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时政切入试谈治理与发展，数字化中国的现在与未来_风闻

       刚在B站看了陈平的《中国迟迟不敢动房地产，是因为背后有两条利益驱动》，虽然陈老师在视频里嘴瓢略多，但这并不影响观众对其观点的认知，而他提出的“将流入房地产泡沫的负资产引流出来”的观点恰恰是去年以来我在自己文章或评论回复里多次提到过的。

       2021年相比2020年注定会更精彩，仅仅1月到8月国家深化改革的各种重锤出击、大瓜不断，下面我用我的认知结合国家已经出台的政策和措施简要说下自己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观点，并就数字化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进行展望。

       一、为什么必须做强公有制

       陈平、卢麒元也好，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乡建派也罢，都是跳出经济学教科书去探索前无石头可摸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战术层面路线的大佬。我对他们的观点大部分认同、少部分不赞同。

       （一）中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用与改

       1.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律仍然会是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开展经济活动的主要依循。

       （1）讨论这个观点时我必须说清楚一个逻辑关系：中央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不是我讨论的依据，而是我讨论的结论。但有意思的是在此文最后的展望中我的观点又是跳出这个论断的。

       （2）经济活动中，包括人力、生产资料、销售渠道、甚至收益分配等在内的资源配置，只要有人主观的意识与判断介入，那么裙带关系网、寻求垄断和隐晦徇私就不可避免。因此在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找到比人主观更公正的第三方履行资源配置职责前，用市场经济中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规则来作为调配经济活动的资源，是会比人来调配更高效、更相对公平及合理的。

       （3）很多对时政感兴趣和对热点事件感兴趣的网友，包括乡建派的一些观点存在这样的偏差：即把经济社会发展中对民生的兼顾地位上升成了决定地位。这就引申出了一个逻辑关系：即更好地保障民生的前提是经济向好，而民生好却不一定、甚至经常不会是经济向好的前提。所以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是：基础民生（个人生存权）必须保障、更好民生（个人发展权）则权衡于经济。道德的正义若不能统一至国家民族良性持续发展大局的正义里，则道德的正义会成为狭隘的小义、甚至成为实现大义的阻碍或取舍。

       2.科技是改的源动力，扫除障碍是改的前期准备

       （1）同样先说逻辑关系：我提了“改”而不是“革”，是指在现阶段我们要用中国制度的优势改变或滞缓经济社会发展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给社会建设带来的弊端。因此这个“改”是建立在未去触及改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前提上的。

       （2）我在上面指出，只要有人的主观参与经济活动，必然衍生诸如裙带关系网、寻求垄断和隐晦徇私的弊端。我们若从历史里找参照，会发现这个弊端与经济制度的不同关系其实并不大（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制造固化的特权阶层，自由市场经济制造固化的精英资本利益共同体）。因此从根源上解决这些弊端的路径是用工业4.0生产力水平下的科技（目前来看主要是大数据云计算）取代经济活动中人为的干扰因素。这与中共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经济领域的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是相符的。

       （3）那么在我们尚未能够充分利用工业4.0的科技从根源上解决经济活动弊端前，我们可以做什么？答案是改变或滞缓弊端做大做深。于是2021年上半年，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铁拳锤了互联网垄断企业、锤了资本垄断文娱领域。所以在我看来，2021年不平凡之处之一就是中国在为拥抱工业4.0生产力而进行的生产关系调整，进行强势的前期清障作为。

       3.为什么对市场经济的“用”和“改”必须做强公有制

       （1）资本的本质是逐利，而逐到的利用于什么则因资本隶属的不同而不同。由私有制所有的资本注重的是出（投）资人的利益，而公有制所有的资本则注重更大群体的利益。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大规模地消除贫困只源于大部分的资本利得的目的不在大众而在小众；提出共同富裕的中国，从逻辑上说必须让自己经济活动收益（市场经济下就是资本利得）的分配指向大众，于是这个指向决定了只有由强大的公有制控制主要的资本利得方可成行。

       （2）列举几个关乎民生的、公有制发挥作用的例子：因为中粮的存在，几十年来我们的粮食供给和提高生活品质的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的供给基本持续平稳，老百姓消费占收入的结构由过往的大部分用于生存逐渐转变为大部分用于非生存的部分；因为国电的存在，几十年来我们人均民生用电量在提升，但电费基本不提升（不发达地区甚至因为基础设施完善而不升反降）；因为很多公共基础服务的公有制化，我们的城市道路、照明、个人涉消防与安防的公共服务是不收费的。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给出一个结论：生存与生活是有成本的，私有制国家鼓吹的高薪往往源于货币霸权、且很多公共服务是要个体人去开支的，而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因公共服务供给而降低的生存生活成本并未计入薪酬，因此薪酬并不是唯一衡量个体人生活质量的指标。

       （3）以上两点的观点，是符合马列基本原理在现阶段的规律的。马列研究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我这部分观点的逻辑是：如果没有工业4.0的生产力的科技作为契机，我就无法提出用工业4.0的科技替代（或说是弱化）人的主观在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只有比人主观因素更公平的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方案出现，才能提出做强公有制这样的生产关系再改变。

       （4）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工业2.0时代的中国用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匹配相对低下的生产力会出问题（大范围将低级合作社改成高级合作社的教训），当我们将生产关系调回至市场经济制度下时，在中国工业2.0到3.0的生产力发展期内，与生产力匹配的生产关系促成了生产力的跃升，制造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而到现在，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人类的物质商品供需市场出现了绝对的规模边界，而历史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是无法改变经济危机内生矛盾的。作为世界上以国家为单位最大供需市场的中国，必须寻求对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突破，才能应对因生产过剩引发供需矛盾、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创新停滞、资本过剩沉疴至房地产引发的实业活力下降，等等的经济危机前兆。而要解决这些由市场经济无法调节的问题，只有通过强化对市场供需关系的限制与计划，这就指向了一个客观需求，即做强公有制。

       二、关于对改变或滞缓当前经济社会沉疴的观点

       （一）房地产在经济社会中需要重新定位

       1.援引陈平和温铁军的部分观点提出我的看法：几十年来，房地产已经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度捆绑。此处不再展开叙述温铁军“三大资本内卷”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去看他与陈平连线的那期视频。因为房地产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度捆绑的既成事实，决定了任何激进的政策一定会大概率导致地方经济的混乱甚至崩盘。

       2.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各地几乎全盘照搬西方的城市化建设模式，制造了以城市大中心化的城建格局。大中心化的城建格局在人口群聚效应下衍生出了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因空间有限而导致的相对紧缺，相对紧缺促成价格飞升，价格飞升的分润又正反馈至地方财税收入和房地产（形成了发展的闭环），形成发展闭环的地方经济模式经时间推移逐渐积为社会建设的沉疴。

       3.数年前杰克马曾向青年人灌输“买不如租”的理念。我不想用简单地用“对错”或“利弊”去评价他的观点，因为房地产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度捆绑所导致的“房是投资品”的既成事实，这是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具有一定必然性的客观产物。若想要用主观意识去强改客观演化规律的结果，成功率是接近于零的。

       4.我的观点：

       （1）房住不炒是正确的目的。

       （2）通达目的的正确路径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用做系统性工程的思维来推动。合理路径的首要目标是改变房地产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与权重，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财责关系调整、城建理念改变、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评价调整等等；合理路径的次要目标是地方产业的集群布局与就业岗位供给，这个次要目标又与首要目标相关；合理路径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发展，这个最终目标取决于首要目标与次要目标的落实程度。

       （3）家庭关系与理念若不发展，将因“无买不住不婚”而制造购房刚需而非住房的刚需。我在以往的文章里多次提出生产力提升倒逼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促成社会结构变迁。接下来援引《睡前消息》的关于社会化抚养部分观点，中国现代家庭关系与理念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生产力发展所塑造的。马逆的社会化抚养（不展开，感兴趣的去看《睡前消息》）符合于客观需求，社会化抚养表面上阻碍于传统家庭观念，实质上却阻碍于改革开放先期既得利益者不能根除的宗族意识，而这些人往往具有话语权去影响社会共识。这就造成了一个略尴尬的现状：中国人在持有传统宗族意识与西方“精致利己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压缩了持开放包容态度转变发展现代家庭关系的路径。

       （二）营造国内经济投资收益环境农村＞城市是一个极优解

       营造国内经济投资收益环境农村＞城市，是我去年以来一直秉持的观点。理由如下：

       1.工业4.0将会变革过去30多年来在大城市一产和二产的业态，3.4亿农民工的大多数就业岗位将在5-15年的过渡期内中被诸如职能生产线、工业互联网和智慧物流等取代。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振兴的最大意义不在经济发展而在社会建设、尤其是农村基层为单元的社会建设。在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扮演经济活动重要作用角色的前提下，只有营造出国内资本投资收益农村＞城市的环境，市场作为资源调配的主体才会引流资本由城市、或说是城市房地产向农村流动，而也只有自愿的资本流动才可能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奔向农村兴旺业态、发展社会。

       2.收益是决定资本走向的最重要原因，去年以来中央的一系列举措我是极度认可的，同时我认为要营造投资农村收益＞城市，有两个手段：一是做大农村消费市场；二是降低城市投资收益。从去年以来的新闻资讯中随时可见的是第二个手段已经在用，而第一个手段成效还不明显（涉及对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落实成效的评价）。

       3.重点说下上一点的手段一，做大消费市场有三个关键指标（我不一定说得全或准）：一是人口群聚效应；二是群聚人口收入情况；三是人口收入投入消费的综合占比情况。而在中国要优化上述指标，在国内的东部与非东部是截然不同的，东部经济相对发达指标一天然具备，要解决的只是指标二和三，而在非东部地区往往因为卡壳在指标一、进而没了指标二和三。

       4.我对问题的解析说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说说我的破题思路：

       （1）东部人财物皆充足，本人作为一个西南地区的小角色就不过多置喙了，我接下来讨论的破题思路更多是面向相对不发达地区。

       （2）本人粗浅地认为解决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社会内生矛盾的最主要措施是新增/新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二次、甚至三次以上的再分配。为何要给新增加粗呢？因为无论乡村振兴也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也罢，都是在调整生产关系中去开拓的新增长领域，只有理解了这层意思、才会避免将内部的深化改革曲解成“劫富济贫”式的“暴力调整”。

       （3）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规律规则不宜用于乡村振兴。结合我之前说的“做强公有制”和“三个关键指标”，我的思路是：一是充分解析工业4.0的生产力将会对社会建设中关于就业岗位设置、基层单元的产业业态在全国性乃至全球性产业链中的定位、新型城镇在工业4.0中的样貌等；二是中央统领、省级统筹、县级主导执行，将主要业态布局和就业供给下沉至乡村，并纳入地区的一/三/五年规划或计划；三是将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树立城建方面新型城镇化＞城市建设的导向。

       三、提出一个对数字中国展望的“暴论”

       我在此文中指出“只要有人的主观参与经济活动，必然衍生诸如裙带关系网、寻求垄断和隐晦徇私的弊端。工业4.0相比工业3.0在数字化方面有了更长足的进步，本人认为数字化将会是替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主观因素影响的最佳第三方。下面我将以数字中国为切入点，对未来中国的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业态提出展望。

       （一）国家机器运转与社会治理的数字化

       1.建立一个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数字化综合治理平台

       （1）全国只有两个数据库（1个非涉密，1个涉密），涵盖中央所有部委办局的所有业务。

       （2）基层以社区（村委会）为单元，构建网格化治理的、人工+科技的前端数据采集机制。所有这一层级的基层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科技设备适时记录、实时上传（取代掉先干工作、再回办公室整理润色上报的流程）。基层网格单元的工作人员配备数量增加至现行的10倍。

       （3）以数字治理为核心，本人主观预测用35年的时间逐渐“干掉”行政架构涉社会发展常规公共服务的中间环节，50年后到达行政的常规治理架构的完全态“中央—社区”。

       （4）非常规社会治理机构，如公检法、军队、专科医院和基础教育的学校等等，缩减层级重新灵活布局设置。

       2.建立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经济发展参谋机构

       （1）深研、深挖和深度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由易至难地逐渐用数字化的智能分析研判取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供需动态量化、产能调节、就业供给、收入分配和消费情况等等的自然调节。形成以分钟为时间单位的快速分析、研判和提出响应策略的数字化智能治理参谋机制。

       （2）该机构将履行现行政府的大部分职能，解决以往因分工细化制造“行政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高行政成本。本人预测服务于该机构日常运转与发展中，涉及建立数据模型和算法的团队工程师需发展至3万至30万专业人员。

       3.对通达路径的设想

       （1）就业分流。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最大占比是教师，其次是各种事业编制人员和公务员。在我的这个展望中，数字化+治理干掉了大量的事业编制和公务员的岗位，同时工业4.0的科技会加速干掉更多的一产和二产就业岗位。因此如何新增合理的就业岗位成为我的这个展望是否可行的重要前提。对此我的观点是：一是逐渐增加基层网格治理的工作人员（上文说到要增至现有的10倍）；二是由财政承担主要收入支付的社会工作者（社工）数量逐年提升；三是以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娱服务业进一步做大蛋糕；四是上述二和三的岗位供给大部分布局至社区/村委会一级（以国控的就业岗位供给引导城市人口向新型城镇流动）。

       （2）引导科技从业者和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与收入双提升。

       （3）解锁亲情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深度捆绑，即探索寻找既能维系现有亲情关系、又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从家庭剥离至“因材施教”式的社会统一教育体系中的路径。

       （4）上述对通达路径的设想不是一步到达的，而是偏向于目标的表述，要通达这些目标需要多年的实践与调整。

       （二）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业态的数字化

       1.财税与金融的定位转化。数字化治理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空前提高了行政能效与行政公平，因此更公平更高效的行政将会比传统金融对经济社会的行业业态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所以在我的设想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量融资职能将由金融进行供给逐渐转向行政的财税进行供给。

       2.高等教育培育人才的定位转变。一是大幅度增加对理工科的实验和实践投入；二是引导所有学科、尤其文理工互跨专业的修学（可通过国控就业岗位供给刚性设置跨学科门槛）；三是扭转职业教育—大专—大本—硕士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的学历等级制共识，逐步推动职业平等概念与科研崇高相统一的社会身份认同；四是深化改革学术内卷的问题。

       四、小结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本文是基于我的个人认知进行的展望，既然是展望，多发挥下脑洞我想是无伤大雅的。欢迎大家来理性讨论，当然若要“友善”地激烈讨论的话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