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海峰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逻辑界划与话语体系_风闻

仰海峰丨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

在马克思发表的著作中，以“批判”作为副标题的核心词，几乎成为一种惯例。他的哲学，从本质来说就是对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过程，就像《资本论》所表现的那样，而且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构架与话语体系。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进行界划，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需要先行澄清的一项工作。

批判理论的类型

自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相关的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浪漫主义的批判。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理论态度。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以散文诗一般的笔调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过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适应新的关系，即使是一些能够在现代社会关系中生活得很好的人，也未必不怀念过去的生活。在封建社会，人们可能会感受到贫穷与压抑，但也能感受到因为上帝的存在以及共契生活所提供的安全感。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使得人们对过去社会怀有一种浪漫的想象。相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传统社会长期不变的生活虽然困苦，但为人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商品世界中唯利是图的交往模式，也让人更愿意回想起曾经的道德与情感。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成为一些人身处现代社会时的情感寄托。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马克思在批判各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时第一部分针对的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就人员构成主体来说，这些社会主义者包括封建贵族、僧侣等。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使得他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秩序之中，但他们的利益已经失去，他们的地位被过去看不上的暴发户所取代，这驱使他们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参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措施，但同时他们也参与到资产阶级的营利中，虽然骨子里依然是对过去社会的回想。在《唐·吉诃德》中，塞万提斯描绘了一位流连于中世纪但脚步已跨进现代社会的平民形象，展现了下层人民面对现代社会时的一种浪漫主义想象与实践。这样一种浪漫主义，在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常常会出现。新的社会意味着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新的风险，传统社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已经习惯生活于其中的人，或者内心已经接受了这种生活惯性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契合感，当人们与新的生活越来越难以协调时，对这种契合感的回忆就会越来越深入人心。浪漫主义批判，说到底是对传统生活的一种浪漫主义回忆。

与这种浪漫主义批判紧密相关的还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产生于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结合。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与法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实践相关。但当这一思潮被移到德国时，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在德国并不存在，这使得法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德国变成了理论的“沉思”，现实的政治实践变成了哲学家的“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与人的类本质的实现结合起来，形成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爱”的本质的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所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者自认为并不是要代表某个阶级的要求，而是代表了一般人的利益，代表了人性的利益，并以此批判自由资本主义。在德国产生的这一思潮成为当时一些顽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反对资产阶级的借口，同时也成为一些小资产阶级保存自己实力的理由。可以说，这是一种融合了封建思想和小资产者思想的批判理论，它不仅表现出对封建社会的浪漫主义辩护，也体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主张与幻想。

二是改良式的批判。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来，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都将之看作合乎人性的社会，认为封建社会是人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才是自然社会，以表明这一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针对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述指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规律。”许多学者对当下社会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马克思称之为“宿命论”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满意这样一个社会。出于不同的立场，这些学者对现存社会进行了诸多批判。这些不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社会的改良式批判理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站在手工业者立场上的批判理论，从中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农业社会向商品社会的转型，经过了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讨论分工时所举的制针的例子，体现了早期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状态。在这一时期，虽然分工导致了个人生产技能的片面化和孤立化，但工人的手工技艺在生产中还占有重要的位置。分工的发展，必然会使原有的技艺分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就越来越成为技艺上无差别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部分，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描述与讨论。协作、分工与机器的发展，使得原初的手工业者在生产与社会中的位置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原来技能全面的工人日益成为只适合从事片面的、特殊劳动能力的生产者，并逐渐被机器所整合，成为机器体系中的一个器官。“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加速了手工业者的分化和贫困化，这是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然发生的过程。手工业者的工作很多被监工或雇员所代替，一些人沦落为无产阶级，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产生了改良式的小资产阶级批判理论。这一理论或者力图恢复旧的生产与交换资料，并以此为基础恢复旧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或者将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纳入新的生产关系中，其理想状态是行业式的工业组织和守法式的农业，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

第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前提的改良主义批判理论。改良主义的批判理论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并没有达到像斯密所设想的美好状态，个体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不必然地导致社会利益的共同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社会的共同发展。这使得一些哲学家开始反思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精神及其发展逻辑，从而提出了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式批判，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对其内在的问题进行化解，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

黑格尔哲学是这种改良主义批判理论的表现。黑格尔意识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可抗拒性，认识到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合理性，“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所以他认同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把以劳动为基础的需要体系作为市民社会三个环节中的第一个环节，并将第二个环节（即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看作是上述体系中自由这一普遍物的现实化。但黑格尔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以个体私利性为原则的市民社会虽然带来了个体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但并不能带来社会与个体的共同发展，处于市场中的个体实际上是一种“为他”的存在，由这种外在的相互为他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说到底是没有共契意识的社会。相互交换的过程虽然带来财富的增长，但由于直接基础（黑格尔也称为资本）与技能的制约，最终会带来不平等与不自由，从而走向市民社会的反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黑格尔强调要对市民社会进行反思性的调控。这种调控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市民社会层面；二是国家层面。在市民社会层面，他强调警察与同业公会的作用，以解决需要体系与司法这两个层面无法解决的偶然性问题，以便把特殊利益上升为共同利益。黑格尔把这一条看作市民社会的第三个环节。但这个环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民社会的私利性与个体之间分裂状态的问题，需要从更高的理性出发来对市民社会加以修正，这是他为什么强调国家理性的原因。

三是空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判理论。这是以圣西门、欧文、傅丽叶为代表的批判理论。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特别是阶级对立，并力图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论述未来社会的合理性，从而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判，也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批判理论创立之前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个理论高峰。

马克思曾从几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讨论：首先，这一理论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以及阶级关系间的对立，同情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状态，同情无产阶级的利益。这让他们的思考有了一种“道德的色彩”。其次，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设想，如消灭私人财产制度，消灭雇佣劳动制，消灭城乡对立，等等，强调把国家变成生产管理的机关。比如，圣西门就从实业生产的角度认为，只有参与劳动生产的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当然，由于所处历史的局限以及自身的理论局限，他们虽然强调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但由于存在对未来社会建构的基础以及力量的误解，他们以自己的发明来替代未来改造的方案，这使得他们更多站在一种道义的制高点上，并不加区别地向社会呼吁变革，从而使这些变革更多停留在幻想或空想的层面。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理论却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直接来源。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批判，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指向的批判理论。马克思吸收了上述批判理论的积极内容，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批判。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他的批判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批判逻辑：一是人本学的批判；二是从生产逻辑出发的批判；三是资本逻辑意义上的批判，这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顶点。

人本学批判理论是以人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回归为逻辑的理论范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整合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黑格尔关于劳动与自我意识形成的理论，形成了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思想。这种自由自觉的类本质通过劳动的对象化表现出来，当这种对象化充分实现时，人的类本质也就实现了。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劳动的对象化被劳动的异化所取代，从而带来了人与劳动过程、人与劳动产品、人与人的类本质、人与人本身的异化，异化成为人的日常存在，特别是工人的日常存在，这就像后来者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在世就是一种沉沦。这种沉沦，在马克思那里就是人的类本质被人的异化的存在所取代，这是本质与存在的分离。与这种分离相对应的，就是私有财产对劳动的统治，形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主体与客体的矛盾等。马克思期望以未来的共产主义来取代当下的资本主义，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在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中，人的类本质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当他从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出发时，这种先验的存在实际上打上了近代以来启蒙主义的痕迹，套用萨特的话说，这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哲学思维，这也是一种以“应该”来评判“是”的逻辑。这一逻辑虽然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两者之间的鸿沟使之无法找到一条现实的实践通道。马克思当时对未来状态的描述，更多是从人的类本质的理想状态出发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种人性复归的社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完全实现。马克思虽然也强调实践的意义，但这种实践的社会存在前提及社会内在的可能性是什么，此时他还没能作出回答。以先验的本质来评判现实的存在，这是人本学批判理论的基本逻辑。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先验的类本质回到了历史生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强调的人的类本质被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判断所取代，这并不是给人下定义，而是为如何考察和理解人提出了另一种思路。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也就是现实的个体，现实的个体要想生存和发展，其前提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不仅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人本身。对于马克思来说，要想理解人，就需要讨论社会存在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存在自我变革的可能性。在这一新的理论维度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逻辑为起点的批判理论。

在这一新的理论构架中，马克思首先从社会存在的结构中来定位哲学，打破了哲学自律性的神话。在过去的研究中，哲学被看作是超越了特定社会存在的普遍性理念，它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关注的是超历史的命题。这一界定虽然符合哲学的特征，但哲学对普遍性命题的争论与回答却逃不出特定社会历史的规定。

其次，对社会存在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社会存在是以物质生产为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生产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而建构的存在。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矛盾，这在客观层面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并转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社会存在的变革与发展，从而为未来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这些矛盾在主观层面体现为意识形态之争，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最后，马克思认为能够变革当下社会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从而改变了传统哲学中的主体理论。在传统哲学中，主体主要指的是理性的个体，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意味着从个体主体向类主体思想的转变，并在费尔巴哈哲学中清晰地表现出来。类主体是由无差别的个人构成的主体，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处于特定的关系结构与交往情境中，这造成了人在社会存在上的差别。随着社会的分化与简化，形成了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变革当下社会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现实历史的产物，其存在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比如在来源上，马克思当时认为小资产阶级、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等，便是无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上述讨论，构成了马克思从生产逻辑出发的批判理论的基本构架。

这一批判理论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表现得较为充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质生产逻辑关注的更多是客观的层面。这一层面如何与主体关联起来，马克思当时并没有给出一个相通的逻辑，而是以外在规定性的“自主活动”来连接，并以之批判分工导致的人的机械化与碎片化，重申主体的创造性。回到经济生活层面，客观的物质生产活动体现为具体的人的劳动，因此劳动与人的主体性联系在一起，这成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几个方面确证了劳动本体论的地位：第一，劳动的对象化确证社会存在。“劳动……从活动形式被固定为、被物化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这种存在就是社会存在。第二，劳动确证着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劳动就像酵母一样，使资本发酵，使资本作为被动的存在与劳动发生关系，并使物质对象成为主体创造性活动的材料和工具，或者“作为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外部之间的那种对象手段”。第三，劳动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自由时间。人的存在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必要时间，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也“使资本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

相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先验的类本质来界定劳动的对象化，并将对象化与异化区分的思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批判理论并没有非常明显而强势的先验逻辑，马克思是在以现实分析为基础的可能性革命空间中安置主体的。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与劳动本体论之间，是一种双重关系，一个偏向于客观层面，一个偏向于主体层面。在面对社会存在时，马克思从生产逻辑出发建构出一条客观的思路，并在这一思路中展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要依赖主体性的实现，这种主体性的现实基础就是劳动。如果我们考虑到劳动与主体的联系只有在资本中才是可能的，那么资本才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只有在资本的逻辑中，才能真正地讨论现存社会的结构、内在矛盾与社会变革方向，这就从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生产逻辑转向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在我看来，这一转变才真正地解决了人本学与生产逻辑中的二元性问题。这就是《资本论》中确立的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批判理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置于资本逻辑中，并从资本逻辑出发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逻辑转换中，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传统哲学中所谓的主体与客体，都只是资本这一绝对主体下的构成要素。在之前关于批判理论的讨论中，马克思常常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作为批判理论的内核，这样一种传统哲学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体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说到底就是实现资本统治一切，传统哲学中的主体对应物如人、其客体的现实对应物即外部世界，实际上都被整合为资本生产的内在要素，资本成为真正的、唯一的、绝对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或者作为劳动力被资本吸纳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成为资本增值的活的工具，或者体现为资本家即资本的人格化存在，其行为本身以资本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与主体相对应的客体或外部世界，成为生产资料或生产对象，成为资本增值的物质条件。主体与客体都成为资本这一绝对主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受资本驱使并使资本增值，资本才是能够吞噬一切的绝对主体，这种绝对主体对于单个看似有理性的个体而言，又是一种绝对的客体。对资本的批判成为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着力点。

第二，随着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历史唯物主义曾经论述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当这一矛盾不能真正地激发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时，就容易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改良的动力。这意味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探讨，需要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架中，特别是要揭示资本逻辑是如何支配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并使之成为自我更新的环节。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为走向未来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相比早期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异化的存在，后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种较为客观的看法，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的前提，同时从更高的社会阶段来反思现有的社会。相比早期从“应该”到“是”的逻辑、中期的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从“现有”到“能有”的逻辑，这种能有是从未来面向当下的批判，未来的地平线处于不断的移动中，从而保证着理论的开放性。也正是这样的开放性，才使得马克思在面对自己的学说即将被模式化时，发出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话语体系

不同的批判逻辑具有不同的话语体系。在人本学逻辑中，批判话语主要通过异化、对象化、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等概念表达出来；在生产逻辑中，批判话语主要通过劳动与主体性、物的依赖关系、全面发展的个人等概念表达出来；在资本逻辑中，批判话语主要通过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概念表达出来。从资本逻辑出发，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批判话语。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资本逻辑中的批判话语。

虽然商品交换在原始公社后期就已存在，但商品拜物教则是商品生产普遍化之后的产物，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成为商品，不仅物质产品或物质资料成为商品，而且人也成为商品，这时才可能产生商品拜物教。拜物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拜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商品拜物教就是拜倒在人制造的商品面前。这种“跪拜”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层面：表面上“跪拜”的是物，深层上“跪拜”的是看不见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摆脱了一切质性的规定，呈现出一种纯粹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形式被物所遮蔽，似乎人们崇拜的就是物。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商品的这种谜一般的性质，来自社会关系的形式。商品拜物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见而又不可见的物的崇拜。

商品拜物教进一步发展就是货币拜物教。货币崇拜首先是商品交换必然的结果。马克思一步步地揭示了货币是如何产生的，即从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到一般价值形式，再到金银成为货币，成为超越一切商品之上的东西。货币的产生使商品交换摆脱了恶的无限性，方便了商品交换与流通。这一过程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反复与实践：一方面使得货币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所描述的那样；另一方面使得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并沉淀为商品社会中人们的无意识。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从流通过程论证了货币何以获得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但直接的起点则是成为资本的货币，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过程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工资与劳动的等价交换过程，这使得剩余价值似乎直接表现为资本自身的增殖，简单地说就是钱能生钱，这个生钱的过程却是看不见的，越是看不见越是能催生人们的崇拜。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的循环，在直接层面都表现了G—G’的增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都消失不见了，呈现出来的是纯粹的货币增值。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唯一”，货币可以说是资本的最切近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拜物教当然还是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是所有拜物教的本质，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这是一个不断抽象、不断从表象到本质的过程。

在马克思的思考中，资本不再是具体的物，就像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所理解的那样。斯密、李嘉图等人对这种物化的理解，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继承，比如勃雷就认为资本主要指的是“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一切这些东西都是资本”。所以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不可能离开资本来进行生产。这也是当时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这样的语境中，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才强调要从分配着手，将社会主义变革集中在分配领域。这种思维正是资本拜物教式的思维。在这一思维中，资本体现为具体的物的存在，这些物同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人类只要生产就离不开它们。《资本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破除这种资本拜物教。**马克思指出，在这种物化关系的背后，说到底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在其直接层面表现为物，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被其表象所遮蔽，同时也被自身的形式化所遮蔽。**就其被物的表象所支配而言，古典经济学与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就是例证；而就社会关系自身的形式化而言，不仅古典经济学如此，而且古典的政治学也是如此，它们关于人的自由而平等的先验设定，反映的就是这种形式化的社会关系，这种形式化的关系也是前面商品拜物教部分所讨论的内容。商品拜物教反映的是对这种抽象形式的具体化结果的崇拜，而资本拜物教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对这种抽象形式自身的崇拜。

资本拜物教之所以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着社会生产与消费过程，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意识与思想观念，人们认为它是一种自然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有着人类所有社会的物质生产的特征，这很容易使之被还原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斯密在论证建立于分工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时，就是从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出发的。当这样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也就成为最合乎人性的自然本性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也就成为最合乎人性的生产，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也就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事实。虽然不少学者看到了资本统治的局限，但由于无法从根本上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学者的批评并不能真正地透视资本的逻辑。马克思看到了这种非历史性的混淆，强调自己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论》中，他不再从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不再将资本的生产过程还原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是强调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只有在这一新的视野中，才可能透视资本的本质，形成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话语。

三种拜物教话语形成了马克思较为完整的批判话语。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内核，以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方式，展现了资本逻辑是如何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沉淀于人们的日常观念中的。在人们的印象中，《资本论》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运行，实际上《资本论》从第一章开始就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实践的批判分析相关联。三种拜物教批判就揭示了人们的日常观念以及人们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是资本逻辑在无数次的实践中沉淀而成的。相较于早期的人本主义批判以及中期的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主体性批判，马克思此时的批判以对资本逻辑的科学分析为基础，揭示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拜物教意识的，马克思所强调的辩证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展开的，即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分析中，展现理论的批判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展现这一批判的理论指向。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普遍展开的城市化，推动着学术研究的实证化。启蒙以来的批判精神常常被科学发展的实证精神所遮蔽，这是胡塞尔喊出欧洲精神危机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实证化的思路逐渐取代批判性的思路。人们将批判与科学分析常常对立起来，以实证的分析取代科学的批判，这正是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基于对此的反思，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回到辩证法，重新激活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并直接影响到法兰克福学派及后来的学者，这是马克思的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方式，也是我们认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