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丨城市软实力发展需要重视“人情”_风闻

汪涌豪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21年6月，肩负“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重任的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以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能级为主题召开市委全会，并通过了“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决议，“软实力”一时再度成为高频热词。

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此前人们已认识到这种建立在非物质要素基础之上的城市综合实力，对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人们对城市本质属性的认识仍显得不足。所以，要确立软实力之于城市发展的基轴地位，首先必须解决这一认识问题。

城市的定义及其精神属性

城市通常被定义为具有相当人口规模、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人类集居地。但人们显然不以这样的定义为满足，因为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事实说明，城市是一个由土地、住房、劳动力等多种要素构成的立体网状系统。这样就产生了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新的城市定义，不过由于这个定义太偏向物性，事实上忽略了城市人感受与体验的复杂性，所以又出现了有别于经济学视角的社会学定义，即认识到城市不仅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还是一种地理上有边界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中，人并非总是完整自足的个体。某些时候，某些关系在异己和陌生的环境中产生并相互作用，显示出一种超越宗族和家庭的“异质性”。而规范这种异质性的基础就是契约和法律。

然而，正是这种异质性造成的间离效果，包括契约与法律的刚性制约，让具有主体意识的每个城市人备受考验，他们在享受城市带来的丰富与便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体尝着城市带给自己的压力，尤其是人际互动的不良和精神上的孤单。因此，在普遍承认并尊重“物性”的同时，他们渴望一种更符合“人性”并进而能引人趋近“诗性”的关于城市的新定义。可见，作为物质生产的分配空间，城市因人的聚合而形成独特的生态系统，其固然具有密集性、多元性、系统性及高效性等特质，但更需要凸显精神性的品格。只有这样，它才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特别的空间：既能回应公共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又能完善公共管理、保障公共安全，进而还能充分照顾城市人的各种情感诉求、城市人内心深处的自由渴望，并最终形成特殊的城市精神、城市气质和城市愿望。这就是对城市的精神定义或文化定义。

应该说，人类用了5000多年，才对城市的这种精神性特质有了一些认识，才得以确认，相比物质与经济，城市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而来，是一个有别于乡村的高级聚落，所以更适合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加以定义。因为城市不仅经济比乡村发达，观念也比后者开放，并且有更多的闲暇，能够让每个人发展自己的个性爱好，从而造成个体的审美自觉与精神自由。基于这样的意义，可以说城市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城市的一切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发展人的精神，即使是物质与经济活动也经常依赖精神的指引。在这个过程中，它渐渐地、不自觉地使依附于居住地且往往与税收、社会保障、人口统计、产值计算等要素结合的城市“居民”，成为不再局限于住地、因受法律周到保护而产生权利义务相统一意识的“市民”。由于这种“市民”大多确立了独立的价值观，有着明确的责任意识和自觉的公共关怀，常能依据公共利益、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行动，所以越来越能超越“市民”的集合概念，成为具有参与社区、社会乃至国家治理意识的“公民”。西方语言中“公民”一词在语源上正来自古希腊文的“城邦”。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城市较乡村各方面都更为发达，城市人的文化程度以及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因此更高，由此，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变得愈加密切。“文化”的拉丁语原意，正来自“城市居民”或“市民”。基于此，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人们早已形成共识：城市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表征，城市的历史是构成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主要部分。

基于城市精神性本质的发展理念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提速，国人越来越关注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城市发展的历史，研究其在规划和治理方面的长短得失，以期形成自己的“城市经验”和“城市愿望”。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现在，从决策层到普通市民，都已越来越认清“增长是硬道理”的局限性，而“发展是硬道理”才值得人服膺并践行。前者极易让人陷入“以速度为中心”的数字迷思，造成“GDP崇拜”，远不如后者内涵丰富，更能凸显物质、经济和科技以外的人文维度。这种认识正立基于对城市精神特质的认识。它以自己的丰富内涵，向人昭示了城市发展最终是以非物质性、非刚性的精神滋养与人文养成为归趋，因此相应地也需要用精神性的、软性的或者说文化的术语来定义。人们对“软实力”的认知，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并最终确立。

当然，这一过程也与21世纪全球化的推进和提速密不可分。生产力的统一配置与供应链一体化造成国家竞争中物质、经济的“自性”已越来越弱，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识。相比于生产总值和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软实力指向城市的价值观、制度设计和文化定位，能造成足以回应人心期待的城市氛围与城市气质，越来越具有不令而行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这种说服力与感召力，凸显的正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性品格。由于这种精神性品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文或文化体现出来的，所以人们常常会将提升城市人文与文化作为增强软实力的重要手段，甚至直接将软实力与人文或文化等同，用人文或文化的标准进行界定。由此，文化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首度发布的《人文发展报告》，就明确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概念，其内容包括人的健康情况、受教育机会以及生活水平、生存环境和自由程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布的《我们的创造力和多样性》，则直指“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而那种“脱离了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

回到中国语境，2000年以来，我们提出并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方针，如“全面发展”的理念，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全面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举；“协调发展”的理念，即合理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兼顾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等多个方面，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推进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要求生产提升、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实现永续发展。这些都是基于对城市精神性本质的认识，包含了对人文与文化的重视，体现了对城市人精神需要的关怀。

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三对关系

确立了以上认识，也就可以勾画出新一轮城市软实力建设的方向和路径。对标国际大都市，我们需要全面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尤其是软实力，以获得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先机。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为了早日达成这个任务，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发展与环境以及秩序与自由这三对关系。

其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要明确一切发展只有在不脱开在地历史和本土特色的前提下才有意义的观念。中国城市的未来不是放弃自身特色，走向纽约、伦敦或东京。城市的现代化必须有自己的个性，切忌“千城一面”，更不能“他者化”。譬如，上海的城市建筑应更多融入本地特色，回应这座城市特有的石库门风情和由其传导出的日常烟火，而不应简单地、经常性地成为个别西方建筑师奇思异想的试验场；规则设计和制度安排应顾及这座城市积久养成的礼仪习尚和公序良俗，进而体现“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而不是一味照搬别处经验，人为造成异文化的隔阂、冲突和对自身传统的认同危机。

上海石库门

其二是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要立足于人类属于地球、地球不仅属于人类的认识，切实落实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等各项方针政策。为此，在政府主导下，要积极发挥市民的主体性，引入多方监督。这些年，在打通沿江步道、绿地规划、公园改造等方面，上海做了大量实事。伴随自然生态改善而来的远不止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包含文化生态改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此次上海提出要打造更有人情味和文化味的“城市表情”，让城市“更有温度、更为雅致、更有韵味”，这很大程度上只有建基于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才能实现。而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上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上海才能真正成为自然中的城市，而使人成为自然中的一分子。

其三是秩序与自由的关系。一方面固然要认识到，城市是人类文明高端发展的空间形态，是各种高科技积聚并实践的地方。尤其是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社会化程度高，规范与秩序方面的要求相应也更高。城市精神性特质的维持与主体意识的发扬，很大程度上必须以遵从这种规范、秩序为前提，并且只有在对这种规范、秩序的维护中才能实现。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认识到，现代化始终存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维度，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中始终存在着经济金融主导、功能效益优先与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的博弈。须知人来到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乃至诗意地栖居。如果城市的物性功能被无限放大，会让人觉得物性是城市主体，人反成了城市的负担。这显然是一种主客易位，更是本末倒置。所以，城市治理固然要讲规范和效率，不能“一放就散”，但更应克服“一统就死”，尤须讲究科学执法、人性化管理。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市民之所以能积极配合政府落实各项防疫措施，上海的外商投资之所以能逆势增长，除了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确已提高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上海能处变不惊、尊重专业、科学执法，始终将市民要求放在首位，坚决不搞“一刀切”，既控制了疫情，又未明显影响生产、生活。这显然是上海营商环境改善、城市韧性增强的表征，更是合理拿捏法律与人情、秩序与自由的分寸，是在实践中真正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表征。

当今，提升软实力已成为应对全球化“高阶竞争”的需要，是一项“领先战略”，关乎长治久安之大计。必须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其意义，才可能全方位地贯彻落实，持续推进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