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外卖平台续命，全靠骑手的“人血馒头”？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您看中国的谷智轩。近期，八部委专门针对“网络餐饮平台送餐服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外卖”，出台了一份《指导意见》，要保护外卖员的权益。

文件刚发布，美团股价在两天内大跌31%，阿里巴巴也跌了11%。美团出来“诉苦”了，说给外卖员买社保，要多花一百多亿，而去年的企业利润只有46亿，明示保人还是保企业，只能二选一。保护外卖员的劳动权益，竟然会让资本觉得“钱途”渺茫。合着这外卖平台赚的钱，都是用从业人员的权益换来的吗？本期《消化一下》就来讲讲，外卖平台的“人血馒头”，到底是怎么卖的。

我还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国内方便的外卖服务让我大受震撼，从此成为一个重度用户。小伙伴们每周要点几次外卖呢？欢迎打在公屏上。可以说，外卖送餐员，已经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我们多数人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外卖骑手的招募广告，经常大肆宣传什么“时间自由”、“月入过万”、“接单不愁”。媒体呢，一边报道小哥们的辛苦，一边也强调他们的收入，给这个职业塑造了一个“努力就有回报”的设定。

情况真的如此吗？我国现在大约有1250万外卖送餐员，分为“专送”和“众包”两类，基本对应“专职”和“兼职”。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专送”骑手，他们通常与代理商签订协议，由站点直接管理，每天要开会打卡。外卖平台，把24小时划分为高峰和非高峰时间。高峰时间7个小时，骑手必须出勤，其他时间，骑手原则上可以决定休息还是继续干活。不过，虽说是“弹性工作制”，近九成骑手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甚至有两成骑手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只休4天。

收入方面，五成骑手的收入集中在4000到8000元，真正能“月入过万”的不足一成。他们的收入采用“阶梯计件制”，没有底薪，送多少单拿多少钱，送得多，还有各种额外奖励。每单基本价在5元上下，不算罚款，月入过万要送到1000单以上，工作量每天都超过了12小时。收入八千以上的，每天的配送里程也要100公里以上。所以做外卖骑手，收入要过八千，996还是免不了的。

“月入过万”和“时间自由”之间，其实存在根本的矛盾。要获得可观的收入，就不可能有“时间自由”。对于全职骑手来说，所谓的“弹性工作”，放松的不是工作时间的下限，而是上限。理论上讲，如果骑手愿意，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用超时工作，去创造“收入神话”。

可这个“神话”，并没有考虑到风险，外卖骑手已经成了高危职业。外卖平台靠着“最严算法”，把“预计送达时间”压到最低，从商家出餐，到消费者收餐，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一点问题，超时罚款就免不了，还有各种远超配送单价的差评罚款、投诉罚款，无怪乎小哥们动辄超速、逆行、闯红灯，拿自己和路人的生命安全，来实现所谓的“月入过万”。在北京，五成外卖员因送外卖出过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仅2019年上半年，上海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

骑手的收入里，还包括了应该缴纳的五险一金。五险一金里面，包括了自缴部分，比例大致是收入的20%，以及单位缴纳部分，比例大致为40%，合计60%。如果企业雇佣一个月薪一万的人，那么实际的用工成本大约一万四，个人拿到手是8000。而外卖骑手的一万，如果正常缴纳五险一金，只相当于月薪6250元，到手5000元。

所以，“月入过万”也好，“时间自由”也罢，全都是假的。对于骑手来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干着一份996的工作，收入却只相当于月入五千。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待遇如此不公平，为什么外卖行业还能招到那么多送餐员呢？

许多骑手，被“月入过万”和“时间自由”忽悠入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份工作的回报究竟是什么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知晓真正的待遇，还是有人会干这活。骑手九成是男性，八成在20至40岁之间，超过六成已经结婚，一半人都有孩子，经济负担都比较重，有些人还背着贷款。对他们来说，养家糊口、买房还贷，比年老、患病后的保障，更加重要。换句话说，比起看不见的五险一金，他们更需要的是立刻能花的真金白银。

从学历来看，四成骑手是初中水平，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5.4%。他们在入行之前，大多从事的也是入职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比如餐饮服务员、销售、摆摊做小买卖、快递员、工厂或建筑工人等等。这些职业，很多也没有五险一金，到手的钱少，无薪加班是常态；与之相比，送外卖的“到手收入”，算得上又“高”又“稳定”，加班就可以“劳有所得”，竞争优势明显。所以，许多人哪怕知道自己的劳动不该只值这个价，还是会选择继续干。外卖平台利用的就是这个心理——在劳动力充足的环境中，给的待遇不需要高，只要比其他行业好，再来点收入、工作自由度上的包装，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送上门。

外卖行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两大巨头瓜分市场的局面，市场份额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动。外卖平台的主要目标，逐渐从抢占市场、排挤对手，转变为维持存量和扩大市场。这两者依然离不开低价策略，而维持低价的方式，则从海量补贴，变成了成本控制。外卖业务涉及到的四方：外卖平台、商家、消费者、骑手，其中骑手的用工成本是最容易控制的，他们也是议价权最弱的一方。

要留住消费者，重点无非就是价廉、物美两点。控制住骑手成本，就可以压低服务价格；靠着“以罚代管”，让骑手闻“差评”、“投诉”色变，就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换取更高的消费者满意度。

此外，平台还有种种转移矛盾的手段。比如说给骑手的“预计送达”时间，要比显示给消费者的长5到10分钟。用户看到的时间短，就更容易下单，如果骑手因为这个“时间差”而超时、被投诉，扣的也是骑手的钱。再比如，给用户看骑手的定位，让用户“监督”骑手的配送过程，随时“催单”。用户觉得“大权在握”，等待的焦虑大幅缓解，可如果“催单”导致骑手出了事故，消费者、平台都不用负责。

那如果骑手有意见，怎么办？外卖平台躲在幕后，靠程序、算法和代理商远程操控，对于骑手来说，远没有直接打交道的用户和商家有存在感。骑手们在完成订单时，经常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耽误配送时间，比如商家出餐慢、小区不让进、找不到客户。这会让他们产生错觉，认为如果不发生“意外”，平台给的时间是够用的，所以他们总要赶时间，还动不动就超时，都是这些“意外情况”导致的。殊不知，这些“意外情况”，本就应该被算法考虑进去，提前预留出时间。可是外卖平台为了吸引消费者，去掉了给“意外情况”预留的时间，把因此给骑手增加的负担与风险，都甩锅给了造成“意外情况”的消费者和商家。

外卖平台自己，则扮演起了仲裁者的角色，只要消费者投诉，他们就会给骑手判罚，再提供一条申诉渠道。不过，骑手向平台申诉，很少会成功。所以，骑手遭遇不公，往往只能自认倒霉，有的还会自己掏钱把餐费赔给用户，请求“私了”。商家与消费者之中，消费者又是弱势群体，而且掌握着所谓的“评价”、“投诉”大权，在许多骑手眼中，是他们被罚、赔钱的直接“责任人”。当外卖骑手积累的怨气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一句话、一个差评，就可能戳到他们的怒点。有的外卖员，甚至因为一个差评，对用户进行电话骚扰、登门辱骂，给用户门上泼油漆、涂胶水，甚至持刀砍人。有类似经历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这些事情的结果，往往是消费者遭殃，外卖员承担法律责任，而外卖平台作壁上观，买卖照做，毕竟，这都是送餐员的“个人行为”。

不过，如果媒体、学者发了声，引发了企业的公关危机，这招就不太好用了。这个时候，外卖平台会打出“体谅”牌，站在骑手的角度，要消费者体谅小哥们工作的不易，比如按一下按钮，给骑手5到10分钟的宽限时间。如果平台直接增加配送时间，那就是平台的错，会降低用户体验，而如果是用户自己宽限，那一定是因为用户要求太高，而不是平台自身在管理、定价方面出了问题。

外卖平台把自己和外卖员之间的矛盾，转变成外卖员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然后要外卖员憋着，要消费者体谅，好似成了一个努力化解矛盾的第三方，把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这些招数固然好用，但要具体实施，法律其实是不允许的。我国《劳动法》中对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也就是每日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同样适用于“计件制”，用人单位要根据这个时间限制，确定计件劳动者可以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中具体规定，对于计件劳动者，工作日加班，要按照计件单价的1.5倍支付其工资，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工作，则是两倍、三倍。《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单位必须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对于用人单位的责任，《民法典》也规定，劳动者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工伤保险条例》则对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伤、身故的，规定了用人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

可见，无论是超时工作、虚报收入，还是甩锅责任，外卖平台的各种套路，早有相关的法律见招拆招。为了规避法律监管，外卖平台想出一条“妙计”：你的这些规定，针对的都是“用人单位”，我不当“用人单位”不就行了吗？这些平台声称，平台与骑手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平等合作”关系，因为骑手拥有“自主性”，还拥有电动车这一生产资料，是与平台、代理商合作的“独立承包人”。外卖平台可不会跟骑手签劳动合同，他们通过平台、代理商之间，代理商、骑手之间的两个“合作协议”，把应该承担的法律义务，推卸得干干净净。

我们前面分析过，所谓的“自主性”，对于专送骑手来说，根本不存在，至于说有辆电瓶车，就是“独立承包人”，更是无稽之谈——难道工人自带扳手，就是与资本家“平等合作”了吗？平台与骑手之间，事实上就是劳动关系。问题在于，为什么外卖平台用来逃避责任的狡辩会被默许，继而成了共识。

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外卖产业能够稳定就业，帮助脱贫。外卖行业的入门门槛不高，收入相比其他没有五险一金的行业，仍然算高的。对于刚刚进城务工的人来说，送外卖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首份工作。在美团平台就业的骑手中，有26万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占总量的6.4%，其中已有25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外卖行业尽管存在严重的剥削现象，但仍然是社会所需。

那么，如果认定平台与骑手间的劳动关系、保障骑手权益，外卖产业就真的发展不下去吗？巧的是，最近西班牙也出台了一份“骑手法”，规定外卖平台与骑手间必须建立正式雇佣关系。当地三家外卖平台分别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一家彻底跑路，旗下3000名外卖小哥就此失业；一家履行规定，给运费涨价，同时缩小规模；最后一家，准备雇佣旗下1.2万骑手中大约2500人，其余的则通过修改条款，让他们拥有更高的“自主性”，更符合“平等合作”状态，看看能不能打法律的擦边球。

可见，就算提高了成本，也不是所有外卖平台都会跑路不干。平台的规模越大、先期投入越多，市场潜力越大，企业更可能会留下，以别的方式来对冲成本。如果提高运费，平台可能会损失部分不愿接受涨价的消费者，但也会有人愿意支付这笔钱，获得真正更优质的服务。市场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外卖平台也可能走上“顺丰模式”，获得更良性的发展。

中国与西班牙国情不同，骑手规模不是万级，而是千万级。骑手成本上升后，已经投了许多钱的外卖平台，面对庞大的市场，断然不会立刻跑路，但会收缩业务，放缓扩张的势头，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骑手，最需要工作的那部人可能就会失业，重新陷入贫困。所以，同样是针对骑手的政策，我国的《指导意见》没有搞一刀切，不强制平台和骑手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而是把骑手等新型职业，归类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必完全按照《劳动法》来，但必须由政府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新的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争取在外卖产业不收缩、不减速的同时，有限增加企业成本，给骑手提供最大的权益保障。

这些保障里，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条叫多方参与，翻译翻译，就是给骑手建个“工会”，对于他们的劳动时间、最低接单报酬、节假日补贴、KPI算法等等，企业要和“工会”协商制定，政府也会从中指导。当然，“工会”也要帮骑手了解这些事情，帮忙维权，让他们不再被什么“月入过万、时间自由”的标签忽悠，不再有气只能往肚里吞。

第二，安全是底线，必须给骑手上工伤保险，同时企业必须优化派单时间，加强安全培训，提供安全装备，降低从业风险，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迅猛，带来了巨大的回报，但是这些回报的分配方式，对于外卖骑手这样的劳动者，是非常不公平的。国家出台的《指导意见》，核心思路就在于，如何在帮骑手们保住饭碗的同时，渐进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可以共享企业、行业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如果分给骑手的红利，不能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骑手们自然会“用脚投票”，去投奔更有竞争优势的新行业；如果平台不再能够履行稳就业、助脱贫的社会责任，国家要用《劳动法》来规范他们，也就是再出一个《指导意见》的事；如果平台继续“以罚代管”，转移矛盾，而不是真正地提高服务质量，那么消费者自然也不会为将来更高的运费买单，毕竟，不叫外卖，日子照过。所以，我在这里奉劝这些外卖平台一句：老老实实把《指导意见》执行到位，割韭菜也别忘浇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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