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竞争，本质上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争_风闻

中美科技竞争，本质上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争

——驳“中美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价值观之争”

杨瑞华

【共和国同龄老三届红卫兵知青安庆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机修工下岗观大商店业主兼咬文嚼理独编】

此文认为——中美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价值观之争——常识性错！

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用在竞争上，就是指——竞争的目的。

科技和价值观都是人类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1.**科技是生产活动中运用的物质手段——是人按客观规律发现和创造的，用于制造生产工具的理论和技术——其本质是物质上促进生产。

**2.****价值观是生产活动中运用的精神手段——**是人的主观思想认识——其本质是精神上促进生产。

一．中美科技竞争，本质是什么？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争！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切生物的天性——人也是生物，**当然也有这种天性——生物争的仅仅是维持生命的食物——人争什么？——争人上人——怎么达到人上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决定人的生活质量，决定人类发展——总之，决定人类一切——科技强，人上人——科技弱，人下人——正因此——中美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争！

这就是说——有无价值观之争，不影响科技竞争。

世界上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前，资本主义价值观内就存在科技竞争——有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之不过多了一项科技竞争而已。

二．价值观优劣影响物竞天择，适适者生存的质量——所以要争价值观。

有2个因素决定价值观竞争胜负：

1. 科技强弱决定价值观胜负。

价值观是人的主观思想认识，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谁优谁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今的原始部落也说他们的价值观优呢）——谁也难不倒谁——唯一能做为评判标准的就是——科技！

科技强——不但占据世界主导权——一荣具荣：即使价值观（人家认为）不优，顺理成章在世界也是优等！

科技弱——只能甘拜下风——一损具损——即使价值观（自认为）优，在世界也是劣等。

2. 价值观群体大小决定价值观之争胜负

价值观大群体胜于价值观小群体。

所以中美不但争科技，同时也争扩大自已的群体。

**中国倡议“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在世界上强推西方价值观，组群，****提出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从而对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这种性质竞争。

2021****年9月5日记于观大商店

【附原文】

谷歌前CEO：中美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价值观之争

Kris

观察者网编辑

洋媒吐气主讲昨天 09:57

分享一篇文章《人工智能革命以及跟中国的战略竞争》，作者是埃里克·施密特，谷歌的前CEO，2017年之后退下来保留了个技术顾问的身份。这几年他干什么去了？2016-2020年担任美国国防部创新委员会主席，2019年至今担任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15个人，12个是国会指定的，2个是军方指定的，一个是商务部指定的。从施密特同事的配置就可以看出他不再是个单纯的商人，而是国会山、五角大楼和硅谷的连接者，他要对军事科技创新提意见，研究美国面临的技术威胁，他主要研究谁就不言而喻了，反正不是印度。

这篇文章发在Project Syndicate上面，这是他一年以来第二次发文。第一篇是去年8月发的，叫做《中国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胜出吗？》，他认为美国很多人对中国人工智能掉以轻心了，中国在商业和国安应用领域，已经成了美国的全谱系竞争者。他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有人口就有数据，而且中国政治体系将安全置于比隐私更高的位置，所以数据质量特别高。中国必然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15亿人将产生更多的数据以及普通人才，但中必输美必赢，因为地球上剩下77亿人都向往美国，所以天才将流向美国。It is arguably the brightest 0.0001% of individuals who make the decisive difference. While China can mobilize 1.5 billion Chinese speakers, the US can recruit and leverage talent from all 7.7 billion people on Earth, because it is an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也就是说，世界是天才推动的，开放民主的美国社会更吸引天才。

如果这是个比较实用主义的判断，那么他刚刚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就说得更加直白了。文章一上来就说，谁能成功运用人工智能，谁就能推动经济，塑造社会，书写新世纪的规

这个技术领域的机遇刚好和美国乃至整个“民主世界”的战略脆弱时刻相重合。

脆弱什么呢？谁是潜在的伤害者呢？中国。因为人工智能革命是当前民主和威权价值观之争的根本。

施密特认为，中国是个有组织，有资源，有决心的对手，不但如此，还有计划地采取包括商业间谍、挖人才、市场换技术、打包收购等手段获取人工智能的知识。

为什么这么急？

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影响力，在实力上超越美国，维持内部稳定。那你说这事留给美国操心就好了，其他国家没有必要插手嘛，大哥二哥之间的事，关三弟什么事?

施密特说的比较含糊，意思是中国格局比美国小，重塑全球秩序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狭隘的利益，美国肯定不一样了是服务大家的，驻军是为了更方便快捷的服务大家。这属于我个人理解，很不到位。

接下来，他说中国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压迫，监视和控制的工具。作为一个长期被压迫监视控制的工具人，我一下子想不明白里头的道理，于是我暂停回到他去年写的上一篇文章，他说，人工智能在帮助中国当局实施检疫和执行广泛追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中国的大规模数据集，中国政府成功了，美国政府失败了。也就是说，这个压迫监视控制的工具，其实也可以用在公共卫生事业上救人命的嘛，这是好事啊。我再一想，不太对，也许人家并不认为抗击疫情救人命是件好事，比如彭博社发布的防疫韧性排名，谁最不受病毒影响谁最有韧性，可病毒就在那里，所以等于是谁管得松谁牛逼。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荒谬的，但真正可怕在于荒谬被合理化，你觉得它草菅人命，也许人家就是不把人当人呢。至于我们说中国成功，他们会说成功就是好事吗？是不是一下子哑口无言？

前几天《经济学人》还写说中国Delta变种病毒处理得这么好，为什么呀？

因为它没办法，不得不，因为它之前 failed to fail，没能成功地失败，所以是失败的成功，现在搞得只能成功了。你看看积极抗疫限制了政策选项，把躺平那一项给去掉了，它本来是很重要的一项，理所当然就应该在那里。

稍微有点跑题，我只是说不要以我们的标准去揣测他人看待我们的标准，我们认为固有的善，在别人眼里不一定是善，当然那个别人可能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大众，或者说，我们这些大众可能在别人眼里不是人。

再回到施密特的文章，他也陈词滥调一下，说不能因为竞争就完全不跟中国做生意，不跟中国合作，医疗和气候变化还是很重要的呀。然后马上话锋一转，给中国定性为技术威权主义模式techno-authoritarian model，就是懂技术的恶棍，要怎么对付它呢？全世界好人也就是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把经济上有可行性的技术方案与外交、对外援助、安全合作结合起来，跟中国竞争。

什么意思呢？

就是建立技术同盟体系，因为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有一帮盟友，大家都是民主国家，遵循同样的价值观，尊重法治，承认人权，所以大家要团结起来，为世界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制定标准。谁负责任谁不负责任，谁应该定标准，谁不应该定，施密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全球技术竞争最终是价值观之争。**The global technology is ultimately a competition of values.

好吧，就是跟我们争呗，那你们都是谁啊，哪几位要一起上啊？施密特所在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7月开了个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作为许多新兴技术的掌握者，中国显然被排除在美国定义的“全球”范围之外，开除球籍。谁参加呢？

美国、英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典、丹麦、台湾地区以及北约、经合组织的高官。

原来是你们，说吧要怎么竞争？

第一，民主国家要把现有国际组织动用起来，什么北约经合欧盟G7等等，再加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都要把中国给针对起来。它当然不会直接这么说，只是说要针对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那这技术谁的，中国的。

第二，既然咱们走到哪去都要讨论中国的威胁，那现有的平台就不太够用了，所以需要新的，比如美印日澳的四国机制，还是为了在标准制定、通信基建、生物科技、供应链条等方面巩固合作，打通印太地区政府和产业。一听都很棒，但就不带你玩。

第三，老盟友数量不太够，要拉新盟友。NSCAI呼吁所有发达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吧政策协调好。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标准制定者要有明确的敌我观念，对于不支持民主价值观的AI，肯定是不安全不可靠的，不能放进来。然后我们这帮民主兄弟相互之间抄抄作业，内部交流，甚至数据共享，总之共同进步，相互差距不要太大；对内保护创新防止外流，严格投资把关，知识产权要盯紧；对外要高举民主人权法治的坚实盾牌，共同抵御某个邪恶大国的侵袭。

这套东西呢，要政商学三位一体，才构成非对称优势。

施密特最后写道，我们建立的原则，做出的投资，技术在国安领域的应用，对国际组织的重新规划，新铸造的伙伴或联盟关系，征募的天才，将决定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战略路径。民主国家必须赢，才能保卫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社会。我觉得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勾勒出多么完整的竞争框架，而在于它点出了下个阶段的竞争当中，意识形态要与国防、商业、技术、研究结合，政教军商学共同进退。许多人对这点的认识可能比较不足，觉得虚头巴脑的价值观都是官话套话。比较低层面上讲也许是这样，利益就足以分化对手，但比较高的层面就不够用了，有时候精神领域的价值观反过来能够作用于物质领域，决定利益。这可能就要提到施密特的好朋友索罗斯了，大家都知道索罗斯是金融大鳄，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想当哲学家，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卡尔·波普尔的学生，只不过刚好比较擅长投资赚钱。他多年以来一直在宣传自由的开放社会，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有目的、有方向、有设计，那就不是开放社会，不是好社会。你想想他会怎么看待中国？

实际上近年来他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急剧恶化，写了很多文章抨击中国，无数民间团体、媒体、学术机构背后都有索罗斯的影子，施密特也受了很大影响。关于索罗斯可以讲的故事有很多，不过和今天的话题就比较远了，咱们今后有机会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