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_风闻

作者：金冲及

来源：《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图为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前排右）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图源：新华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为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今天，我们推出金冲及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的这篇文章，以史为鉴，凝神聚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下，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蹂躏和苦难，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场战争是一所大学校，教育人们懂得了许多以前不明白的道理，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枢纽。近代以来，为了拯救陷入危机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斗争，觉悟不断提高。但是，几千年来，许多消极因素已凝成相当大的惰性，束缚着不少人的头脑。如果没有极为强烈的刺激，要根本改变这一点，并不容易。少数先进分子已初步认识的事情，要成为亿万大众的共识，也需要他们在亲身经历的事实教育下，经过若干阶段才能做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思想上带来的变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以往。只要把抗战前的中国与抗战后的中国，特别是人们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状况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到抗战期间发生的变化。其中，最深远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民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三是中国共产党抵抗外来侵略的高度民族自信和提出的正确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和接受。这些变化不是局部的、枝节的，而是对全局的变动有着根本性的意义。抗战胜利时的中国与抗战前的面貌已大不相同。如果没有这些深刻变化，很难想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快地建立起来。

一、民族自觉的新高度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被称为“多元一体”。它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各族人民几千年经济和文化密切交流的结果，融合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在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觉的认识。 

在外来侵略者中，后来居上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扮演了格外突出的角色。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了中国先进分子极大的刺激，“振兴中华”这一口号，便是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发生当年喊出的。进入20世纪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步伐大大加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富饶国土不经抵抗而沦丧，更使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使人们感同身受。日本军国主义者并没有就此停步，随即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令中国人惊心动魄的噩耗一道接着一道传来。北平(今北京)是中国几百年的故都，它的遭遇使人感到亡国惨祸已迫在眉睫。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歌的影片《风云儿女》，正是在1935年拍摄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声唱遍全国。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爱国救亡运动高潮，也在这一年震动全国。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面前，如果国家和民族没有前途，根本没有个人前途可言。这种人人都能亲身感受的事实，比千言万语更具有强烈说服力。著名作家巴金写道：“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持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为什么那么多志士仁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献出最宝贵的生命，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奋斗？原因就在这里。

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它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战斗中，像火山般喷发出来。这是抗日战争能够顽强坚持下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源泉所在。1941年，邹韬奋写道：“自从全面抗战发动以来，全国的许多同胞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摧残蹂躏，奸淫残杀。在这极惨酷的苦痛中使每一个中国人(汉奸当然除外)虽不出国门一步，也都能深深地感觉到祖国的可宝贵，都深深地感觉到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不得不负起的重要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得不爱我们的祖国！”在国家和民族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时，这些发自肺腑的呼喊产生了巨大感染力。当时流行的《流亡三部曲》唱道：“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正是日本侵略者这个反面教员，大大增强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经过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深深扎根于人民脑海中的民族自觉，成为抗战结束后鼓舞无数优秀儿女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无形动力。经过浴血抗战，最终取得完全胜利，一扫不少人在长期半殖民地境遇中形成的自卑心理，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 

二、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在全民族抗战岁月中，人们最关切的头等重要问题，莫过于怎样才能取得胜利。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正确指出：“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一切须取给于民众，没有普遍发展的并全国统一的民众运动，要长期支持战争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了抗日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民主政治就不能取得抗战胜利。

中国经历过几千年封建社会，民主传统一直极为缺乏。“奉天承运”的皇帝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握有一切大权，百姓被称为“子民”、“蚁民”。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孙中山曾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可是在事实上，国家主权依然没有“属于国民全体”，先是北洋军阀，随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尽管搬用过西方的一些政治名称，其实哪里谈得上民主。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呼声在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民主是实现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因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吸引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敌后环境中站住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实行民主政治，同民众建立起不可分离的鱼水情。以往被人瞧不起的劳动大众抬起头来，自己当家做主，八路军和新四军被称为“人民子弟兵”。这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片新天地。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走过的却是曲折的道路。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写道：“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如把政治的进步当作‘曲线图’来看的话，那么可说这‘曲线’是开始渐渐向上升，取径尽管迂回曲折，而渐渐上升却是事实”，“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线’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渐渐往下降了，至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后的数月间降到最低度。” 

为什么“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渐渐往下降了”？原因在于，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日本侵略者的兵力、财力、物力已大大损耗，难以再发动以前那样大规模的攻势。蒋介石感到来自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和压力已明显减轻，于是他的反民主的独裁统治日益加强，其中突出的是特务横行。董必武从重庆回延安时说：“在国民党特务政策统治下面，在路上走的人有被抓去的，在家中坐的人有被抓去的，甚至坐在办公厅的公务员有被抓去的。抓去的方式，不依任何法律手续，不公开，被抓到什么地方去拷问和监禁，没有人知道。”这些常被称为“失踪”的人，有些被关进了集中营，有些被秘密杀害。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发表文章，指出豪门资本大发国难财，建议“欲实行资本税必须先自发国难财之大官始”。他说出了百姓的心里话，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21个月之久。人民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毫无保障，哪里有什么民主可言？这种愤怒越积越深。1944年，日本侵略者向河南、湖南、广西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短短八个月内先后攻陷中国20万平方公里国土，重庆陷入一片恐慌。如果说人们在战争期间对其他问题还可勉强忍受，那么，国民党在军事方面出现不应有的大溃败，就使人无法忍受。谁都看得出来，这其实是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的集中大暴露。于是，大后方民主运动以空前规模、风起云涌般掀起新的热潮，许多大学教授、文化界人士、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成都五所大学两千多名学生参加的座谈会上说：“你们提出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你们会提出这样许多问题来呢？反面就是不民主。”人心的这种大变动，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陷于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当国民党政府战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面内战时，其影响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

三、中国共产党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的。在全面抗战前，它的政治影响主要是在各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中。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加上中共中央多年“左”的关门主义错误，普通民众对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

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逐渐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了解。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在武汉、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并同社会各界、各党派人士和外国友人广泛接触，坦诚相待，增强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博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在武汉公开出版后，在大后方产生了轰动效果，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还看不清楚的问题，也使很多人进一步了解并信任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 

救国会领导人李公朴根据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1940年写出《华北敌后——晋察冀》，说道：“民主政治的彻底实施，行政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定，人民生活的改善，边区政权的日益巩固和扩大亦是人所共见的事实。”美国《时代》、《生活》杂志驻华记者西奥多·怀特、安娜·雅各布也有异常生动的报道。全国各地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包括平津的不少大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学习，毕业后奔赴前线，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种子，许多人成长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要么远处敌后，要么遭受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不容易了解其具体情况。抗日战争后期，同盟各国的对日作战将进入决战阶段，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战场的全盘情况。在各方面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21人到这些根据地采访，其中包括美联社、合众社、美国《时代》杂志等6名外国记者。他们所写的大量报道和评论，在大后方和国外一些报刊上陆续发表，轰动一时。《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进行六个月采访后，写出《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他表示：“我们新闻记者多半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描述了大量亲眼目睹的事实后，他写道：“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的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在延安他们把战果告诉我时，我真不敢相信。但当我和八路军在敌后共同作战两个月后——真正地去参加占领和摧毁这些据点和碉堡，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明了共产党的叙述并无夸大”。《新民报》记者赵超构所写的《延安一月》，以及黄炎培在同其他五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五天归来后所写的《延安归来》，也产生很大影响。这些报道和评论使大后方许多人看到了一个过去并不了解的天地，使他们耳目一新，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新的希望。

结语

经过漫长的抗日岁月，经历了这样一场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生死搏斗，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却也受到以往难以相比的深刻教育。比较一下抗日战争前与抗战胜利时，就会看到：中国的状况特别是人心的趋向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只有置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前后相续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特定阶段去考察，才能真正得到理解。民族自觉的提高，使人们思想境界变得大大开阔，超越过去仅仅局限于个人和家庭小圈子的狭隘眼光，更多地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成为鼓舞人们万众一心、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推动力量。民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深刻改变了众多人的生活态度。他们抛弃以前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消极心态，不再满足于对旧社会秩序作枝节的改良，而是期待着建立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许多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对国民党当局强烈失望，转而对以往还比较生疏甚至抱有若干怀疑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寄以信任和期望。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已成为中国的两大政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同情、支持共产党。这对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当然，不能对这种变化作过分的估计，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一时依然很多，但风向标已显然朝前面所说的这个方向转动，出现了抗战以前不曾有过也难以想象的新格局，并且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大步迈进。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尊重。抗日战争不只是军事行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论断。有些事情，例如战争的胜利，当时就给人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有些事情，例如对“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意义，到以后会看得更清楚。相隔七十年后再回头来看，我们对七大这个重大论断的深远含义会有新的更深切的体会。

作者金冲及，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