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好生产者积极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前提_风闻

共同富裕不只是财富分配，财富分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着眼于分配，更关键是如何持续激发并保护生产者积极性，创造更多增量财富。

如果生产者没有积极性，社会财富不再增长，或增长速度赶不上分配消耗速度，存量财富再多，也有被吃倒吃空的一天。这在历史上及不少国家都有经验教训。

当然，要持续激发并保护生产者积极性，最终还是要回到分配领域。

所以，新的分配结构如何搭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如何实施，既能有效缓解贫富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又不挫伤生产者积极性，使他们愿意继续努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是一项两难挑战，同时也是一项极具社会创新意义的伟大尝试。

西方国家不会做这样的尝试，这个挑战在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下也根本无解。因为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这八个字，已经注定了在这种体制和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的必然张力。

原因很简单，自由市场在思想与行动价值上，就对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包括分配活动），带有天然抵制情绪。而让一般劳动者和资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劳动者又哪里能争得过资本？

所以，在自由市场中，以资本为主导进行生产和利益分配，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香港就是个典型案例。

为防止两极分化过度发展反噬资本统治地位，威胁到社会稳定与政府合法性，世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让政府介入经济活动，二次分配的概念由此建立。

在一些制度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还通过政策性鼓励捐赠等措施缓解这一问题，三次分配也在缓解贫富分化中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同时，科技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涓滴效应，也使得资本和劳动者的矛盾冲突好像没有那么尖锐，很多西方国家民众的日子过得好像并不差，马恩在其经典论述中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结果的预见因此并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矛盾是结构性的，是消除不了的，只要是资本主导，只要是自由市场，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就无法改变，政府介入只能起到减缓作用，共同富裕必然无法实现。

这些年，随着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深入，这些矛盾就开始在西方暴露，香港骚乱，法国骚乱，美国“黑命贵”运动，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表面上看是政治问题，本质上其实都是经济失衡所致。这些问题，在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下找不到解决办法。

和西方相比，中国确实有不一样之处。

一是中国社会素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危机意识和“均贫富”的朴素认同，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以诉求建立公平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为主，它使得人们追求经济公平的意识特别强烈，这和西方社会大众已经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浸淫了几百年形成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迥然不同。

二是中国的政党制度使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起人们的公平社会梦想，而且中共的创业经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也使得他有意愿去主动为建立公平社会努力尝试。而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与两党或多党制所形成的政治撕裂结构互相强化，使得它们即缺乏这个意愿，也有了卸责的途径与理由。

三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资本永远只能扮演工具性角色，虽然它其中的某些成员可能会沦为资本的傀儡，但是在整体上，资本想支配中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西方，资本绝对可以主导政党政治与政策取向，使得主要决策很难违背资本意愿。

四是在社会动员与政策执行力上，西方民主制国家根本无法和中国这样实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这个我们从中西方在疫情防控上的表现就能看的很清楚。

所以，西方不会做的努力尝试，中国一定会做，而且会不断去做，一次失败以后还会继续尝试。这是由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创业经验、政治初心和意识形态决定的，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它所拥有的社会动员能力与管治工具，也使得它有信心去推动这个尝试。

与此同时，就像我在昨天多维专论中所说，“邓时代四十年经济发展，也为我们今天推出这一政策，提供了和毛时代进行‘共富’尝试时不一样的经济基础，这应该也是执政党在时隔数十年后再次力推这一政策的信心来源之一。”

不过，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这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的。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尝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搭建新的财富分配结构，持续激发并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必须被全社会高度重视。

因此，在推动落实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吸取历史上和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对共同富裕在政策思想和哲学层面必须有深刻认识。

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也绝不是一场“均贫富”运动，决不能再用搞运动的方式推进，必须尊重现实，尊重人性，尊重经济规律，各地方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把它变成一个真实可感的事实，要力戒“一刀切”和滥用行政暴力。

另外，必须始终注意别让极端民粹在“政治正确”掩护下鼓噪仇富仇资情绪，形成社会氛围，影响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必须加大对合法财产保护力度，避免陷入官僚主义与民粹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