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诗篇： 抗战军人后裔回忆仁安羌大捷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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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魂伟绩，必随此役，光耀千秋，史册辉煌

　　本文作者刘伟民系抗日名将刘放吾之子。

　　刘伟民，湖南桂阳人。美国知名华裔企业家，美国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Pacific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Policy）常务理事，美中双边委员会（U.S.-China Bi-National Commissionon Trust-Building and Enhancing Relations）委员，美国圣母大学（Univer sity of NotreDame）刘氏亚洲暨亚洲研究学院（Liu Institute for Asia & Asian Stu-dy）创办人。

　　扬威异域缔战功

　　1942年，中国为拱卫滇缅公路这条援华物资通道以及西南后方的安全，派遣远征部队进入缅甸与盟军抵御日本军队侵缅。我父亲刘放吾在陆军新38师113团团长任上，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于同年3月随部队自贵州兴义出发到达缅甸旧都曼德勒（Mandalay），卫戍曼城。

　　刘放吾将军马上英姿

　　4月14日，我父亲奉命率领所部113团增援英军，掩护中国远征军主力第5军西翼，于16日午后四时抵达曼德勒南部一个名叫巧克伯当（Kyaukpadaung）的小镇驻防。

　　其间战事风云变幻，4月16日夜间，负责西线的英缅军第1师以及家眷和记者、传教士等7500余人被迂回穿插的日军一部（按：第33师团214联队）切断退路，围困在巧克伯当西南约30英里一处名叫仁安羌（Yenangyaung）的油田地区，弹尽粮绝形势危急。17日一早，当时处在包围圈之外、焦急万分的英缅军司令斯利姆（William Joseph Slim）中将，听说我军新38师113团已抵达巧克伯当，精神一振，并立即驱车前往会晤。

　　斯利姆在《反败为胜》中，描述了会见父亲并下达命令的情形：“我在巧克伯当村里，一栋残存的建筑物楼上见到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透出刚毅；他配戴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我们通过英军翻译官介绍握手后，旋即摊开地图言归正传。在叙述战况之间，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他了解我要他率团立即搭乘已备妥的卡车，迅速开往平墙河。我告诉他计划于18日清晨渡河攻击，以呼应英缅军一师突围。”在解释完情况及下达命令后，斯利姆要求我父亲立即行动，但父亲说若非经孙师长下令，113团不能离开巧克伯当。斯利姆为此解释说：“孙将军已受令归我指挥，如果他在此地，我会对他下令，他也会遵命。”父亲虽然同意斯利姆的说法，却依然坚持要孙师长同意。在坚持一个半小时后，斯利姆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终于露出微笑，而且同意照办。他为何改变主意我不得而知，猜测在我们对谈间，进出房间的官兵已将消息送达孙将军并获肯定回音。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珍贵的一页- 斯利姆将军面交刘放吾团长亲笔手令

　　当时日军的策略是由迂回穿插的214联队在仁安羌设置三道封锁线，困住英军，再配合南面的33师团主力，共同压迫围歼被困英军。凭借多年在第一线和日军交手的经验，我父亲深知此役的凶险，日军不论装备还是兵员数量远大于己，作为团长他必须严谨部署准确研判，方可能指挥这不足一团的兵力，完成救出英军的任务。

　　我父亲率团赶至前线后，先侦查地形敌情，再集中兵力，在配属的英军战车重炮支持下，于17日黄昏前先扫清日军埋伏在油田北部一条名叫滨河（Pin Chaung）的河流北岸公路两侧防止救援的前沿部队，通过配属的英军战车中的无线电与被困英军取得联络，商量好配合突围方案，做好次日攻击的准备。

　　18日清晨，我父亲将113团下属3个营分别部署，第1营由营长杨振汉率领从公路左翼，第2营由营长鲁廷甲率领沿公路右翼发起进攻，第3营由营长张琦率领居中随时支援，以倒三角阵型沿公路两侧开始攻击日军滨河北岸第一道封锁线。

　　斯利姆将军深知这场救援作战仅有一个团兵力执行，成败完全取决于团长的指挥部署。18日攻击之前斯利姆对父亲指挥这场解围战还不甚放心，担心团长出现17日受命时的迟疑，斯利姆将此疑虑告知当时刚从曼德勒、瓢背（Pyawbwe）一路赶来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孙将军立即邀请斯利姆同往视察。

　　这一视察让斯利姆对我父亲印象更加深刻，在其回忆录中，斯利姆记载道：“刘上校似乎窥出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看看。’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他经由孙将军翻译解释连队部署，对军队的部署我表示相当满意并准备后退之际，刘上校说：‘我们再往连部走走。’我大吃一惊，我不太确定在战斗即将开始的一刻，我是否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指挥所。甫到连部指挥所，攻击的枪炮声顿起。这时刘上校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看着我露齿而笑。只有优秀及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视察完部署后，斯利姆随即与孙将军回撤。

　　战事很快全部展开，113团战士们在英军坦克掩护下突进日军阵地，逐点清除日军滨河北岸据点工事。激战到午后，北岸日军终于被击溃，大部放弃阵地涉水逃回南岸，与联队主力汇合封锁住滨河大桥南岸一线阵地。由于滨河两岸的地形过于暴露，射界宽阔，日军在南岸用重机枪和火炮封锁住河面，河滩上全是淤泥细沙，英军配属的战车也无法渡河掩护步兵进攻。到午后4点，将北岸残余的零星日军清除后，父亲判定白天已不能再继续进攻，决定改为拂晓突袭，以减少伤亡，18日战斗结束。

　　19日拂晓，我父亲指挥全团趁黑渡过滨河，扑向日军阵地，此时的战斗较之18日更为激烈，113团士兵与日军短兵相接，凭借平常精良的训练与日军展开厮杀，将生死置之度外。日军多年来与中国军队作战几乎都是采取进攻态势，充满骄兵心态，日军第33师团自仙台编成离开日本后，从中国内地、东南亚一路横扫过来没有打过败仗，从来没遇到敢这样主动向他们发起进攻且战斗力十足的中国军队，本占兵力优势的日军竟被打懵了头。

　　但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其指挥官作间很快冷静下来迅速调集兵力增援，拼命将113团阻截在滨河南岸距离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Twingon）约1英里阵地，使得113团对南岸阵地的争夺难度超过预期。从早上8点到午后1点，两军顶着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酷热对滨河南岸制高点501高地展开数次拉锯，每次阵地丢失，日军即以大队飞机和火炮向113团猛烈轰炸和炮击，日军侧面包抄的增援部队在战机大炮掩护下也全线向阵地反扑，随着战事延展，日军兵力不断投入到南岸501一线，两军继续展开白刃肉搏，在501高地及周边数座小山头间反复冲杀，战斗趋于白热化。

　　处在主力梯队指挥部队的父亲明白此战已无路可退，只能同日军决一死战，透过指挥网指挥各营连长官率部反复冲杀，不断打退日军疯狂的反扑。父亲两次在上海直面凶顽的日军，累积了相当的对日作战经验，今次指挥劣势兵力向日军发动攻势作战，流淌在军人血液中那种战斗至死的精神，使他和逆境中的113团全团战士爆发出巨大能量，与日军殊死相搏在异国的土地上。

　　血战至午后一时，父亲终于指挥113团攻下日军设在滨河南岸的第二道封锁线，占领了控制整个战场的501战略高地，再于午后三时攻入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自此油田区全部为我军克复，英军主力得以突围而出，被俘官兵及被困英美传教士、记者和家眷等亦悉数被救出，战至黄昏，日军被彻底击溃，纷纷溃逃至仁安羌镇区南部等待师团主力增援。

　　仁安羌战役中虏获的日本军旗

　　英军大部突围后，日军33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至仁安羌南部，此时解围战斗已结束。如果不是父亲指挥113团拼死为英军及时打开日军封锁，待日军主力追至后完成合围，战场形势会完全改观，被围英军后果将不堪设想，生死仅在一线之间。

　　后来，这批逃出生天的英军大部分在那场对盟军整个CBI战区乃至整个二战进程都有深远影响的一役——英帕尔（Imphal）会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亚洲的敦刻尔克由此而来，此为后话。

　　据当时合众社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记述，撤退途中英军遇到接应的113团将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的涕泗纵****横庆祝生还，有的则握拳高呼：中国万岁。

　　整个仁安羌解围战，我父亲指挥所部113团以不足一团仅八百余人之兵力，在一部分英军战车、重炮协同下击溃优势兵力之日军，击毙日军数百名，另俘虏日军3名，掳获敌旗帜武器弹药等甚多，救出被围数日之英军7000余人、为数甚多的马匹，另有被俘、被困之官兵、英美新闻记者、传教士和英军眷属等500余人亦安全脱险，并夺回被敌军掳去之英方辎重及汽车百余辆，均悉数交还英方，缔造震惊中外之仁安羌大捷，实为我远征军入缅作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在这场解围战中，113团也付出营长张琦、连长顾纪常、刘竹秋、庄陶等共200多名官兵牺牲的代价。其中负责主攻的第1营伤亡最大，战斗结束后，营长杨振汉曾一个人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滨河边热泪长流，眼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弟兄战死在异国他乡，情难自禁。对张琦营长不幸阵亡，父亲有感伤也有遗憾，他说：“张琦中弹后，被抬下来还有口气，他对我说：‘团长，我不行了’。战斗中极力抢救，张琦不久即伤势过重而阵亡。后来我派一艘机帆船，将张琦遗体运往后方，因航道受阻只能水葬。”

　　作为中国远征军在第一阶段缅甸作战期间取得的一场标志性胜利，父亲指挥的这场仁安羌大捷不仅对中国的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格局等在多个方面产生了影响，极大鼓舞了当时国人及盟军的士气，同时也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此役之胜利，国内外各大报刊争相报道，全国为之沸腾，极大增强了国人对中国军队对抗日本军队之信心，同时也完全扭转了西方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军队的固有偏见和歧视心态，得到英军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认同和尊重。

　　仁安羌被拯救的这些英军部队亦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些被救出的众多英军将士，经过印度的重组和整训后成为缅甸反攻时的中坚力量，在缅甸反攻诸次战役与中国军队密切合作，共同为二战的整体战局做出重要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埋下种子。

　　另外，在仁安羌大捷发生九个月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分别与美国、英国在华盛顿、重庆签定了平等互惠条约，以取代旧时之不平等条约，为中英南京条约后中国的百年屈辱画下句点，亦显见国际社会并未忽视我军对此役的贡献。

　　1992年4月，仁安羌大捷50周年前夕，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特别在美国芝加哥会见了时年已93岁的刘放吾将军，对他当年率兵解救英军的义举深致感激之意。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位世界级的领袖，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一位中国将军面谢感恩，这是所有中国军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整个中国民族的宝贵资产。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向刘放吾将军致谢忱， 次子刘伟民、媳王国媚夫妇随侍在侧

　　1992年6月10日，时任英国国防部长的马尔康·里佛金德（Malcolm Rifkind）代表英国官方正式致函刘放吾将军：“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写信告诉我：她4月在纽约（按：应为芝加哥）与您会晤，并告知1942年4月于缅甸仁安羌，您及您所领导的全团官兵，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缅第一师的英勇事迹。今年是此战役五十周年，该役发生在对日作战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最为艰苦的一场战役，贵团官兵为解救英军伤亡惨重，请让我在这里，向您和您领导的贵团官兵解救英军于危难的义举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英国国防部长马尔康·里佛金德致刘放吾将军感谢信

　　当时跟随史迪威将军的魏曼（Willard G. Wyman）中校（按：后任美国四星上将）曾感叹的写下 “第113团的故事真是一个壮丽的诗篇（The story of the 113th regimentis really an epic）。”

　　1942年4月19日，我亲眼目睹了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军队。当时，我看到开来了多辆斯图贝克卡车，每辆车上都载着五、六十名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随后他们下车并穿过平墙河岸大片的平坦沙地，时间的安排不可能比这更好了。维克多·斯蒂文斯（Victor Stevens）和我（当时均为少尉）以及来自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K.O.Y.L.I.）的19名士兵尽管极度的疲惫和绝望，但仍然拔除了可以俯视宽阔的平墙河的日军重要据点。这次行动为中国军队迅速渡河并对盘踞在仁安羌镇的日军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就在同一个地方，两天前，日军俘虏了来自英国皇家恩尼斯基伦燧发枪手团（The Royal Inniskilling Fusiliers）的一个连的全部士兵。当时他们使用和中国士兵一样的方法渡河，不料却陷入了日军精心设计的包围圈。

　　小山上有座石头建筑物，从这个位置可以安心的观察中国军队的攻击过程。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如破竹，其效率和壮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战术完全适应当地油田崎岖的地形。我从全景角度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总体部署和行动过程。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中国军队训练有素、步调一致，令人震惊；三名指挥官身着军官制服，有别于其他士兵，每个指挥官按照预先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他们身边都跟着一个携带着不同的信号旗的旗手。士兵们根据指挥官身边负责传达命令和消息的司号手的指示，迅速加入各自单元并集结在旗帜后面，整个部队行动一致，没有丝毫延误。他们兵分三路，一路向西面的依洛瓦底江方向挺近，一路在中间，另一路通过公路进入我们的阵地。

　　当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敌方阵地的步枪和机枪火力立刻增强，这说明日军正在集结和加强兵力，显然是准备向我们的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阵地发起反击。随着中国军队蜂拥前进，战场上硝烟四起。这些非常有纪律性的部队，在进攻时像首美丽的诗篇，也像是壮丽的盛典。

　　随着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我们知道：和八天前东京玫瑰在西贡电台里叫嚣的恰恰相反，日本军队才是面临着“在缅甸中部战场被围歼”危险的一方。

　　中国军队开始出现伤亡，维克多·斯蒂文斯和我在石头建筑内搭建了一个救护站，尽我等所能处理和包扎战士的伤口，很多人的胳膊、腿和身体上都是枪眼。我不会说中文，中国人也不会说英语。维克多·斯蒂文斯将床单撕开，为受伤的中国士兵包扎。尽管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但中国士兵的面庞看起来就像上等瓷器一样精致，我感觉他们还要更加年轻。

　　夜幕降临不久，中国军队从原路撤退，他们悄然无声的渡过了平墙河并回到卡车上。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不到四个小时，却给日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日军伤亡惨重，他们歼灭英国军队的企图严重受挫。中国军队发动这种开放式的正面进攻，一定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中国军队进入阵地，完成进攻任务，然后撤退。英国军队当时缺乏粮食、水、弹药和药品，部队中疟疾和其他疾病肆虐。我，作为唯一的一名英国军官，和我的部下有幸目睹了这一幕罕见且壮观的攻势；像一个适合缅甸中部地形地貌的最完美的作战机器在运作，是如此的基本纯熟，简单有效，干净利落。的确，作为一名军官，我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目睹这场战役。

　　这次成功的拯救行动发生在4月19日，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早已抛弃了在缅甸的英国军队。据记载，他在4月1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传达了这样的讯息：“我认为日本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在缅甸长驱直入”，当时英国政府已停止向驻缅英军提供补给和增援。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得悉英军最高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Alexander）在抵达缅甸的第二天，即1942年3月6日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他说“缅甸已经无法挽救”。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已经向丘吉尔做了汇报。丘吉尔的讯息被无耻的密封了三十年。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重创了日军在缅甸的迅速推进，以至于日军必须停下来等待后援，而英国的战史却刻意忽略了这次战役。中国军队打乱并延阻了日本军队精心准备的进军计划，为混乱不堪、忍饥挨饿的残余英国军队向北脱逃提供了仅有的一次机会。

　　美国总统布什致刘放吾将军感谢信

　　亚历山大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了中国人的作用；在“亚历山大回忆录第七卷——缅甸”（第93页）他写道“中国军队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但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刘放吾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113团的这场华丽壮观，犹如史诗般的仁安羌战役，我是重要的且仅存的见证者。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我一直在讲述这个故事，但却被历任首相和国防大臣一再否定。直到今年八月，我收到了刘放吾女儿刘伟华的来信。读完她的来信，我对我妻子派垂夏（Patricia）（当时她还没有读完这封信）说：“我们必须尽快和这位女士见面”；不计任何成本！我已经93岁了，所以必须加快行动步伐。我们在2012年9月16日抵达美国。在机场我第一次见到了刘伟华和她的弟弟刘伟民，我告诉他们，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次见面。见到了刘放吾的子女，我对此感到非常非常满意。仁安羌战役是痛苦的回忆，但我无法逃避！

　　马英九追颁刘放吾将军总统褒扬令

　　附录: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祭文

　　为了了却父亲刘放吾将军生前的心愿，也让在战役中牺牲的前辈英灵能够长眠安息，我在2013年1月13日于当年盟军与日军战况最激烈，也是伤亡最惨重的缅甸仁安羌古战场筑建落成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第一座纪念碑——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并镌刻祭文于碑上：

　　魂兮归来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建成亦碑亦塔。

　　碑者，意在彰显中国军人抒忠赴难，浴血锋鏑，攻歼奏捷，扬庥异域。

　　塔者，意在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让忠魂长眠安息。

　　塔高七层，寓意佛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碑塔坐南朝北，为英灵归乡之方向，矗立仁安羌古战场，正是当年伤亡最惨重的地方。

　　七十年前，我中华健儿，为国家，为民族，反侵略，反强权，抛妻弃子，背井离乡，义无反顾，迈向战场，不顾白发爹娘倚闾而望，用青春的生命，救盟军于覆亡。

　　我一一三团八百壮士，伤亡过半，二百零二忠魂，捐躯沙场，尸骨无存，客死他乡，朝朝暮暮，不知魂归何方。

　　先父生前每念及此，心中无限悲凉。

　　我刘家后人深体先父心愿，多年以来，念兹在兹，不敢或忘。

　　今碑塔建成，愿我前辈英灵，沿碑塔之所向，魂归故国，重返梓乡，领家人之祭祀，享骨肉之蒸尝。

　　碑塔矗立，赋英雄尊严，昭前辈荣光。碑上英名无法周详，忠魂伟绩，必随此役，光耀千秋，史册辉煌。中华儿女，后代子孙，永远铭记，万世景仰。

　　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之子刘伟民敬誌

　　公元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