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财经评论员刘戈：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不是重点_风闻

陈丽花、张彩玲、刘改梅三个初中同学终于有机会重新聚在一个饭桌上。三十多年前，她们是一个普通乡镇中学的同班同学，都是班干部，学习都排在班里前几名，同住一个村子，相互之间有血亲或姻亲的关系，上下学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同去同回。

考高中是她们人生的分界点。她们中只有刘改梅考上了县一中，后来上了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现在在事业单位当中层领导，名字已经改为刘馨梅，老公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高管，百万元年薪。张彩玲初中毕业后南下打工，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老公打拼几十年，现在是省里挂得上号的房地产公司老板，张彩玲住在省城的豪宅里，不工作，没有固定收入。陈丽花后来和一位本地青年结了婚，两口子在不同地方打过工，现在老公在一家工厂做机修工，陈丽花在同一城市的酒店做保洁员，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千元的工资收入，老公有七八千元的收入，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租住在逼仄的农民房中，在县城给儿子买了房子，正在挣儿子娶媳妇的彩礼钱并供女儿读大学，虽然不愁吃穿，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一场晚辈的婚宴让她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我在旁边靠偷听、推理和脑补建立起她们的相互关系和生活现状。

发端于40多年前，以市场化方式进行的此轮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世界各大国中工业化中期完成速度最快的。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获得了比上一代人富足得多的生活，所有的人都成为受益者。但同时也让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陈丽花、张彩玲和刘改梅的财富水平有了可能达到几百上千甚至更高倍数的差距。

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决定了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社会阶层和财富水平的人交集在一起的可能。发生在三姐妹人生命运的转变，并最终让他们的财富水平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肯定和她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禀赋、思想观念和人生际遇密切相关。但如此巨大的差距是否合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看法。

基尼系数被当作国家贫富差距的指标，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甚至高于印度，超过了世界银行设定的0.4警戒线。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2009年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其他一些措施使得基尼系数逐年降低，尤其是精准扶贫计划，让上亿人口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工程。精准扶贫让社会收入最低群体的收入水平整体上抬，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成功走出关键一步。当然，近几年，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普通劳动者薪酬上升，这也是让贫富分化加大的趋势得以缓解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全面彻底，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但广大的国土面积、差异极大的资源禀赋、复杂的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的高低不平、市场化转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等因素，造成中国的贫富差距似乎比已经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发达国家更加显著。

在最近的一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共同富裕的目标被再次强化。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新闻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这个前置定语，强化的是不会以牺牲发展来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既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也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做大蛋糕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让蛋糕分配更加合理。

因为“三次分配”这个说法在以往的中央文件和会议上被较少提到，很多媒体和专家都在热烈解读这个陌生词汇，并把“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来解读。显然，如果认真阅读新闻，显然不会认为“第三次分配”是重点。

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说，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都非常重要，但如果硬要排序的话，显然就是初次分配最重要，其次是再次分配，最后才是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优先原则进行的分配；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调节手段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的体制或环境是实现初次分配合理且高效的前提，公平竞争的市场，让人们可以通过劳动和资本等各种要素获得应有的收益。在一个理想化的模型里，公平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会让劳动和资本向高利润的行业和岗位流动，并最终让这些行业和岗位的收入、利润水平趋于降低，从而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简单地说，一块冰放到一杯威士忌里的结局肯定是被化掉并让酒的温度下降，一个不再添加煤炭的火炉总是最后熄灭但让房子暖和起来，银行赚大钱一定会让想干银行的资本蜂拥而至，并让银行不那么赚钱，共同富裕也就会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理论支持下自动实现。

但现实是，无论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卢梭在《论不平等》中对人类财富的不平等进行了这样的解释：“社会经济不平等给予共同体中有些人过分强大地影响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体分裂成充满敌意的帮派，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小团体利益。”

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一再证明，贫富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即通过隐秘手段暴富的群体会干预立法、司法、行政，并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吞噬经济发展的硕果，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公民间的相互仇恨、对公共利益的冷漠。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都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公共政策压缩过大的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社会普遍形成的共识是，过大的贫富差距，既造成社会不公、社会阶层对立，也严重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普通人富裕起来形成的强大消费需求，经济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放在当下的中国，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但是促进发展的灵丹妙药，也同样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市场会扩大贫富差距是市场不充分，资源被特权绑架的结果，而不是公平市场的自发结果。因此，初次分配的公正合理和效率优先并不矛盾，反而会促进共同富裕。

一些高利润行业不合理的准入门槛、事实上的行业垄断、获得贷款时的不平等对待、获得上市融资资格的潜规则、政府采购时的暗箱操作、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劳动力在薪酬制定时没有话语权，这些都是市场效率的敌人，同时也是妨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会议中这些内容就是针对如何让初次分配更加高效且公平的表述。

再次分配是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前，我国税收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为主，间接税可以通过提高商品售价或劳务价格等办法转嫁出去，最终由消费者负担。这也就导致越是低收入阶层，实际的税收痛苦程度越高。因此，近一步改革税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方向。除了让税收更加公正和完善，堵住偷漏税的洞，尽快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讨论和制定税收制度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精英都积极混淆“企业家”与“富人”的本质区别。其实企业家群体和富人群体，虽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质上是两类人。那些把财富大都放在厂房、设备、流动资金上，在生产中流转的是企业家，那些把财富基本隐匿于房产、奢侈品、理财账户上的才是富人。我们的税制是向干活的人收税的税制，而不是向有钱人收税的税制。很多富人的钱不是通过经营企业来获得的，所以必须通过税制设计向富人财富征更多的税或者逼迫他们把钱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如果税制改革不能达成这样的效果，那么就很难说方向是正确的。

每当说共同富裕或者缩小贫富差距的话题都会让人想到遗产税。中国现在还没有遗产税，原因很简单，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这轮市场经济刚刚过去40多年，第一代创富人群大多没到离世的时候，哪儿来的大额遗产？没遗产当然没必要收遗产税。但显然，第一代创富人群将逐渐离世，遗产税当然会进入到议事日程。

美国从1916年开始有了第一个遗产税法案。这份法案中有5万美元的免征额度，最低税率为1%，最高税率为25%。净遗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适用25%的最高税率。在当时1000万美元可是非常庞大的数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亿美元。

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进入到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到此时差不多正好50年时间，也是第一代富豪开始离世的时间，财富的传承如何对社会更加有利成为一个问题。而适度的遗产税显然对合理的增加税源并且减少贫富差距、降低阶层矛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美国后来遗产税的税率几经变化，最高的时候，1941年的法案曾经将最高税率提升到77%。目前又降到40%左右。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税率的看法会有不同，但遗产税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没有遭到强有力的质疑，更没有产生被推翻的可能性。在发达国家，缴遗产税已经成为一件天经地义的公民义务，所以在中国，这一税种的开征应该是最近几年的立法任务。

回顾美国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在1945～1973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发展处在公认最健康、最有效的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大幅缩小。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和美国的发展历史一起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一个经济体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时能够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可以说，正是由于“罗斯福新政”以及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两大举措并举，使得美国摆脱了大萧条的危害，并促使美国成长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富裕国家。

但在此之后，利益集团的绑架下，美国虽然经历了好几个周期的经济增长，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尽管再次分配依然起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但作用越来越小；尽管三次分配依然红红火火，基金会多如牛毛，对促进社会文化、科学发展作用显著，但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也仅仅是聊胜于无。

共同富裕不是让陈丽花、张彩玲和刘改梅住一样面积的房子、开同样价格的汽车、穿同样档次的衣服，而是让陈丽花和丈夫的工资可以及时足额领到，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工作的城市就近上学且不需要学费，他们大学毕业的儿子通过公平的招聘被录用，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流转出去，他们看病自己花很少的钱；而是让刘改梅在银行工作的老公的薪酬会随着经营状况和经济环境变化，而不是旱涝保收；而是让张彩玲老公把企业做得更大、缴更多的税，并且为了少缴遗产税，建立自己的基金会，资助更多的孩子获得良好的教育，或者他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