焘对于避实击虚这个原则领会很深。面对国军的威胁，1932年底，他带领鄂豫皖苏区主力撤离，让沈泽民率领小部分部队留下打游击。

1935年5月，又因为同样的原因，带领八万多红军和大约2万非军事人员撤离川陕根据地。六月，和中央红军会师。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面对北部胡宗南中央军的堵截，他觉得应该先南下再向西，在四川、西康发展实力。

二次北上的路上，他又想过黄河向西。可是因为不具备过河条件，加上朱老总等人做工作，他才放弃。

二次北上以后，为了完成宁夏战役，中央决定先歼灭南面来的胡宗南一部，然后再打宁夏战役。

为了保存实力，张大帅把四军和31军调离指定位置，导致海打战役计划落空。

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他就让九军以及五军西渡黄河。

张国焘认为，红军在黄河以东的根据地没有生存的机会，因为国军实力太强大。这是他命令西路军开辟甘北根据地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因素，张国焘担心，如果和中央呆在一起，他会受到中央的严肃处理。

张国焘这么做的意图很可能是为了实现他一统全军、一统全党的妄想。

他的如意算盘很可能是：在甘肃北部建立一块可以接通新疆、拿到苏联援助的根据地。很快红军在东岸就会站不住脚，恐怕只能投靠他张大帅的部队。到那时，他就可以如愿以偿。

当时中央却把重点放在经营河东根据地上。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二到五月，去山西东征，1936年五到七月，彭老总带领西方野战军向西发展，扩大了根据地的版图。

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河东根据地面积大约有13万平方公里，比今天的江苏省还要大。这就是后来的陕甘宁边区。

西路军向西进军以后，11月21日，东岸红军在山城堡打了一场歼灭战，歼灭了胡宗南两个旅。

一战定乾坤，震慑了国军部队，让他们不敢前进，稳固了河东根据地。

从那一次战役起，到1937年8月国共双方达成统一战线协议，在东岸国军不敢再次侵犯红军。

山城堡战役其实是海打战役的翻版。这一次，三个方面军互相配合，打成了。

张国焘对东岸形势的悲观估计，也影响了西路军高层。在进军过程中，他们要求东岸红军西渡黄河，和他们一起开辟甘北根据地。

在中央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还要求四军和31军归建，也就是归还建制。

有研究者认为：受到张国焘的影响，西路军高层对东岸红军发展前景悲观，希望东岸红军渡河支援西路军，这个因素也导致西路军实行消极防御。这是西路军战败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8. 没有正确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一样困难。张国焘没有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做了不可行的事情，给四方面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离开四川时，四方面军人数只剩下大约四万人。

张国焘本来命令31军也西渡黄河，31军直属部队过了河。由于朱老总和彭老总的争取，才让31军的过河部队又重新回到东岸，参加海打战役。

后来由于国军南北对进，封锁了黄河东岸，东岸红军，包括四军和31军，只好向东转移。

如果条件允许，张国焘一定会命令四军和31军也西渡黄河。如果那样的话，这两个军也很可能面临灾难性后果。

一个人不能清楚的认识自己，后果是多么严重。后来这两个军保住了。一方面要感谢朱老总、彭老总、张浩的争取。另一方面，恐怕也要“感谢”国军吧。

我在想，为了把这两个军拦在黄河以东，当时有没有潜伏在国军总部的红色情报人员命令国军赶紧封锁黄河呢？

国内有的研究者认为，西路军之所以战败，张国焘和西路军高层指挥员应该负主要责任：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误判，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打法，在马家军的疯狂围攻下，损失越来越大，最后彻底战败。

历史没有假设。我还是假设一下吧。如果张国焘能克服人性的弱点，他就会向徐海东学习，把部队交给中央指挥。然后他可以干一份适合他干的工作。

除了上面介绍的传统派观点，国内还存在现代派观点。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中央要负主要责任。

我不能有把握的说哪一种观点是对的。可是，现代派研究者的观点确实造成了负面影响。

有的研究者在香港出书，宣扬自己的观点，还接受了英国女作家张戎的采访。

在现代派研究者观点的影响下，张戎写了她那本书里有关西路军的内容。张戎声称，主席用“阴谋”消灭了西路军。

张戎的那本英文书在西方影响很大，她把主席塑造成反派形象。她和那个所谓的私人医生差不多。

这个女作家的说法和历史事实完全不一样。当时主席年富力强，非常包容。

面对张国焘和部分四方面军高层的错误行为，面对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少数支持张国焘的人，主席采取的策略是党内“统战”。

就是希望通过耐心做工作，让多数人改正错误，支持中央的正确路线，绝对不是为了消灭西路军。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咱们面临种种挑战，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打赢舆论战。其中包括塑造真实的主席形象。

现在有必要召开研讨会，让两派在一起讨论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有效的决议还是1937年3月做出的。

80年代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决议。高层一位领导作出批示，说同意这个说明，建议存档。然后其他高层领导划圈。

“存档”这两个字似有深意。

西路军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恐怕仅次于1966到1976年那段历史。那十年的历史早已经有决议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今天咱们既肯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精神，也看到当时博古和李德等人在指挥上犯的错误。

在看待西路军问题时，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既要肯定红军指战员英勇无畏的精神，也要认识到指挥上存在的错误。（如果确实存在错误的话）

从80年代到现在，关于这个问题，两派争论不休。

在80年代，现代派研究者写的文章发表在某刊物上。被某高层人士发现以后，这位领导就要求这期刊物全部收回，并且重新出一期。

其实早在1937年，西路军高层在电报里就要求中央为西路军的损失负责。

3月4日，张国焘给西路军发了一份电报，他说：

“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有（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

“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之估计。”

当时的张国焘应该是听从了中央的意见，可能中央做了张国焘的思想工作吧。

后来，陈昌浩回到延安，代表西路军做了一份长达六七万字的检讨。 我没有看到全文，但我记得两个要点：没有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没有充分重视开辟根据地。

1937年3月，西路军彻底战败。很快就到2037年了。

到2037年，这个问题应该有定论吧。

毕竟，100年的时间，应该可以解决大多数争端。

当然，不管怎么争，咱们都应该记住八十多年前那些在河西走廊为新中国流血的勇敢的生命。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部分资料是以前看的。由于记忆问题，有的细节可能会有小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