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拥护」「不效忠」只有五十步的距离_风闻

　　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中，作为非建制派的「新希望」，在雇员利益领域，与建制派的「同心」，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和重迭度，因而成为竞争对手。两者之间在进入竞选宣传期后，各自必定会在」「展己之长」的同时，使用「击人之短」的选战手法，揭露及批判对手的「罩门」，以力图证明自己才是雇员阶层的利益维护者，抢夺「打工仔」选民的选票。

　　但除了基层公务员的票源之外，面对拥有更多选票的非公务员受薪者阶层，「新希望」显然是较为吃亏。而且他曾经因为参加葡国议会选举，被视为是「双重效忠」，澳门特区还专门为此而修订《行政长官选举法》和《立法会选举法》，引进「不拥护」、「不效忠」条文。因而在此次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提名阶段，其人曾经懮心忡忡，公开表达担心自己也是被「DQ」的对象。但选管会并没有将其纳入「DQ」的名单，这导致不少人感到惊讶和迷惑，而某些被「DQ」者也并不服气。

　　可能正因为如此，本来在平时问政过程中咄咄逼人的高天赐，也就更为「有恃无恐」，因而在电视/电台的辩论中，对「同心」的代表全面开火，使用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侮辱性语句，又不给予时间对手回应，引起台下「同心」的竞选团队一度起哄及抗议，认为高天赐诽谤，要求给予时间回应，但高天赐一再重申︰「唔需要回应，呢个场系我架，依家轮到我讲。」

　　其实，如果按照高天赐的语意逻辑，「同心」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样也可以将其称为「狗」，并形容其失态表现是「狗急跳墙」。不过，「同心」似乎是更愿意进行「君子之争」，并没有对其回敬以含有人身侮辱性质的语言。

　　高天赐为何会如此失态？据报导说，因为是在同一个辩论节目的互相质询的环节中，序号在前的「同心」的在互相质询的环节时，第一候选人李静仪在主场时段指出，高天赐曾要求澳门引入网上博彩，认为若成功推动后，来澳旅客减少，质疑如何带动中小企受惠？而且网上博彩或会令博彩从业员面临失业，衍生洗黑钱及青少年沉迷博彩等影响，她要求高天赐回应网上博彩的建议有否影响从业员工作及违背带动经济多元发展的目标？高天赐被问到「口哑哑」，只是对着「同心」的候选人微笑。后来主持人提醒高天赐回应问题时，高天赐才表示「无回应」。李静仪随即指高天赐认同网上博彩会影响博彩从业员就业。

　　显然，高天赐是被「同心」的提问打中了「要害」，担心自己未能即时予以回应的「失场」，会流失「打工仔」的选票，因而要进行「补锅」，在轮到自己作为主场时，就进行反击，连番追击「同心」，并斥责工联总会的四名议员在立法会「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一向反应敏捷、牙尖嘴利的高天赐，之所以会在「同心」的诘问中如此「失场」，被问到「口哑哑」而无法回答，是涉及到要命的问题。因为「同心」代表针对其曾多次公开要求澳门引入网上博彩这个议题，是涉及到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的议题，不但违背澳门特区政府的既定政策，而且更是与国家政策、中央决策「对着干」、「唱对台戏」，其实已经与那些因为被认定为「不拥护」、「不效忠」而遭到选管会依法「DQ」参选者之间，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距离而已。

　　或许，在此之前，高天赐还以为要求特区政府引进网络博彩，只是属于澳门特区的高度自治事务，因而多次奔走疾呼，即使是司法警察局与博彩监察局联手破获网络博彩案件，以回应中央的关切，高天赐还是乐此不疲地为非法的「网络博彩」业者「请命」。但在选管会依法对被认定「不拥护」及「不效忠」者实行「DQ」其参选资格后，才意识到，这个命题「大镬」，其实就是反对国家政策的所为。如果严格追究，同样也可被视为对抗中央政策的行为，再继续胡搅蛮缠下去，四年后就将被纳入「DQ」的名单。

　　实际上，中央已经将打击跨境赌博活动尤其是以网络赌博为重点的斗争，作为常态性的刑事司法运动。因为疫情关系，内地居民无法出境参赌，因而相关赌博活动的经营者，就开设博彩网站以照赌。这是公然对抗的行为。由于内地对互联网的管理较严，因而伺服器大多设在境外，幷以菲律宾、柬埔寨等地为据点。澳门也是设立伺服器的地方之一，而且其经营者还冒用了澳门合法娱乐场的名义。这就引起了中央相关部门的注意，因而就有中央媒体作了长篇跟踪报导，对某贵宾厅中介人予以「点名」的举动。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对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增设了「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处长许永安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解读》一书解说，随着科技的发展，赌博的形式在发生变化，在网上进行网络赌博的情况也不断增加。实践中，网络赌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面向公众的公开性网络赌博，这类赌博通过国外开设的合法赌博网站公开进行赌博，任何人都可自由登录网站进行网上赌博活动，赌资可在线支付。有的是面向特定群体的隐蔽性网络赌博，这类赌博，有的网站具有固定网址，大都实行会员制，需要专用账号和密码才能登录；有的采用动态网址，不断变换域名，参赌人员需要和各地赌博代理人联系才能获得网址，登录网站进行赌博。有的是在网络游戏中衍生出赌博活动，即变相的赌博类网络游戏，涉及网游戏服务、虚拟货币、第三方交易平台等多个环节，赌资往往不直接与货币挂钩，隐蔽性极强。随着移动通讯的发展，不法分子利用移动通讯设计形式多样的赌博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员参与。

　　在澳门开设及经营网络博彩，虽然招揽参赌对象各地都有，但还是以内地居民为主。因为网上博彩无需出境到澳门就可以实现，实际上互联网和手机APP软件，可以突破边境界线，即使内地有「防火墙」，某些人也可以「翻墙」，或是某些手机APP以隐蔽方式躲过网络审查。而无论是在澳门还是在内地，网络赌博都是犯罪行为，符合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双重归罪原则」。

　　提出「网络博彩」，就是与国家政策、中央决策「对着干」、「唱对台戏」。高天赐似乎也已对此议题的严重性有所了解，因而在遭到「同心」代表「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质问时，当场「口哑哑」地失场。

　　高天赐为了「补锅」，除了是在电视辩论会上「借题发挥」地攻击「同心」的议员「挂羊头卖狗肉」之外，还在互联网社交工具上发布了《关于「网络博彩」•本人有嘢讲！》的辩护文章，力图转移视线，以其此前为博彩业员工争取利益的作为，来冲淡及掩饰其鼓吹「网络博彩」的严重性。这正是「船到江心补漏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