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和科学普及：一定要从娃娃抓起_风闻

       教育从娃娃抓起喊了多少年，至今还只是“九年义务教育”。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一代一代新生儿从他来到这个世界，感受到的知识就与5-6年前生的孩子完全不一样的世界：3-4岁的孩子可以熟练地打开机顶盒用遥控器搜索智能电视给他带来的快乐。如果打个比方：笔者22岁毕业参加工作时才第一次见到9寸的黑白电视。现在4岁孙子熟练地拿手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知道了太阳有八个·“宝宝”，地球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这不是我特意告诉他的，而是BBC的科普节目告诉他的。

       皮亚杰早就告诉我们：“外界有什么样的事物和变化，孩子就会有什么样的感知”。1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有了从本能的启蒙。这个启蒙，既有感知的本能，也有理性的思维升华——尽管还是沉浸在懵懂的世界里。生理学研究表明，儿童的智力有几个阶段（我称之“节点”，也就是管理学中的关键时刻或者关键环节）。李政道、杨振宁强调：兴趣是第一位的。杨振宁告诉我们，如果家长和老师发现孩子对数字类的事物敏感，特别有兴趣，那么家长和老师就要注意了。在这方面给与适当的培养将来就会有大出息，就有可能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李玫瑾先生也讲过：音乐天赋不只是在城市的孩子里有，农村的孩子也有，但是农村的条件或家庭的能力不足，那么这个孩子的音乐天赋就会消失，而且此后很难再现这种天赋。家长都是讲实际的，都是看重孩子的教育成长一定要考虑“起跑线”：你的孩子学前班接触了小学课程，我的孩子没有这个阶段，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孩子紧张不适应，有自卑感。家长会上也是老师的“靶子”。孩子跟不上课有畏惧感这是家长最麻烦的，处理不好就是恶循环。

       这个世界里的人“全才”是没有的，即使像南仁东先生那样伟大的科学家和总工程师，也就是在一个相对宽阔的科学领域里是一个全才大家。在世界科学领域里都是“专才人物”在引领科学技术的潮流。由此，老师、家长和孩子的焦虑并不是完成不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而是将来在社会上能不能立足和如何立足的问题。这种焦虑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大学研究生阶段。现在我们的学生阅读量很低，课本教材薄薄的一本，甚至70年代的课本还有。反观70年代我哥哥考上海洋大学物理专业，我托人买了一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编写的《量子物理学》。厚厚的一本书里面60%是指明要求学生阅读的，重点的章节也分成前后阅读对照理解，并且指明教师要提问那学内容和讨论哪些内容。这与国内教材只讲要点的做法大不相同。那是我还在学校等着毕业（拖了一年，此后就是工农兵大学生了），看过一期教育通信，上面有李政道的一篇访谈录（他回国开“粒子会议”）指出：中国的大学教育是“挖深井”，知识面狭窄。前一段时间，中科院一位天文学院士演讲就提到：我从高中就认为书读得不够多，到了国外求学，发现书读的还是不够多，做了博士后发现书还是读得不够多。在美国做研究时，仍然感觉书读的不如同行们读得多。导师前辈只能告诉你要点，要真正理解，还得多读书。所以我在美国做研究时，除了工作就是读书。      

      当年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北京出版的《数学丛书》那可都是科学家们为孩子奉献的最好礼物。我那时买不起一整套《十万个为什么》，但还是靠一点零花钱积攒起来买了一套《数学丛书》（小册子17本一套）。我的物理、几何成绩很好，真是得益于这些书。困难时期，父亲解决不了吃饱的问题，所以就借来书给我看。每天放学要排队买菜，拿着篮子带本书看，菜也买了，饥饿的感觉也轻一些。后来到时发现写作文很容易。孩子都是先有感性认知，此后才会有理性认知的升华。孙子生下来就给他买了地球仪和吹气的地球。所以1岁就知道地球是个球体，这样就没必要先讲“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的故事，于是他就会把BBC的“太阳系”科普视频与地球仪联系起来认识。2岁朵就能简单描述这个真实的宇宙现象。你站在那里，他就抱着吹气地球围着你转，此时，我就成了孩子心中的太阳。这不就是孩子的一种抽象思维吗？

       回到话题。 义务教育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用“国家标准”这个概念来衡量，义务教育就是“标准的下限”。即国民教育的最低要求。但如果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来说，一个人达到 义务教育程度是不是就能满足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经济社会对有效劳动力资源的要求了呢？显然不是。现在的家长学历至少都是义务教育程度，专科学历以上的家长总数大概不低于35%。即使初中文化的农民工，在城市企业里打工也都体会到：“知识可以提高技能，技能可以补充知识”的道理。李玫瑾说，她在研究中发现有的孩子记忆力不算太好，但手脑的配合能力很强。这样的孩子不一定适合将来做基础性研究，但是一些精细的工作会做的很好。所以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长处，所以做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才是最好的选择。**日本企业有个经验“律条”——不宜大而不强，不以小而不精。**这对与提高“日本制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弗里德曼说：“在全球化时期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样生存。”这个结论拿到教育或者说培养人才的话题上来说，是同样的逻辑：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不是你想不想获得足够的知识，而是你在知识域快速更迭的进程中，怎样跟上时代的步伐。什么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怎样才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寓教于乐”的问题。我看过一些教学课件看似和尚念真经，有板有眼。其实最好问问学生是怎样平价的。我在初中毕业前几何老师拿根树枝上讲台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然后然学生上台每次截取一半，指导最后剩下很小的一截树枝问学生：如果树枝每次只留下截取一半，树枝最终能不能完全截光？学生当然知道无论怎样如此截下去，树枝总会留下一点点。于是。老师大声说：你们的认识是正确的，这就是数学里极限的含义！即无限趋于零，永不为零。你们将来的学业中，极限是高等数学里极为重要的概念，搞不懂时就温习今天的的这个内容。

       最后要说的是，中小学的教育无论怎样搞，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软硬件能不能满足义务教育的要求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无论单考虑哪一方面结果都是“于事无补”。再说，课堂那些内容也不足以满足未来人才培养的要求。除了义务教育的大纲要求，信息时代客观上要求学生还要尽可能的知道一些课外的知识。实际上在国家清华义务教育的同时，社会办学机构也在搞一些辅导班。这些辅导班大致分两类义务教育课程辅导和兴趣教育培训。社会效应不管怎么说，也还是有些成效的，不然家长也不会“趋之若鹜”。实际上连幼儿园阶段，家长也希望与初小衔接。为的就是避免孩子一下跟不上彻底失去信心。这种情况在校学一二年级不是没有，这样的孩子一听说上学就有恐惧感。这是家长最担心的。我也看过小学弟年级的数学试题，确实变化很大——“奥数”类的试题很多。我收集了140多道题看了一遍，真不怪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大呼“哪是数学题，就是变戏法”。尽管如此，我还是持赞成的态度。毕竟这些试题对学生的逆向思维和解题综合能力有帮助。要考虑的问题是一是量不能太大，而是出题要严谨。比如，有道题是用2个天平分别比较2个胡萝卜与3个苹果，再用另一个天平比较2个苹果和6草莓的重量然后找出一个苹果和几个草莓重量相等。（详细试题详见笔者在观察网的文章）。我问几个邻家的孩子都说做不出这道题。不过有个孩子说：妈妈买的菜和水果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答案就写不知道。这还直说的没错：1，都没见过天平，你试卷上尽管画成平衡状态。不等于学生认可；2、再说萝卜苹果和草莓都是有大有小的，这是大概率的事情。问题就在于出题者没有预先给出假定条件。至于那个说不知道的孩子是不是应该给满分，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下就存在问题。很早以前中科院生物所有位研究员的小女孩在美国上四年级，在学校布置的课外作业《青蛙的习性》调查中就有一条：尽管你的结论是错的或是不完整的，只要你在班级讨论会上通过大家的发言能找出错在哪里和知道为什么也能得满分。这大概在中国内地学校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是教育理念的一种差异。姚洋的文章已经讲到很多问题，但还是有没有讲到的地方：比如，高校是不是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

        国家有科学院和工程院之分，高等教育也应型大学和工程类大学。不要再搞什么职业高等院校。理由是任何科学工程都有成果转化的工程实现问题。也就是即使原创理论也有工程实践验证的问题。就像杨振宁的理论发现是由试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通过实验验证的。研究型大学和高等工程技术院校是科学技术教育和研究的两架马车，缺一不可。现在的职业院校要么归口中等职业教育类要么就是本科工程技术类大学。此后的职称，前者是教授和研究员类，后者是教授和工程师类。职业这词用在教育培养不妥当。研究员是一门职业，工程师也是一门职业，它们的区别只是在科学工程的不同层面上——前者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后者则是实现层面的技术手段。现在搞的那一套实际上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现在像南仁东那样的两栖大家在中国实在是太少了。中国的大国重器特别需要南仁东这样的两栖人才，实际上企业最欢迎的人才就是南仁东这样的大家。

       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很多学者教授喜欢科普著作的写作，内容和读者群都有针对性，非常不错。《什么是数学》那本书作者写了好几年才完成出版，此后还一直在修订中。国内现在基本看不到教授还在写科普著作。不要以为科普著作好写，《什么是数学》和《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都是多年集大成的大部头科普著作。两位教授如果没有较宽的知识域和完美的逻辑思维是些不成书的。我们不是没有人能写，问题大概出在“不能代替论文”上。

      总之，无论是现在义务教育中的纠结，还是“钱学森之问”。最后都归结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个老话题上。

      一家之言，若说的不对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