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首席经济学家廖群：从历史视角看今后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_风闻

多年来市场的一个质疑与担忧是，我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后还能继续高速或快速增长吗？这一担忧不无道理。

　　的确，如果以6%以上算高速、4-6%算中高速、2-4%算中低速、2%以下算低速的话，人类经济史上也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数的几个亚洲经济体实现了为期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

　　不幸但确实的是，人类的经济增长史，如很多经济史专家所指出的，在直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前的近两千年间其实都乏善可陈，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于零，颇另人意外。即使是在工业革命爆发的50年间，革命的发起过英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也没有超过0.5%，更令人吃惊。但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就是如此。

　　由于那时没有正式统计，比较公认的研究结果是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的估算：就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后的时代而论，人均GDP增长速度，英国1750-1800年间与1800-1850年间分别只有0.43%和0.21%；后起的德国和美国1800-1850年间仅分别为0.74%和0.71%；工业化国家在1850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才超过1%但低于2%；此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又有所降低，除日本2%左右外其他均未超过1.5%。

　　世界经济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了中速以上的增长。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16年间全球GDP年均增长3.5%，为中低速；亚洲大大领先，整体GDP年均增长4.6%，为中高速；部分亚洲经济体则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取得了年均6%以上的高速增长。

　　但直至2019年，除我国之外的其他亚洲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期均在40年以下，包括日本23年（1950–1973）、南韩、新加坡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均为35年（1961-1996），以及印度28年（1991-2019），而我国的高速增长期从1978年开始超过了40年，且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3%，其中很多年是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

　　而且，除新加坡外，上述东亚经济体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在高速增长期后均很快地就降至中高速以下，即中低速或低速了。据世界银行数据，高速增长期后的GDP 年均增长速度，日本1974-2019年降至2.1%；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1997-2019年则分别降至3.9%、3.7%、3.2%和4.7%。

　　当然，根据罗斯托（Wall W． 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Theory of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经过起飞、成熟和衰退三大阶段，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在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也必然地告别起飞期或高速增长期而明显放缓了，也已难以达到6%以上的高速水平。2019年已放缓至6.1%，2020和2021则 两年平均在5.5-6.0%之间，表明了这一点。

　　那问题便是，高速增长期后我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将如何，会像上述其他亚洲经济体那样GDP增长速度迅速地从高速降至中低速甚至低速吗，还是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中高速，即在4-6%之间 ？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高速增长期后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会像大部分经济体那样很快从高速降至中低速或低速，而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在4-6%的中高速水平；如高速和中高速都算快速的话，则我国经济将会以中高速继续快速增长。

　　这一预测的根据是什么？可从各个角度进行探讨；从历史视角考察很有必要与说服力。

　　记得当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20余年之后就有预测家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到头了，依据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23年；高速增长了30余年之后又有预测家说我国的高速增长期该结束了，依据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期是35年左右。但实际所发生的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超过了40年，而上述经济体高速增长期后大都进入了4%以下的中低速或低速增长期，说明这些预测都失灵了。

　　究其原因，在于预测家们忽略了我国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历史动力方面的差异。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动力是战后复兴，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动力是后殖民地时代的兴起，而我国从1978年或1949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动力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衰落后之后向上千年世界前沿位置的回归。

　　安格斯．麦迪逊教授的研究表明，自公元元年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17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经济不但按规模而且按人均都领先于世界，经汉、唐至宋到达顶峰，明、清虽呈走弱趋势但直至14世纪才被西欧超越。只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后的250多年间，由于没有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而大大落后。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人民觉醒，我国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努力，但在其后的近40年左右时间由于战乱没有成功。1949年新中国成立拉开了经济现代化的序幕，前期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后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各种政治原因而增长受阻。至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理顺了，经济展翅起飞，过去40余年创造了年均增长9.3%的人类历史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

　　将过去40或70余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放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来审视，可以说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衰落后向过去跨度上千年的世界前沿位置的回归。既然是几百年后向上千年位置的回归，其回归期也应该是近百年级别的，应该大大长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复兴或兴起周期。

　　从这一视角，我国经济向世界前沿位置的回归过程，或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在人均GDP达到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之前是不会停止的。而目前我国人均GDP按当前汇率仅为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4左右，回归或追赶过程显然没有结束，也不会很快结束；过去40或70余年是这一过程的前半部，今后几十年将是其后半部，且是关键性的半部。

　　在此方面，上述东亚经济体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经过25-3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人均GDP均已接近或达到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就与美国的差距而言，日本在1970年代中高速增长期结束时人均GDP已达美国的近70%；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1990年代中高速增长期结束时人均GDP也都接近或超过美国的50%。这应该是这些经济体高速增长期后GDP增长速度很快就越过中高速阶段而降至中低速甚至低速的主要原因。

　　而我国2020年人均GDP按当年汇率仅为美国的1/6，按购买力平价也只为其的1/4左右。可见，我国高速增长期结束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这些东亚经济体有相当距离。这反映过去几百年衰落的历史进程造成我国经济基数显著低于这些经济体，同时也表明在从低起点实现回归上千年世界前沿位置高目标的态势下，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期后的增长潜力明显大于这些经济体。同时，我国地大人多，从而地区与人们各阶层之间发展速度不平衡也是回归或追赶期较长的原因之一。

　　所以，从历史视角，高速增长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不会像这些经济体那样很快地从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而会以中高速继续快速增长。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