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和侯宝林_风闻

　　相声大师侯宝林第一次学相声的时候，才12岁。

　　侯宝林学相声的那个时代，说相声的地位，是下九流中的下九流，连妓女都不如。

　　说相声的人赚了钱，有的拿去吸大烟、逛窑子。但是，哪怕是在妓院里风流快活，他们都不敢让妓女知道自己是说相声的。

　　如果不慎被人识破了身份，他们就得恭恭敬敬，低声下气管人家叫一声“姐姐”。

　　1917年，侯宝林出生在天津一个自己都说不上来的犄角旮旯。因为穷，他养母的二哥张金斌坐着火车，把他从天津带到了北京，在养父侯连达家中住下，跟着养父改姓侯。

　　侯家原本在北京也算殷实，但是后来渐渐没落，成了贫民。

　　侯宝林从小日子就饥寒交迫，还过过沿街乞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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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斌是戏班子里面的跟班儿。于是，为了学一门吃饭的手艺，侯宝林12岁的时候就在戏班子里学京剧。

　　一次偶然的机会，侯宝林接触到了相声，他自己很喜欢，就转而学起了相声。

　　1938年，侯宝林正式拜在相声艺人朱阔泉的门下。

　　侯宝林刚开始说相声的时候，也常去妓院演出。据他回忆，和要饭也没什么区别：

　　“一进门，先得跟妓院伙计客客气气，说声辛苦您，听段相声吧?

　　然后就挨着门去陪笑脸，‘二爷您听段相声吧，听了准乐，才一角钱。’

　　说完，不管对方答应不答应，张嘴就说。

　　有的人客气，不管不打断，认真听完了，还给一角钱;有的人暴躁，根本就不耐烦，扬手就说‘去去去，别跟这儿TM的瞎捣乱!’”

　　但没办法，那时候大多数的相声演员，全是靠着妓院和茶馆儿的观众养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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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挣钱，说相声的什么事都得做，几个师父辈儿流传下来的段子，观众很快就听腻了。

　　如果观众不爱听，你就和乞丐没什么区别了。

　　这些相声演员们大多是文盲，为了活下去，他们也就只能往下三路看齐。屎尿屁和男女之事，在底层观众里有着惊人的需求量。

　　你要是不会说几句荤话，压根没人看;可你要天天说这个，照样有人烦。

　　于是，更直接的表演形式出现了，“我是你爸爸”，俩人说来说去，都竭力让对方当自己的儿子，玩伦理哏。

　　这样的相声，怎么能登大雅之堂?

　　于是，那年代的相声，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他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妇女儿童，谢绝入场。

　　如果有不懂行的妇女带着孩子来听相声，把门儿的十有八九都得说一句：“我们这园子是说相声的，不说人话。”

　　侯宝林自然不例外，也说过不堪入耳的相声。但他自己不乐意，觉得低俗，也经常琢磨，还尝试把京剧融合在相声里，别有一番不同。

　　这一行只有做到最顶级的级别，才能不用这么卑微，不用这么低三下四。

　　比如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的搭档——“万人迷”李德钖，李德钖是这一行当里少有的不用跪着挣钱的，他演一次堂会，就能赚个几百的现大洋。

　　马三立开始学相声，就是因为“万人迷”——“万人迷”去世了之后，马三立的父亲也被解雇了。

　　马家一下没了经济来源，日子捉襟见肘，马三立只能和哥哥退了学，也说起了相声。

　　结果没多久，马三立的父亲也因病去世了，后妈也跑了，欠了一屁股债。马三立急得要死，还病了半年，每天就靠着大家的资助过日子。

　　穷家难当，马三立病好以后，立刻出去满大街说相声。一家几口人，全靠着他一张嘴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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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挣钱，马三立是早出晚归，早晨吃两口干粮就得出去，上头不住嘴，下面不歇腿，四处赶场。

　　马三立饭量很大，炸酱面，一口气能吃五碗，还曾创下40个饺子外加一碟5个烧饼的纪录。可是哪怕是这么能吃，也顶不住每天这么跑，人越来越瘦。

　　为了赚钱，他开始四处漂泊，光北京就进了好几次。虽然债务是还清了，但依旧没挣到什么钱，还总是被混混欺负，被搭档放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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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1949年后，他到草牌楼“世界游艺社”演出，生意好起来了。后来，他挣到了钱，把老婆、孩子们都接到了北京，租了房子，买了家具。

　　马三立和侯宝林，就是那个时代相声界难得的两个巨星。

　　他们两个的相声各有特点：马三立擅长刻画小人物，侯宝林则特别擅长制造新的笑料。

　　这两人的相声都颇受欢迎，名声在外。

　　1949年，侯宝林还专门为毛主席说相声，毛主席特别喜欢侯宝林说的《关公战秦琼》。我们现在在录像里看到的侯宝林的相声，很多都是他给毛主席说相声时录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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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侯宝林和马三立，相声在民间越来越火，在没有电视，网络还没有出现的年代，相声就是大伙儿的开心果。

　　但是，只有侯宝林等几位大师级别的相声演员才懂得创新，懂得相声艺术要雅俗共赏。

　　1949年底，侯宝林曾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在《大娶亲》的基础上，写了一段《婚姻与迷信》的相声。

　　但是，民间的很多说相声的，跟不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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