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干部难念经? “土客矛盾”恰恰隐藏地方政治整合的密钥 | 文化纵横_风闻

✪ 赵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时)

【导读】在地方政治运行过程中，外来力量与本土力量之间的张力似乎是永恒的。历史上，这种现象在战争背景下更显得特殊且重要。本文通过第一手档案资料的梳理，为我们还原了抗战初期晋中地区党组织的内外整合进程。作者认为，以统一战线为方法，成功处理并驾驭外来力量与本土力量的“土客矛盾”，是党组织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关键因素。作者研究发现，抗战初期晋中党组织面临管辖范围零碎、领导权威不足以及武装指挥权不灵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土客矛盾”复杂纠缠在一起。在此背景下，晋中特委以壮大武装力量为主线，进行了一系列整合举措，包括更深层次介入县级组织、建构以外来干部为核心的组织体系等。但是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地方党与牺盟会之间的矛盾，围绕如何进行统一战线，领导层进行了多轮讨论。作者认为，在战争背景下，“土客矛盾”受到八路军外来性质与仲裁作用的抑制，而统一战线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张力，也为地方党在处理晋中局部冲突时留下更大的政策腾挪空间。无疑，更高水平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是历史时期党组织壮大的关键因素，对今天也依然有借鉴意义。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题为《土客问题与统一战线——抗战初期晋中党组织的整合》，原文史料注释丰富，篇幅所限此处删减，注释请参见原刊。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土客问题与统一战线——抗战初期晋中党组织的整合

抗战初期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扩张，是党从危机中复起的关键转折点。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党在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区迅速发展，建立了较为牢固的根据地，也就是后来颇有声名的太行根据地（最初称晋冀豫根据地）。在太行根据地的范围内，开辟最早、巩固最好的是晋中地区。因此，本文欲结合一手档案材料及各种已刊史料，对晋中地方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发展与调整，做一具体研究，藉此丰富我们对抗战初根据地政治统合复杂性的认识。

▍组织接管时的主要问题

晋中特委最早隶属于地下党山西省委，在1937年11月划归冀豫晋省委领导。在八路军129师的推动下，来自河北的正太铁路工委、正太特委、阳泉工矿区工委均并入晋中特委，原正太铁路工委书记陶希晋出任特委书记。由此，一支“客居”晋中的外来地方党，转生为立足山西领导太行山区抗战、革命事业的党组织。

随陶希晋到山西的，除了他所领导的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之外， 还有不少陶在石家庄地下党工作时的老部下。当时，像晋中特委这样既有武装也“有大量干部”，堪称“独树一帜”。而日军入侵后，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均弃守晋中，形成此区“没有友军、友党”的局面。这为陶希晋等人在晋中打开局面提供了极大便利。另外，特委得到129师的有力支持。

即便这样，在陶希晋接掌晋中特委初期依然无法顺畅地领导治下各级党组织。一方面，晋中特委治辖范围很小，仅有和顺（特委驻地）、太谷、榆次、平定、寿阳五个不完整县。其中四个县的党组织已先期建立，而陶希晋等人负责组建的寿阳县委，初期也无法在寿阳立足，只能随特委在和顺县做个“流亡县委”。另一方面，晋中特委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多头建党带来的领导权威不足。陶希晋到晋中后，基本保留了原来各县干部班底，未在人事上做多少调整，但在和顺县隶属关系调整后的第一次县委会上，陶希晋即遭到当地领导人的一个下马威。当日，陶希晋等特委领导人专门来参会，提了几句批评意见，岂料县委开完会原县委班子成员表示要集体退出县委。在特委经过一番解释说服后，县委书记翁可业算是留下了，但组织部长等本地干部骨干最终还是坚持离去。

组织颉颃又会传导至武装指挥权问题上。1937年底，太谷县委书记侯维煜调到太谷游击队任指导员，原牺盟会负责人阴杰接任县委书记。当时，太谷县除了由学生为主组建的太谷游击队，还有农民群众成立的太谷农民义勇军，有300多人，枪支也有几十支。原本晋中特委希望将其整编后加强党的领导，但后来负责人杨某竟在牺盟会指示下将一部分人拉到了牺盟会大本营沁县去了。特委提出批评时，阴杰则直接回信表示不接受批评。

太谷发生的状况引出的除了组织问题，也让人体会到陶希晋难以“如身使臂”地领导晋中各县工作，其重要原因是：统一战线给党组织在此区的急速扩容带来极大便利，但包括陶希晋自己在内的干部队伍里，在如何看待统一战线问题上，思想上依旧异见多多。陶希晋等人虽然也同意加强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抗战”，但他认为，“统一战线”工作归根结底还是“应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陶希晋等人起初对扎根于山西地方的牺盟会持比较负面的看法，他觉得牺盟会总体上靠不住。持陶希晋这种想法的人，多是一些老地下党干部，以及部分经地方党发展的工农干部。他们有的人也参加过牺盟会，但并不信赖牺盟会总会。

这同时又与土客问题形成一定程度的纠葛。大批山西籍新干部来自牺盟会组织，他们大多是加入牺盟会后才被发展入党。由于在牺盟会中组织生活很少，这些年轻人对党的认识并不深切，也无所谓“阶级观念”，倒是对牺盟会的纲领认同非常强烈。他们赞同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特别是晋籍政治领袖阎锡山存有某种程度的幻想。

▍力量扩容与强势整合

在头三个月里，晋中特委是在努力熟悉、适应环境，除和顺县，在组织、人事方面却没有什么动作。晋中特委尚难顺畅领导下属县委和地方武装，诸项工作也大多靠地方组织自立、自为。但随着军力、党力的增进，晋中特委逐渐掌控了晋中7个完整县份，建立了9个县委、3个中心县委，影响力达到周边十余个县，成为太行根据地中的模范。这一过程起始于武装力量的扩容为晋中特委整合各方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秦基伟率领的太谷游击队、赖际发率领的榆次纱厂工人游击队先后到达和顺，与陶希晋等人领导的正太工人游击队合编为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对内称独立支队，即秦赖支队）。这支武装成为晋中特委站稳脚跟的主要依靠。加之最早由八路军129师帮助组建的晋中特委，一直与八路军保持较密切之关系，此番与“秦赖支队”的“结合”，大大强化了特委权威。

此后，晋中各方面工作均进展迅猛，成为整个根据地的“模范”。其中，武装工作为晋中工作的最大亮点。短短两三个月，“秦赖支队”就发展到1700多人，有600多支枪；基干队将近1000人，有两三百支枪；各县游击队、自卫队则达到近两万人。此外，晋中特委也大力推动了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就党员数量和党组织数量上来看，在1938年春季之前，晋中特委治下诸县发展速度虽比较稳定，却并不算快。(见下表)

而经历了红五月后，晋中党组织则迅猛扩张（见下表）。晋中特委也逐步在榆社、祁县、昔阳等县站稳脚跟，加上这些县的党员，到1938年6月时，晋中的党员总数已达到5260余人。

当时，受河北枪会影响，晋中一带有较强的枪会势力。枪会不仅与八路军、地方党抢地盘，其领袖在群众中强大号召力本身也对建党、建政形成冲击，甚至出现“有的同志感觉参加白枪会比党还强”的情况。面对此情况，晋中特委开始严厉打击枪会，在寿阳、昔阳县等地组织群众大会公开枪决相当数量的枪会骨干。这种做法虽对枪会势力有所约束也扩充部分兵源，但引发一批地方信众与地方党组织严重对立，不少枪会组织因此倒向日伪。

晋中特委在组织发展的热潮中，往往只是对工农分子采取“大开门”态度，对知识分子入党依旧要求严格，他们要求太谷县委“不能看着学生进步，就想发展入党”。陶希晋还专门批评和顺发展知识分子党员时不反复考验。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某些干部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其中甚至包括县委成员。

当然，晋中特委所依靠的干部班底除了从河北追随陶希晋而来的一批人，还包括前述来自太谷游击队的青年学生干部和榆次游击队中的一批工人干部。正是凭借这批干部，晋中特委开始强势介入县域党组织。1938年春夏之际，晋中特委将治下12个县委书记（包括中心县委书记）调换了10个。调整后的12位县委书记中只有4人为本地干部，即便加上各个县委其他主要干部，外来干部仍占三分之二以上。

这批县级干部有几个主要来源：一是原在陶希晋直接领导下的干部，他们中有的是跟随陶希晋从河北来山西的“老人”，也有陶希晋到山西后重组的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中的干部，还有陶希晋到晋中特委任职初特委和直属区（和顺三区、昔阳四区）的干部；二是来自八路军“秦赖支队”的干部；三是一些新提拔的工农干部典型。另外，在这些县级干部中，有牺盟会背景者的比例已大大下降，一批牺盟会干部在这次调整中被调离，而留下的牺盟会出身的干部也多非本地人。

概言之，在1938年春季，晋中特委所属各县的县级干部队伍发生较大变化，由原来以建党时期以本地干部为主转变为以外来干部为核心。在县域一级，陶希晋等人大致以一批外来干部为主体，结合部分本地干部特别是一些新提拔的工农干部，建立了一支较稳定而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地方干部队伍。在陶希晋眼里，此时的干部队伍才算是“基本健全起来了”。但这种倾向也对干部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正如冀豫晋省委后来批评的那样，“对组织威信理解不对，单纯强调成分，单纯想从组织解决问题，一切都是自上而下，干部中没有地方的”。

▍融合中的争议：地方党与牺盟会

此期，晋中的各项工作都顺风顺水，陶希晋和晋中特委受到上级的屡次表扬。于是，在对各县主要领导层强势整合的基础之上，陶希晋等特委领导人希望在更大范围里进一步融合牺盟会干部群体。然而，这却引起晋中地方党与牺盟会方面的关系失和，触发晋中统战格局一度遭遇严重冲击。

陶希晋带领正太工人游击队刚来山西时，牺盟会曾给予其很大的支持，最初的枪支、弹药均是以牺盟会名义领来的。太原失守时，北方局、冀豫晋省委即召开会议研究过与牺盟会的关系问题，当时议定“辽县以北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大刀阔斧的做，与牺盟会有联系但以我为主，以南一切经过阎的左派，靠牺盟会开展工作”。但随着双方各自力量的迅猛发展，双方力量交叠的现象已越来越突出，靠起初那条界线划分活动范围已不实际。

而陶希晋发觉更早“落地生根”的牺盟会具有自上而下一整套组织机构，这些牺盟会组织中虽然有大量党员，但这些党员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他们在党内似乎应听命于上级党组织，而在牺盟会内则又似乎应该听牺盟会总会的领导。

于是，晋中特委一直力图以党组织融合下属县域内的牺盟会组织。晋中特委要求县里要在牺盟会里设立“牺盟会支部”，并且任命支部书记，而这些牺盟会支部的负责人被要求参加平时的县委会，接受县委领导。但牺盟会支部一般只是作为县委领导的与区委平行的一个特别支部。这使不少原在牺盟会工作的人感觉地位变低，而跑去县委或县政府任职。晋中地区的不少牺盟会组织已逐渐开始“空心化”。之后，晋中特委还力图将这套办法运用到区、村一级的牺盟会组织上。

陶希晋等人对多数地方牺盟会干部，也采取积极吸纳的办法。尽管这些牺盟会干部大多并非牺盟会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但在干部异常短缺的抗战初期，这依旧对地方牺盟会还是形成很大冲击。由此，牺盟会方面对晋中特委的意见越来越多，晋中特委自己也承认“与牺盟总会的关系不大好”。双方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频繁**。**这时，冀豫晋省委对双方矛盾问题此时尚无明确态度。总体上看，冀豫晋省委对当时主持牺盟会工作的薄一波并不满意，省委也要求晋中特委得重视统一战线，不能过“左”。这种模糊的态度自然无法消弭双方的矛盾，政权问题上的争端最终还是导致晋中特委与牺盟会矛盾的爆发。

抗战初，牺盟会一度主导着太行根据地境内的政权工作，晋中一带县政府中担任县长的也多是牺盟会推荐的社会名流，尽管他们大多是中共秘密党员，可陶希晋等人并不完全了解。1938年春季后，晋中特委要求各县委必须在政府中设党的特别小组，领导县政府工作。因此，晋中特委常常安排县政府中的党员另组特别小组，希望借此切实影响县政府工作，而主持省委工作的朱瑞和李雪峰也在会议中明确表示支持。这样一来，当某些民主县长和政府内党的负责人出现分歧时，晋中特委常常支持这些党的负责人，利用群众运动等方式挤走不止一个县长。而榆社县的县长任命问题终引发了晋中特委与牺盟会、决死队的严重武装冲突。最终，晋中特委的力量退出榆社县，在牺盟会主导下，原榆社县委书记刘建勋被撤换，牺盟会方面的工人干部高彩章担任了县委书记。

▍领导层的意见统合与晋中矛盾的化解

面对较为严重的冲突，冀豫晋省委最初的态度明显是对牺盟会非常不满，而站在晋中特委一边。省委在沁县召开了一次会议，后来称作“六月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导下召开的，朱德、彭德怀也参加了会议。尽管这次会议的结论仍是对牺盟会负责人采取“教育他、争取他”的办法，但从会议过程中看，发言者均对牺盟会持负面看法，包括北方局驻冀豫晋省委代表朱瑞、省委宣传部长徐子荣和晋冀豫省委书记李雪峰等，他们在加强对政权、群团组织的领导问题上，与晋中特委的态度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陶希晋最初应是得到了省委和八路军方面的支持。由此引发晋中党组织内部新一轮调整，一批原来在晋中党组织工作的牺盟会出身的干部离开晋中返回牺盟会占主导地位的晋东南地区。

但在之后李雪峰对晋中地区的工作巡视中，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据李雪峰回忆，这次巡视是在6月下旬（大约25日以后）开始的，129师政委邓小平也在李雪峰陪同下参与了此次巡视。李菁玉后来曾忆及当时129师师长刘伯承和省委书记都支持陶希晋，但邓小平则改变原来的结论，说陶希晋是“闹对立”、“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把陶希晋撤职。1938年7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北方局朱德、杨尚昆、朱瑞等人，要求巩固统战工作，还特别强调暂停在牺盟会系统中发展党员，多用阎锡山的术语等。

中央的态度使得冀豫晋省委对晋中问题的认识也发生很大变化，而李雪峰等人在巡视过程中也确实发现了因晋中特委过“左”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凭心而论，晋中在此一段时期内诸多政策均过于激进，而难以收束，与牺盟会关系的急转直下，更是对山西之“统一战线”形成严重冲击，直接影响到“革命大局”。

具体来说，陶希晋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即认为“不能介绍富农入党，如加入就必须献出个人全部财产”，而对“苏维埃”政体的崇拜让他总是希望让党和工农领导政权，给县政府提出一系列过激的“党纪口号”，令在苏联留过学、在江西苏区工作过的朱瑞都觉得“就在苏维埃也不是这样”。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在地方的组织工作、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

1938年7月14日晚，李雪峰等人在巡视结束后，在特委所在地召开了“晋冀特委扩大会议”，这次小范围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陶希晋等人终被认为“以最虚心最真挚的态度接受了批评”。7月30日，冀豫晋省委又专门开会对晋中问题进行总结。在这次会议上，对晋中特委和陶希晋的批判继续升级，晋中的工作成绩基本被完全忽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次会议上对晋中特委的批评聚焦于“统战问题”，但是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提及牺盟会，而只是泛泛地讲晋中特委“忽视统战”、“统战工作做的很差”，举例时也只是谈到前述“白枪会”问题，而对牺盟会方面只字不提。

当然，到这次巡视工作总结会议时，冀豫晋省委应该并无撤换陶希晋的想法。因为朱瑞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时仍然提醒省委要注意防止陶希晋以及下属同志在工作上失去信心。不过，会议结束不久，陶希晋尽管并未被撤职或调离，但实际上已不再履行特委书记的职责。晋中特委的方针政策主要由省委书记李雪峰直接制定，而具体工作则由担任副书记的彭涛负责。

▍余论：抗战初期地方干部队伍的内外整合

至此，晋中地方的争议算是告一段落。概言之，这段历史可主要定义为一段围绕晋中地区干部队伍展开的内外整合的过程。

此期，由陶希晋等人主导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内部组织整合，陶希晋领导的晋中特委是这一内部整合的主体。他们在晋中地区建立起一支以外来干部为主干、本地干部为补充的干部队伍。同时，他们来源多样，多是因抗日、革命等原因汇集一处，并无太强固的地缘、业缘纽带，也没有长期的、共同的革命经历和情谊。除个别干部，他们多数是在1937年底才与陶希晋相识的，因此晋中党只是一支初步凝成的干部队伍，干部间的关系本身还是松散的。因此，朱瑞、李雪峰等人能够平顺地“接管”晋中党，无须大规模改组晋中干部队伍。

在外部，晋中党又是接受整合的客体。面对来源各异的干部队伍，李雪峰领导的冀豫晋省委也在积极实施更大范围的组织整合。起初，冀豫晋省委力量单薄，加之各项制度均未健全，李雪峰等人尚无力切实领导各地党组织，组织扩张尚处于很大程度上的“自发状态”。1938年夏，与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会合后，冀豫晋省委的机构健全起来，人员也得到充实，他们渐有顾及组织整合的余力。前期根据地党组织迅猛发展，“自发自为”中积累不少问题，确须在组织上、思想上予以调整。

此外，与一般情形相对照，晋中地方党干部与牺盟会干部的协作与分歧是由山西统战形式的特殊性造成的，与干部对统一战线领导问题认识模糊有关，但根本上还是反映了外来党与本土政治力量在局部的矛盾。

八路军的外来性质与仲裁作用则抑制了冲突扩大的可能。在晋中地区，军事存在主要是八路军。他们原本也是一支“客军”，与本土力量几无关联，决死队的实力与八路军相差甚远。而与八路军联络较早的冀豫晋省委，和八路军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得到军方有力支持。即使出现晋中特委与牺盟会那样的武装冲突，在八路军总部、129师介入调停后，也终能镇抚双方，而不至于继续扩大。

当然，统一战线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张力，反过来也给了地方党在处理晋中之局部冲突时更大的政策腾挪空间。尽管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方式方法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阶层还是普遍接受了统战理论。因此，在面对牺盟会与晋中地方党的冲突时，朱瑞、李雪峰等领导人虽有意见，但最终还是能够对牺盟会干部予以包容。由于干部政策上比以往有了更大发挥空间，使得内部矛盾一般不会被上纲上线到路线错误上去，而被以“敌我矛盾”对待的可能大大降低。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第5期，原标题为《土客问题与统一战线——抗战初期晋中党组织的整合》。**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