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丝·卡尔森：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无名英雄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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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丝·卡尔森：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无名英雄

乾乾文史

2021.8.23

[美国]安·蒙塔古（Ann Montague ）

志留译、施帕德校

《格蕾丝·霍姆斯·卡尔森的残酷一生：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

格蕾丝·卡尔森（1906–1992）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 Party (SWP)）（社会主义行动党（Socialist Action）的组织前身）中唯一一位因1940年那道臭名昭著的反共的史密斯法案（Smith Act）而被定罪和判刑的女性成员。她被判处在西弗吉尼亚州奥尔德森（Alderson）的联邦妇女惩教所服刑16个月。对17名美国社工党男性领导人的审判和定罪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上广为人知一部分。这18位领导人都被指控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试图用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见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法庭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n Trial）。

格蕾丝在1944年5月14日给她的妹妹多萝西（Dorothy）（也是美国社工党的成员）的信中写道：“很幸运，当我从圣凯瑟琳毕业时，我并不知道我会在毕业典礼15周年之际进监狱……我宁愿做我自己，今天，坐在这里，而不是成为其它任何人。”

格蕾丝·卡尔森的新传记刚刚出版，名为《格蕾丝·霍姆斯·卡尔森的残酷一生：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The Fierce Life Of Grace Holmes Carlson: Catholic Socialist Feminist），作者是唐娜·T·哈弗蒂-斯塔克（Donna T. Haverty-Stacke），纽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标题为“姐妹会”的一章是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妇女信息的宝库。书中详细介绍了格蕾丝·卡尔森的领导能力和她在妇女反抗压迫中的政治贡献。

早年生活

格蕾丝生于1906年，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一个天主教工人阶级社区长大。她对工人阶级的终生奉献源自于她的生活经历。她的激进化是她所经历的两次大罢工的产物。

1922年，当她只有15岁的时候，一场被称为店主罢工的大罢工爆发了。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工人团结的力量。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罢工，有六个与铁路相关的工会中的40万工人参加。她的父亲是一名锅炉工人，也是一名罢工者，但在罢工还未结束前便返回去工作了。然后，他带着女儿穿过警戒线去买食品、杂货，希望女儿的出现能阻止罢工者的暴力行为。越过警戒线的行为让年轻的格蕾丝十分不安，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于是她跑去忏悔，告诉牧师她“协助剥夺了工人们的工资”。在后来的生活中，她把自己早期的信仰描述为：“做工贼是错误的，迫使人们铤而走险的资本主义剥削也是错误的。”

格蕾丝年轻时经历过政治叛逆。她所就读的天主教学校是由圣约瑟夫修女会（Sistersof St. Joseph）开办的，而老师都是支持反抗英国统治的爱尔兰移民。这也是一个激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那时期的反战歌曲是学校活动。格蕾丝继续她的学业，并进入了圣凯瑟琳学院（Collegeof St. Catherine），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高级学位。

在这段时间里，格蕾丝脱离了教会，转向了社会主义。她继续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与捍卫者。

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

作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积极支持者，格蕾丝亲身体验了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令明尼阿波利斯市陷入瘫痪的罢工力量和对罢工者的暴力袭击使她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满足工人和被压迫者的需要。她遇到的第一批托洛茨基主义者便是这次罢工的领导人，“我对他们的勇气、能力和智慧的钦佩使我开始研究他们的计划，我开始阅读德布斯（Debs）、托洛茨基、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1938年，格蕾丝作为代表参加了詹姆斯·P·坎农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大会。1940年，她辞去了在州教育部的工作，全职为党工作。

在接下来的12年里，她担任社工党在明尼苏达州的组织者，负责竞选活动，为党报撰写专栏，并在社工党有需要时，前往纽约和底特律协助工作。她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作家和组织者。

成为社工党参议员候选人

在1940年9月，格蕾丝·卡尔森成为社工党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候选人。除了在竞选活动中批判资本主义外，她还呼吁“妇女享有真正的经济与社会平等”，并要求“黑人享有全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平等”。尽管她进行了一场激情澎湃的竞选活动，但她只获得了9000张选票，然而她认为这是一次成功。“成千上万的明尼苏达州工人和农民通过广播收听了我们的节目，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她也很高兴她比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的得票率还高。她在给列夫·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 Sedova）的信中写道：“我的表现比斯大林派的候选人好得更多，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满足！”

她继续与政务秘书詹姆斯·坎农和社工党劳工部书记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合作，于1942年当选为社工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并在之后很多年该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

狱中生活

在她服刑期间，她通过书信联系加深了与女同志们的姐妹情谊。这些女性大多是有工作的母亲，她们的斗争以及格蕾丝与贫穷的年轻女性囚犯的关系激发了她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

在监狱里，她很珍视从姐姐多萝西（Dorothy）那里收到的信。她脱离了党内的工作，但妇女在党内的作用却扩大了。

社工党的大多数男性领导人不是进了监狱，就是被征召入了伍。于是，女性站了出来，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女性集体领导。那些曾在办公室工作的妇女现在成了社工党的组织者。这些妇女们组织群众大会，担任发言人，并为党报《战士报》撰稿。格蕾丝对这一进展感到非常激动，她给所有挺身而出的女性写去了鼓励信。甚至在她入狱之前，格蕾丝就一直鼓励更多的女性在论坛上发言，并承担更多的组织责任。虽然格蕾丝为监狱的隔离所限制，但她很欣慰于自己在狱中也有成为良师益友的能力。

但她的姐妹们也意识到格蕾丝会有多么孤独，她们很担心她的健康。她们每个月都安排一个不同的同志去监狱探望。

出狱后，格蕾丝开始了“狱中妇女”巡回演讲，并开始在《战士报》（The Militant ）上撰写专栏文章，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父权制以及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妇女的压迫。

反抗对女性的压迫

在狱中的经历坚定了她反抗资本主义对妇女压迫的决心。1945年6月，她在全美国22个城市的社工党分部开始了她的“狱中妇女”巡回演讲。她传达的信息是：“妇女是资本主义社会双重压迫的受害者，因为她们被剥夺了在社会上体面生活的权利，而当她们被迫以所谓的非法手段谋生时，她们就会被投入监狱。这些年轻女孩不是罪犯，她们是罪恶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她在多达200人的会议上发言，讲话的重点是女性囚犯。这是她作为候选人时呼吁妇女享有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自由这一要旨的延续。

与此同时，她努力通过扩大女同志在党内的作用，来努力实现妇女在社工党内的平等。在谈到了关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演讲时，格蕾丝将妇女的日常斗争也融入了她的写作当中。她还开始将家务和母亲身份称作“生产性工作”（productive work）。

休息

1946年，格蕾丝参与竞选了美国参议员，1948年，她成为社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那是他们第一次参与竞选总统）。这是在冷战和反共压迫下的“红色恐慌”时期的一场大胆的竞选运动，他们的竞选口号是“为民权而战”（The Struggle For CivilRights）。

三年后，格蕾丝表示她不会再参加竞选了，在1951年她的父亲去世后，她便辞去了社工党的职务。她说她与该党在政治上没有分歧。她写道，父亲的去世对她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光，她辞职的原因是个人的和精神上的。

她的老朋友兼同志詹姆斯·坎农跟她见了面，并试图改变她的想法。他后来写道，他相信，“她离开是因为她与我们一起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多年中所承受的迫害、贫困和歧视。她对我们党的纲领没有异议，对我们也没有怨言。”

格蕾丝始终坚持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反对资本主义。她又回到了天主教堂。她受到联邦调查局的骚扰，还被列入到黑名单，无法找到工作。

最终，她成为圣玛丽专科学院（ StMary’s Junior College）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20世纪60年代，她参与了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并撰写了一篇文章以批评新左派（new left ）和“没有打击到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的个人错误行为。她谴责了那些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压迫核心”的改良努力。

格蕾丝始终保持着她的革命精神。在1992年的追悼会上，她的同事们回忆说，她经常喜欢讲述自己几十年来为恢复投票权而奋斗的故事，而她的投票权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恢复。她描述了一位政府官员问她如何失去投票权时脸上的震惊反应，因为她的回答是：“当然是因为试图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呀。”

2021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