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个人主义与宗教改革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阐释人类这一发展规律方面的想法_风闻

随着中国复兴，我们中国人必然不会接受过去在“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立场下确立的各种理论，置换立场重新进行理论构建和规律阐释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中国人复兴以后不会去维护“西方白人中心主义”这个西方霸权的东西就像我们不会去维护西方霸权一样。

西方的“个人主义”以及由“个人主义”引申的各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在西方霸权存在时期盛极一时，很少有人反思过“个人主义”的来源和是否全世界普遍适用。西方鼓吹西方价值观是“普世”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这么认为，因为西方价值观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演化的结果，中国自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基础。在中国文化和历史基础上不可能演化出西方的价值观也不可能接受西方价值观，中国人的态度应该是吸取西方价值观里适合中国文化和历史经验的部分对中国的价值观进行优化。

西方“个人主义”源于西方历史演化，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在除了贵族阶层外的平民阶层上打破了“家族”的概念，把欧洲平民从“家族”中抽离放到了“基督教大家庭”里，就像耶稣布道时所说：“抛弃你的家族，抛弃你的财产，跟我走，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一样。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是鼓励教徒憎恨传统家族概念里的兄弟姐妹的，而宣扬信仰基督教的人就是兄弟姐妹。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把信徒从传统家族概念中抽离出来去构建一个更加和谐、更显得温暖的社会。因为在西方社会和历史演化中没有中国这种“仁义”、“德治”价值观，西方文化的根基在于环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它俩都是残酷的奴隶制社会，国家里90%人口是奴隶去供养10%比例的“公民”。

对比中国历史，“自耕农”去供养占人口比例不足10%的社会政治、文化精英是常态，“自耕农”是中国社会的纳税主体，“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变少进而导致王朝财政崩溃是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主线。在中国，“自耕农”可以通过教育、读书成为新的社会精英，比如宋、明王朝进士的来源绝大多数都是贫寒家庭，富人家庭的孩子能中进士进而当官的反而是少数，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也是一直存在并且很普遍的。但是反观西方奴隶制社会里，90%人口的奴隶是不可能翻身成为“精英阶层”的，西方社会极其残酷、缺乏温暖，即使到了今天也会发现这一点，比如美国前段时间的“寒潮”导致德州断电，其官员公然叫嚣“公民应该自救，不能自救的弱者理应被淘汰”，比如英国在新冠疫情期间不顾人民死活而公然推行“群体免疫”。只不过西方殖民掠夺世界几百年的财富掩盖了西方社会的残酷，在其财富变少以后其社会可能重回以往的残酷，在西方政府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宗教势力的回归可能就是一种必然，毕竟当年西方历史就选择了这一幕。

在西方，基督教把生活艰难的底层平民从“家族”中抽出组成一个“大家庭”，依靠群体的力量抱团取暖。罗马帝国遭遇了几次大瘟疫，每一次瘟疫都是底层奴隶和平民更加悲惨生活的开始，宣扬“瘟疫是上帝降下的对不信仰他的人和道德堕落之人的惩罚”的基督教在每一次罗马帝国的瘟疫中都发展壮大而且基督教的“大家庭”互助思想使得底层人民的生活温暖了一些，于是在几次大瘟疫之后罗马底层人民皈依基督教的数量太多而无法继续以往的“镇压”和“抑制”政策，罗马帝国不得不接受基督教并在不久之后定基督教为“国教”，欧洲从此进入千年的宗教控制的“黑暗中世纪”。

由于基督教的腐化、堕落，也由于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社会无法解决“黑死病”这个大瘟疫，欧洲人民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开始动摇，坚定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在“黑死病”期间坚持去教堂聚众礼拜，而怀疑基督教信仰的“意志不坚定者”因为没有去教堂礼拜反而躲过了“黑死病”的血盆大口，这一幕就像新冠疫情期间坚持聚众礼拜而导致韩国疫情失控的韩国基督徒一样，只不过新冠疫情致死率极低而“黑死病”致死率极高。欧洲“黑死病”期间，怀疑基督教的“信仰不坚定者”因为不去教堂而活了下来，坚定信仰者因为聚众礼拜而感染“黑死病”死去，这在欧洲是一次极大且残酷的“筛选”，也带来了“艺术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曙光。

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欧洲平民们从基督教这个“大家庭”里重新回到世俗社会就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的历史由来。

我们中国没有西方这种历史经验，“个人主义”在中国没有文化和历史基础也不应该在中国普及。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脉络清晰，如果把中国人从“家庭”和“家族”概念中剥离并塑造成社会里原子化的“个人”，那中国会产生各种“不适应”。孔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经验的总结。

蒙古西征给欧洲带去了中国的科技也带去了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西方对“满是黄金丝绸瓷器”的富裕中国的向往和奥斯曼帝国卡住中欧贸易通道并征收极其高昂的“过路税”促使西方展开探索到达中国新航路的冒险，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就是殖民帝国时代，再之后就是中国晚清衰落时期的“百年耻辱”，再之后就是新中国和现在。

中国人应该从自身视角和立场出发重新进行理论构建和规律阐释。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知识的同时要意识到那些知识是“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下发展出来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