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还是“封建糟粕的文艺复兴”？_风闻

“孝”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特有的、独异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一种文化，一直以来都作为传统文化里的“文化支柱”在历史上起到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起源于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春秋时期，为了维持春秋分封贵族制下的贵族血脉传承而被写进周礼之中。

之后，这种原本属于“礼不下庶人”的“礼”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努力之下，逐渐演变成了一套适用于整个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而“孝”文化作为儒家最基本的道义之一也经历了这一套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化。

这种由“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演变恰好符合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进步导致的社会结构的演变。

此时作为依靠战车-庶卒来维持统治的周朝旧式分封模式在以自耕农为主的步兵方阵和中央集权政府面前逐渐土崩瓦解，新的选贤制度也逐渐代替了之前血脉传承。

而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必然撼动上层建筑的改变，旧有的道德基础必然不符合新的社会需求，这时必然有符合新一代封建主义社会状况的道德规范来填补这一上层建筑的空缺，很显然儒家思想做到了。

作为之后统领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将近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必然在思想文化的制订上作出了极其符合封建主义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构造。

仅“孝”道而言，传统的“孝”文化可谓是封建主义思想的登峰造极者。既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运行提供了完善的思想铺垫，又为上层建筑构建提供了完美的理论依据。

不同于现代“孝”道的含情脉脉，传统“孝”文化可谓是规则森严。

传统的“孝”文化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在谈传统“孝”文化的时候必然要谈到与之对应的“忠”文化，这两个文化就像是“文化双生子”一样：一同诞生，一同发展。

古代社会常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忠孝”文化的集大成体现。作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里的“忠”和“孝”被赋予了天生神圣的属性，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不因被质疑的。

怀疑“忠”必然会被人以“孝”来反驳，怀疑“孝”亦然。“忠”集于皇权，“孝”则作为广大的道德基础被散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种二元式的理论互动的逻辑保证了基于大一统环境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依然能在道德礼法上保持高度的同一性。

在上层建筑上，通过这种二元式礼法保证了皇权的合理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代皇权式微的时候，皇帝总喜欢提倡“孝”道。比如南逃的宋高宗。

在经济基础上，秦汉之后的以自耕农为主要生产主体的封建经济模式在面对和平年代日渐日渐增多的人口时被动地演化出了传统的“精耕细作”模式。而“精耕细作”模式固然可以养活更多人口，但是单位面积上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这也就使得“把更多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了各个封建王朝所必要执行的政策。

因此“安土重迁”思维开始成为一个主要的封建主义思想得以大规模普及。而“孝”文化也多出了许多诸如“父母在不远游”的子项来为此应援。

其后，兴起于宋朝的宗族制度可谓是封建主义制度上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宗族制度在发明之初极大的缓解了因为生产力而导致的中央和基层在税务和劳务（税和赋）上的矛盾。同样的宗族制度也以更加高效的手段得以把更多的劳动力捆绑在土地上进行劳作。

因此这种能建高“上层建筑”又能拓宽“经济基础”

的制度必然会与此时的作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进行进一步融合产生新的思想构建来为其提供存在的合理解释。

然而，这却是中国传统封建主义高潮上最后的烟花。之后随着封建主义的逐渐由盛转衰，这些制度和对应的思想也逐渐变得与社会脱节。从“思想上的正统”变成了“封建主义的糟粕”。

及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解体，这种旧思想与将要步入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早已显得格格不入。不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却使得这些旧思想得以留存，直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其上层建筑自然不需要“君君臣臣”来维系独裁统治，而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步入工厂也与束缚劳动力于土地的传统道德相背。更别说传统思想里的封建糟粕早就是那个激情燃烧年代的特别打击对象。

时间到了我们步入新世纪之后，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需求。各种传统文化开始被重视：传统文化保护项目、非遗制度的确立、民间开始自发地发掘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开始在新的社会里迸发出别样的色彩。

与此同时，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孝”。也有了新的解释。

首先，“孝”文化和“忠”文化被剥离开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文化符号。“忠”“孝”不再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次，“孝”文化中关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被重构。由传统的“父为子纲”的人身依附演变成了“抚养与赡养”的契约关系。这也成为了当前社会下“养老问题-家庭解决”一个有力的道德依据。

最后，“孝”文化被剥离了全部的政治属性成为了一个单纯的道德依据。“孝”道不再成为官员们可以被弹劾的目标。

基于上面的三点改动，“孝”文化得以在当今的社会被广泛推崇。这种新的“孝”文化就不再是维持封建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而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协调普遍性社会问题的一个道德标杆。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必然要与经济基础相对应。

所以现在主流的“孝”文化不反对父母与子女异地生活的现状，这并不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体现。相反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无奈妥协，这种妥协在如此大的基数加持下也必然演化出相应的文化子体，从而定义出新的道德要求。

最后基于文章以上的论述。不分清楚传统“孝”文化与现代“孝”文化其中的区别就很容易出现“封建主义糟粕”复辟的“文艺复兴”现象。

文化始终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杆。传统文化不应该全面地被复辟，至少得先清理一下糟粕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