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学战略_风闻

作 者：王志纲 智纲智库创始人

来 源：正和岛《决策参考》

注：本文是《向毛、邓学战略》的上篇，节选自正和岛《决策参考》六月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伟人。

历史大潮，稍纵即逝，奔流不回，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当转折点来临时，机遇和挑战并存，生死存亡，皆在一念之间。

所谓伟人，正是能抓住为数不多的瞬间，解决时代最急迫、最重大问题的人。“圣人出，黄河清”，于是风云为之变色，山河为之重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随之改写。

战略，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

在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战略，否则学到的只是不成体系的残章断简，无法提升战略素养，更无法指导实际的工作与生活。

众所周知，战略的概念难以界定，常变常新。

从古至今，很多学者和理论家都试图去定义战略，很多的定义也都成为一时之选，但最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被质疑甚至摒弃。

在西学大兴的当下，那些漂洋过海的西方战略经典被国人奉为圭臬，纵览后不难发现，其中关于战略的解释定义，无不是典型的西方逻辑产物，几乎找不到半点东方思维的影子。

难道中国人不懂战略吗？当然不是。人类最早的军事方法论——《孙子兵法》开宗明义讲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这句千古名言，正是东方式战略的起点。

孙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战火纷飞的时代，高烈度、大范围的军事行动时有发生。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生存成了每个国家的首要任务。

军队的本质，就是对抗死亡的组织，一切军事行动，都根据于一个基本原则，即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争取最后的胜利。

无数次生死边缘的行走，无数次性命攸关时刻下的思考与选择，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最终在集大成者——孙子的笔下凝结成了战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境的变化，发轫于军事领域的战略，逐渐扩展到政治、商业领域，战略也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逐渐被演绎为“关键时期的重大抉择”。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中外，每逢“千年未遇之变局”，总能出现战略的身影。而且越到关键时刻，战略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正所谓成也战略，败也战略，一个极佳的战略足以为破局带来曙光，一个糟糕的战略也会让败局难以逆转。

小到一个个体、一个部落的物竞天择，中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优胜劣汰，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生存竞争和发展抉择的战略智慧从来都贯穿其中。

春秋战国，纷争不断，最终西部边境秦国灭六国、实现大一统，靠的就是清晰的战略思维，奋六世之余烈，以商鞅变法夯实强国之基、以连横逐个击破六国合纵、以求贤令广罗天下人才共商霸业。

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称为“古代世界大战”），占据霸主地位的雅典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参战，原本胜券在握的雅典，却因为缺乏正确的战略方针，前后打了近三十年，倾尽国力，最终还是败给斯巴达，辉煌的希腊文明遂步入衰落。

二战期间的法国，即便拥有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却因错误预判与无战略指引，只得落得形同虚设，倘若不是丘吉尔发动的“美国入伙和抵抗到底”战略，只怕法国全境将沦为德国附属。

回首20世纪的中国，同样走到了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击败强敌，实现了以弱胜强的奇迹。这一胜利离不开毛泽东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和审时度势的战略调整。

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战略家，不管是其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恢宏气度，还是其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亦或是就其战争实践范围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都堪称战略史上的高峰。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博大精深，远非一篇短文就能梳理清楚的。因此，笔者撷取了毛泽东在几个关键时期的重要抉择，供读者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学习和借鉴。

毛泽东的三个战略瞬间

阅尽中国历史，毛泽东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大家，作为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代人，我们这代人的行事作风、思考方式、观察世界的角度乃至语言风格，都不可避免的带着毛时代的影子。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始终有对宏大格局的整体把握，强调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他非常反对研究问题时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

年轻人要想真正理解、把握中国的问题，应该好好读的，就是毛泽东当年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格局的判断，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永不过时的战略思想。

1.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是很多人难以理解、难以回答的问题。

孙中山在《孙文越飞宣言》中明确表示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能成功，蒋介石更是至死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实力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屡剿不灭？他们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如此坚韧的生命力到底从何而来？

不仅外部势力不相信红色政权的存在，即使在党内，也有很多人经过了残酷的斗争和洗礼之后，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发出“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消极论调。

真正回答清楚这个问题的，只有毛泽东。

从1928年10月到1931年1月，毛泽东陆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专门谈了建立红色割据政权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其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尤其值得大家一读。

在此文中，毛泽东不仅找出了红色政权之所以发生和存在的解释，还找出了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发展和壮大的正确方案。他在文中总结了五点：

1）中国是一个处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之下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2）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于经过民主革命影响，工农兵士群众已经奋起，且已有过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的地方；3）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决定了小地方民众政权能否长期存在；4）必须有相当力量的，必须有可以对抗正式的白色军队的红军队伍；5）共产党组织有力量且他的政策不出现错误。

综合以上五点，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为厉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为工农阶级的反抗指明了发展之机。

而中国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中国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为我们一块块红色区域提供了存在空间，“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

中国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有正确的指导和适当的力量。一个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打铁还需自身硬；另一个是领导必须有方，要使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能使之被无益消耗。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这是他的独创，不论从国际共运理论上看，还是到世界革命实践中找，都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先例，这正是毛泽东作为伟大战略家的体现。

事实证明，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创建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红军力量，中国共产党只能长期作为依附阶层存在；没有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支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没有根据地，不开辟独立的经济来源，红军就没有后方依托，就无法形成革命成果。

这是湘赣边界斗争血的经验，也是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脚下这片土地，他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光芒。

2. 《论持久战》背后的战略预见力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的远见卓识突出反映在较一般人高出一筹的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和把握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论持久战》。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着桌子连续坐了九天，通宵达旦，终于完成了80页的《论持久战》。

这篇文章的神奇之处在于，不仅仅是一篇著名的著作，更是一篇伟大的战略报告。

为什么《论持久战》会让人如此信服，不仅仅是因1938-1945年中日战争间发生的事情，基本与文中的预测一致，就像剧本推演一样神奇，更重要的是论持久战充分表现出了战略预见的魔力，给战争趋势描述了一个发展轮廓，无论孙猴子多么能耐，也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论持久战》首先明确了抗日战争的本质：中日抗战爆发之初，国内外充斥着诸如“亡国论”、“速胜论”类的声音，夸大了日方某一项军备力量或我军某一次局部胜利，是属于错误认识导致的错误论断。

而毛泽东在总结分析中日两国的战争性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人口素质、国土面积以及世界关系等方面，界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准确论断，指出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的结论。

《论持久战》理清了抗日战争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之一就是国内必须完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要弄清楚当前状况下什么才是主要矛盾。

事实证明，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

另外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抓住了战争中的核心要素，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进而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才是瓦解敌军。

《论持久战》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指出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阶段。

第一个阶段：战略防守。敌强我弱，日本在初期可以获得胜利快速占领部分领土；

 第二个阶段：准备反攻。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且日本得不到本地支持，日本越深入遇到的阻力会越大，战争将进入僵持，并逐渐过渡到第三阶段； 

第三个阶段：战略反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军队素质和武器会不断强化，国内国际的统一战线会逐步建立，日本国内的矛盾会逐渐突出，从而让中国的军队从被动防守逐步过渡到反攻的第三个阶段，并获得最终的胜利。

正因为界定清楚了三个阶段，才指明了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伟大策略论断。

《论持久战》成功把握了抗日战争中各种事物动态转换中的关联性：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自觉性和能动性等。这种不是静态来看的，而是动态的眼光把握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从而发展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计划性中的灵活……

毛泽东正是以更宏观、更全局、更动态的角度审视这场战争，看到了中日敌我之间优劣势转换的关系，并巧妙地引导和利用了这种转化关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后来国民党将军白崇禧进行了认真研读后，不禁拍案赞赏：“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宏略!”他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将该书主旨概括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两句话，呈送蒋介石核准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指导全国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讲：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论持久战》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特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这样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和论断，日本没有。

《论持久战》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论断，是关于战争规律的理论分析，更是战略制定最鲜活的实践案例，它反映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更高、更广、更深的对主客观事物发展的认知维度，大胆预测、小心求证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清晰界定、系统引导的战略手法，极大凸显出战略的巨大价值。

3. 关于东北战局的战略判断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接收失地，由于东北沦陷的比较早，当二战的战火蔓延到全国时，东北反而保护了下来。二战胜利后，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东北成为当时国内重要的战略地区，两党争夺的战略要地。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有一段话说明了东北问题：“从中国革命的最近与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不丢，而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加巩固了。”

东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在东北接收过程中，我军占地利之先，从各个解放区调集十万大军，几万干部，以林彪为帅，抢先挺进东北。

另一方面，国军也在杜聿明指挥下，以第13军和第52军为主力，抢夺东北，后面还陆续把远征军主力新1军，新6军，以及第71军等陆续投入东北战场，两军对垒，剑拔弩张。

在《双十协定》的大背景下，这场战争并非为了消灭谁，而是为了争取和平到来之后双方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换言之，这是一场秀肌肉的战争。

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国民党打一仗，以巩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盘。同理，国民党对四平一战也非常重视。可以说，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是羽翼已成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但很不幸，林彪指挥的这支部队来自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人生地不熟，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

面对杜聿明率领的不断增兵的王牌军，东北民主联军在进行了一场城市防御战后，主动撤离四平地区，主力转至松花江北岸休整，一部分部队分别转向西满和东满建立根据地。

蒋介石在这一仗打赢之后，也志得意满，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究竟打还是不打？打的赢打不赢？胡乔木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开打，这个决定引起了很大震动。

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背后又有美国的支持，非常强大，经过四平这一仗，我们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看过报告后，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非常精彩。

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我们困难，老蒋更困难，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毛泽东这个指示很多人理解不了，坐拥天下、背靠美国的蒋介石比刚刚打了败仗的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倾尽全力熬过东北这一战后，林彪率百万大军入关，原本预计七、八年才能打完的解放战争，三年就打完了。

为什么老蒋比我们还困难？这个判断是怎么做出来的？毛泽东的大概思路是这样的：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领袖，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有太多事情不得不做。一方面，他要恢复广阔的沦陷区，在省、市、县各级重建社会秩序，这些都需要军队接管，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就这样撒胡椒面一样全部撒出去了；另一方面，国民党还要肩负百废待兴的民生压力，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应付党内的腐化变质，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太多了。

而我党的任务非常单纯，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而且我们不是政府军，在军事上灵活、机动。这一论断的核心之处就在于，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我记得小时候听样板戏《沙家浜》，郭建光指导员在芦苇荡中对十八个伤病员讲：“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当时听不懂，等到长大后才渐渐有所体会，这句话正是出自《论持久战》。 

要知道，战争是一种风险极大、极其残酷的事情，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在战争中做到万无一失是很困难的，这不仅需要主帅的意志，更需要杰出的战略判断力。

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与当时的国共对峙形势，相似度很高，只要我们能坚持下去，率先撑不住的一定是美国。

可以说，毛泽东是真正的千古风流人物。

他深刻的认识到中国革命不是一场工人起义，而是一场漫长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要始终把握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

不仅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也作用于生产力。经济的长远发展，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于先进的生产关系，依赖于上层建筑和人们据此形成的价值追求。

结语

多年以来，在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潮下，中国的商学院、学者们所传授的理论与分析问题的武器，几乎全部源自西方。国内从事战略咨询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西方战略学派的拥趸。

我们要承认，西方的理论是鲜活而伟大的，见解是深刻而震撼人心的，但其产生的土壤和背景与中国却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打交道，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底蕴和精髓，战略往往会南辕北辙。

当国人经历了对西方理论和经验的敬畏、崇拜之后，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不排斥西方的东西，但不能囫囵吞枣，更不能盲从，将中国本土的智慧和哲学贬得一钱不值，还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在专业、技术、管理与执行之上，必须有一套适应于中国特色的战略之道。

因此，对于进行战略决策的读者朋友来说，在常规的西方经典之外，多读几遍《毛泽东选集》，或许能别有一番收获吧。

发布于 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