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义哲：重读《美国托派史》_风闻

2019年5月

重读《美国托派史》

作者 龚义哲（负责本书校译）

　　为了翻译《卡车司机的造反》，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这一次，我看出了一些以前在校对时没有发现的问题。

　　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着眼点完全是“左翼”，通篇描写的几乎全都是左翼内部的情况——共产党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左翼反对派在党内的形成；左翼反对派被开除之后的艰难处境；左翼反对派内部的争论，它与其它左翼组织的合并；打入然后又脱离社会党……但是，群众呢？

　　在这本书里，“群众”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极少数出现了群众的篇幅中，群众都只是左翼的陪衬，是供左翼施展身手的舞台，是某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是用来体现“我们”的正确和“他们”的错误的证据——群众的斗争胜利了，是因为接受了“我们”的正确领导；失败了，就是因为接受了“他们”的错误领导——我觉得，这样写是错误的。一个志在领导阶级赢得历史性胜利的组织，不能只盯着自己，不能只盯着“左翼”。

　　全书正文一共12章，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到由于工人阶级的成分复杂而产生的各种派别以及派别之间的斗争，再到党内左翼反对派的产生。

　　可是，从社会党到共产党，再到共产党内的各种派别、集团，它们都不是孤立的、由少数与现实中的斗争实践距离较远的书生组成的俱乐部，它们都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代表了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反映出了这部分群众的需要和要求。当各派组织为了思想、路线、政策、战略、策略等问题发生辩论、争论、论战时，这些争论的要点是什么？导致分歧的阶级原因又是什么？各种分歧落实到具体实践上有何不同？这些争论不可能不吸引群众的关注，不可能不对群众产生影响，那么它们的群众有什么看法？完全没有写。

　　我看到的只是光秃秃地罗列事实，却没有任何分析。读完之后，我只知道共产党是从社会党里分裂出来的，而共产党内又分成了好几派，其中以坎农为首的一派后来演变为左翼反对派；那么这些派别都代表了工人阶级当中哪些阶层的利益？从具体实践的角度来看，它们有什么分歧？这些分歧是怎么产生的？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又有什么区别？最关键的是——群众（至少是其中较先进、觉悟较高的一部分）又有什么想法？在这些派别斗争中，群众起了什么作用？读完之后，我还是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就好像群众只是些提线木偶，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头脑，不会自己思考，只会消极地接受左翼的领导，左翼指向哪里，群众就会往哪里走一样。

　　第四章到第六章，讲的是左翼反对派诞生之初的艰难处境。在这几章描写的那段时间里，弱小的左翼反对派遭到了空前的孤立，它几乎被排除于所有群众斗争之外。但是，从书里的描写，依然可以看出：左翼反对派并不是彻底与群众隔绝，它仍然保持了最起码的群众基础，否则它是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的。那么，对于导致左翼反对派与当权派分裂的各种重大问题，它是怎样向群众解释的？群众对此又有什么反应？还是没有写。

　　我看见的只是坎农絮絮叨叨地描写“我们”当时陷入了彻底孤立的处境，完全同群众运动隔绝，陷入了无止境的辩论、争吵、论战之中，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我们”还是顶着种种困难，坚持进行宣传工作，等到转机出现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转入群众工作了，等等，等等。

　　有意思的是，坎农说他自己是在报上读到希特勒当上总理的消息后，才意识到形势开始出现转折，然而，这已经是1933年了，大萧条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经济形势却依然没有好转，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因此他们想用更加激进的方法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才是一部分群众开始抛弃传统的工人组织（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会），转向托派的原因，也正是美国托派能够摆脱漫长的孤立困境的直接原因，难道坎农居然不明白这一点？难道坎农竟然看不到身边的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恶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群众情绪的变化，却把千里之外的希特勒上台当作是使自己的派别摆脱孤立的主要原因？

　　我不相信坎农没有看到这些现象，但他就是没写。他反而津津乐道“我们”终于开始摆脱困境了，在这里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在那里又跟其它左翼团体接触、谈判、合作……就是看不见“群众”。

　　到了第七章和第八章，终于出现了一些群众的面貌，出现了对群众斗争的描写。第七章里描写了纽约旅馆罢工，“我们”积极帮助这次罢工，“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因为会说法语，被大多不会说英语的法国厨师选为工人领袖，然后他就膨胀了，骄傲了，不听党的话，结果罢工失败了。我觉得这样解释失败的原因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罢工的背景，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双方用了什么策略都没有介绍，就连那个小伙子跟党有什么分歧没讲，就直接把“不听党的话”当做结论扔给读者，这等于是在吓唬读者：“你们看，不听党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下场！”读者从中除了“必须听党的话、跟党走”之外，不能得到任何东西。而且，这个小伙子为什么不听党的话？真的只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行恶劣吗？我不这么认为。他当时是被群众选上去的工人领袖，这就是说，他的行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群众的情绪，他与党的分歧，也可以说是群众与党的分歧，通过他个人体现出来了。那么群众和党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双方究竟有什么分歧？导致分歧的根源何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究的，

　　但坎农依然什么都没说，只是简单地归咎于他“不听党的话”。坎农特别强调“党的纪律”，强调工会干部必须执行党的路线。原则上，代表工会这个日常劳资协调机构的工会干部，必须服从先进工人的政治组织，这没有错，因为后者更能代表整个阶级的利益；但是，一个只有数十人、并且遭到长期孤立的小团体，能否比一个领导着一万斗争工人的工会干部更能代表阶级？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只有具体分析双方的分歧，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但是坎农没有这么做。

　　到了第八章，终于见到了对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的正面描写。终于能够看到斗争中的群众的一些面貌了。这是美国托派第一次大规模介入群众斗争并赢得了胜利，而且这次胜利也为日后的美国托派奠定了群众基础，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作者写了几页，笔锋一转，又大谈起了“我们党”对罢工的大力支援，还总结出了“我们党”对罢工胜利的五大贡献，未免显得抢功心切，把这次斗争的胜利完全归功于“我们党”的“无微不至的组织与筹备”，以及“从始至终贯彻了战斗性的阶级路线”，一句话，这次斗争的胜利，应该归功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

　　果真如此吗？对照一下另一位亲历者法雷尔·多布斯对这次斗争的记述（《卡车司机的造反》），就会发现坎农的自吹自擂含有大量的水分。美国托派组织对这次罢工的胜利确实出了大力，但它并不是罢工的实际领导者，它只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574分会，罢工中斗争最坚决、起到作用最大的几个领导干部的确都是托派成员，但群众追随他们，是因为他们坚决地推动工会为保卫工人利益而斗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托派政治面目。“斗争的主要领导是我们党的人”并不一定等于“我们党领导了斗争”。

　　罢工一开始并不是它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而是当地的几个党员自发搞起来的。只是在斗争达到较高水平，吸引了全国瞩目之后，党中央才开始大力支援。坎农吹嘘的第五大贡献，也是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办罢工日报，然而，坎农这里玩了文字游戏。从多布斯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罢工日报是工会办的，党中央只是派来了编辑帮助办报而已。

　　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是三十年代美国工运涨潮初期的一次难得的胜利，而且也是美国托派第一次赢得群众斗争的胜利，对于这次斗争，本来应当认真、仔细地记录、分析它的整个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但是，坎农没有这么做，而是简单地把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与他把纽约旅馆罢工的失败归咎于工会领导“不听党的话”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还有抢功之嫌，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至少不够诚实。

　　第八章结束后，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又回到了老路子：“我们”跟美利坚工人党谈判、合并；对一些左翼人物的评价；“法国转向”引起的党内争论；打入社会党，然后又退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论、辩论、论战、派别斗争，却几乎从来不谈群众的看法，“群众”再次从坎农笔下消失了。

　　坎农这本书是一个系列讲座的汇编，而这个系列讲座的目标听众不是熟知党史的党员，而是对共产主义略有兴趣的普通工人。可是，想象一下，假如我是一个对共产主义有了兴趣，却又不满足于斯大林党的宣传的工人，过来听了他的讲座，能得到什么呢？

　　我只会听到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名，以及跟这些人名联系在一起的派别的名字，还有跟这些派别联系在一起的一次又一次论战。但是，这些人是谁？有的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名字。他们有什么主张？不清楚。他们在争什么？似乎都只是名词之争，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汇和概念在吹毛求疵。跟“党”作对的那些人错在哪里？听不懂。他讲的那些东西，我都看不出跟我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本书恐怕只能给那些把左翼运动当作轻浮的谈资、热衷于用猎奇的眼光去搜罗各种左圈“秘闻、内幕、八卦”的人派上用场，他们可以利用这本书提供的材料，写出长篇累牍的东西，里面自然会有一些正确的套话，但大多数都是无用的。而严肃的、想要寻找阶级斗争道路的人，却很难从中获得什么启发。

　　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的症结所在：整本书的描写，都是从超脱于阶级之外的“左翼”本位视角出发的，书中描写的各种事件，不可谓不重要，然而，坎农对于这些事件的重要性，都是从本位角度来判断的，对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时期做总结时，都只分析“我们”的组织是否得到了壮大，是否扩大了组织的人数，是否加强了影响力。而“群众”却几乎被彻底忽略了。这些事件对群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群众对其又有什么看法，似乎从来没有被坎农考虑过。不客气的说，整本书的中心思想，甚至可以浓缩为一句话：“跟我们混有前途”。为什么有前途？你别管，老老实实跟我们走就是了。

　　把左翼团体当作革命的主体，眼中只能看见左翼，确切说是从事职业政治活动的群体，却看不见群众，以为群众没有主见，只会消极地，或是充满热情以及牺牲精神，但仍然是被动地跟在左翼屁股后面跑，只配充当左翼大展宏图的舞台，为左翼提供“动力”，我把这种病症叫做“左翼本位病”。

　　“党”不是革命的主体，劳动群众才是。群众与党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被领导—领导”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中，群众多次主动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加强了对旧统治者的清算，深刻改造了法国社会。在1917年，彼得格勒工人揭竿而起，用巨大的革命推力推动布尔什维克突破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桎梏，最终把布尔什维克推上了坚决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促使它在这条路上一路跑到终点——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俄国工人阶级能在任何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突然奋起，也是得益于布尔什维克（公正地说，也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其它派别）的长期的、不懈的教育、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与党是相辅相成的。患有“左翼本位病”、把左翼当作革命的主体的人，是无法理解革命的真正动力所在、无法明白革命的真实规律的。

　　“左翼本位病”的症结，就是自以为群众不能为自己找到出路，一定得由“我们左翼”去教育、启发他们，代替他们做出正确决定才行。它的病根，根植于十九世纪末社会民主党的复杂实践：从一开始，社会民主党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主流政治的极左翼，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统治秩序的规则。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与管理方法，改头换面地搬到工人运动中，建起了庞大、严密、细致的官僚机关，形成了等级森严、上下分明、内外有别的秩序，构成了金字塔式的制度——“领袖”雄踞于塔顶，中间是党、工会、合作社等机关，最底下是广大群众。

　　在社会民主党进一步被资本主义秩序吸收、同化、“招安”的过程中，它客观上就越来越沦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工具。它的庞大组织机关，发挥了控制工人，不让工人突破资本主义藩篱的功能。第二国际改良实践的辉煌成就，吸引了大量的工人群众，让党和工会的上层领袖和中层的官僚（也包括企图在工人运动中混出名堂的投机分子）产生了幻觉，好像自己（“党”）成了群众的牧羊人，群众是只会跟着自己的鞭子走的羊群，只有自己才能给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能够为群众提供救世良方，从而吸引群众不断投靠过来，只要坚持不懈地扩大党和群众组织，继续壮大“我们左翼”的力量，等到我们掌握了51%的选票，就可以带领群众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天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曾经是正统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连列宁也不能免俗，长期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作榜样。直到世界大战吞噬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之后，直到彼得格勒街头飘扬起了红旗之后，许多人才开始从这种幻梦中惊醒过来。

　　然而这条传统道路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对革命工人运动的牢固统治，仅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动摇过。可是，布尔什维克（包括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奉为榜样，只是在汹涌滂湃的群众运动的猛烈推动下，它才在行动上冲破了第二国际的束缚，而并没有完整地、自觉地在思想上和组织方法上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当然，俄国的具体条件，也决定了俄国资本主义难以吸收社会民主党，将其同化为遏制工人运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所以，当德国革命失败、红军兵败华沙城下之后，世界革命被遏止了，革命被围困在落后的俄国，残存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在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又回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老路上。原本是为了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作斗争、发扬十月革命精神而诞生的第三国际（以及它的各个支部），经过十多年漫长痛苦的、反复痉挛的、夹杂着大量血污的蜕变过程之后，也跟它的兄长一样，客观上沦为了遏制工人阶级革命行动的工具。

　　在第三国际中，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曾试图抵抗蜕变，维护十月的精神。但是，由于他们曾长期浸淫社会民主主义，他们接受的政治教育与他们经历的组织实践，整体上都是社会民主党那一套，再加上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系统的、深入的总结，反而频频遭到歪曲和篡改，所以，他们客观上也没有找出正确的道路，在实践中，他们最终（比第三国际晚了一些）也蜕变了。这也是第三国际与第四国际最终失败的原因：共产党变得跟社会民主党没有太大差别了，而托派则很像小号的共产党，那么群众为什么不选择看似更强大、更“务实”的社会民主党呢？

　　美国托派的领袖坎农，他的人生道路颇有启发意义。他不是那种没有多少具体斗争实践的书生，而是长期参加工运的老战士，可他接受的政治教育，还有他的阶级斗争实践，都没有超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范围。虽然他欢迎十月革命，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接受了左翼反对派的观点，但在实践中，他始终不能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从他这本美国托派史就可以看出来：一本描写一个志在领导阶级从事社会革命的政党的史书，却几乎不描写群众，通篇大谈“左翼”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时强调“党的领导”，这实际上还是第二国际那一套老做派，甚至更加恶劣。

　　就连托洛茨基也没能彻底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尽管在群众运动的大潮推动下，他能够像时代的弄潮儿一样，参加到社会革命中去，成为它的一个领袖并率领阶级赢得胜利，但是当革命浪潮退去后，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对十月革命做出足够彻底的思索。在试图挽救十月革命的传统时，他却不自觉地重复使用1914年以前的套路，这也是他最后失败的关键原因。

　　比如，《过渡纲领》在开头就把世界革命的困境解释为“领导层的危机”，现在看来，这个解释是很不充分的。它有一层隐藏的含义：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改良主义的领导层，只要把改良主义的领导换成革命的领导，就一定能获得成功。然而，在工人运动被改良主义把持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领导层自然也只能是改良主义的，指望通过更换领导层就能使工人阶级走向革命，就像指望给鱼换上鸟头就会飞一样。

　　而在他流亡后的实践中，也能看到对“左翼”的政治依赖，到了滑稽的地步。比如说，托洛茨基曾经对西班牙的左派活动家安德列乌· 宁抱有很大期待，在几年里与后者通信讨论，然后才猛醒自己只是被宁当作了类似“智库”的角色。而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托洛茨基似乎想不到跳过形形色色的“革命左派”中间人，直接跟西班牙工人斗争的基层积极分子交流。

　　尽管如此，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依然给全世界劳动群众照亮了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外一条出路。在十月革命的强烈感召下，群众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憧憬，任何一个左翼小山头、小圈子只要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都能吸引到群众。十月革命的威望似乎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可以让各种左翼“山头”的领袖们尽情地挥霍。但是，再怎么丰富的宝藏，也经不住这样的挥霍。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付出了大量的汗水、泪水、鲜血与生命，却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之后，群众疲惫了，灰心了，幻灭了，他们默默转过身，抛下了领袖们，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了。“不跟你们玩了，还是回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吧。”

　　被群众抛弃的领袖们张皇失措了，少数顽固分子闭上眼睛，继续唱着昨天的老调；“识时务”的大多数人，却配合资产阶级的指挥棒，唱起了新的主旋律：斯大林党纷纷改头换面，换上社会民主党的旧戏服，重新粉墨登场；社会民主党唱着“第三条道路”，拆毁了自己建造的福利国家；托派、无政府派则纷纷换上“激进左翼”的面具，填补戏台上的空缺……资产阶级则端坐在戏台对面的咖啡馆里，一面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一面想着怎样把这些已经派不上用场的老演员统统赶下戏台，重新排演一出大戏。而在新的剧本中，不会再有“左翼”的角色，只有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破坏与杀戮。

　　然而他们不会轻易得逞。阶级社会的运行铁律，必然会迫使由于历史性惨败而陷入长期消沉的群众重新振作起来。群众得从头学起，从用四肢爬行，到用双脚站立起来，再到奔跑。但是，群众不必再像两个世纪前那样，在一无所有中摸索。这两个世纪的斗争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供群众学习、吸收，帮助群众尽早成熟起来。只是需要从群众斗争的角度，而不是从那些“等级分明、垂直管理”、以参与主流政治为根本任务的左翼社团一时一地的本位利益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过去的经验教训，擦去覆盖在上面的灰尘，洗掉层层的歪曲与篡改，从中发掘出对群众真正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坎农这本书的用处，或者说启发，并不大，其中有用的一点东西，也需要具备较多的阅历才能从字缝里分辨出来。看来，以后应当寻找和引进更加贴近群众斗争的参考书籍，希望严肃的、愿意为阶级事业出力的人能够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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