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庄在西藏？妖怪全在印度？《西游记》里的中印边境按“盐”划分_风闻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观视频！我是吴启讷，很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聊天。今天我们要聊的题目是，西游记、空间和殖民，这三个视角下的中印关系。

《西游记》这部产生于15到16世纪的虚构文本，描述的是一个以唐朝玄奘法师为蓝本的佛教僧人，前往西天，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取经的故事。西游记的文学史研究和文本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对它的解读也是形态各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西游记》本身的佛教教义色彩以及从宗教和现实的角度对印度和中国的认知。

从佛教叙事的角度，唐三藏，也就是玄奘，他之所以需要到西天取经，是因为中原多妖怪。这里的妖怪，指的是佛教教义中的烦恼、妄念、执念等等；而僧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唐僧，唐僧的徒弟和坐骑，其实指涉的是唐僧的心灵、肉体、本性和意志力。

更具体地说，孙悟空是一只猴子，指涉佛教经常使用的比喻──心猿，孙悟空会七十二变，这个意像来自《楞严经》所暗喻的“七十二相”，指我们的内心躁动不安，指“嗔”，这是唐僧的“心”；那么猪八戒代表唐僧的肉身和欲望，是“贪”；

沙悟净代表唐僧的本性，包含“痴”；而白龙马，一方面代表“意马”，也就是与“心猿”连称“意马心猿”的“意马”，但又无比沉默而坚韧，所以也代表唐僧的意志力。

而需要特别讲一下的是孙悟空的形象，很多佛教经典都记载了猕猴的故事，《大唐西域记》里也记载了猕猴奉献佛陀修成阿罗汉的故事。胡适、陈寅恪和季羡林都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面的神猴哈奴曼，

随着印度佛教东传到中国，《罗摩衍那》记载的楞伽城大战中大闹无忧园的情节就被改编成《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推论。不过无论如何，《西游记》里面的文学形象都跟印度佛教经典有关，这应该没有疑问。

那么《西游记》如何描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呢？

在这部小说所描述的取经过程当中，僧人和他的徒弟必须不断遇到妖怪、战胜妖怪。不过，神奇的是，妖怪并不在中国，而在接近印度的路上，甚至就在佛国本土，而西域、天竺各国都实行中国式的典章制度、都有着与中国相同的政治文化乃至民俗，里面说“与大唐风俗无二”；都通汉语文、都使用汉式姓名；天竺佛国的子民、僧人，竟然因为崇拜“东土大唐”，他们都指望修到“中华地托生”，也就是说祈求下一世诞生在中国。西域的女王和女妖，无不期待嫁给唐僧。

这些描述当然包含以汉地为中心的想象，但是我们同时观察历史上的高昌王国、大宝于阗国等等，也可以见到这些政权向往、模仿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证据。

《西游记》还描述取经途中的风俗民情，其中有一项是天蓬元帅被贬下凡，投身猪胎以后变成猪刚鬣，就是猪八戒所居住的西牛贺洲乌斯藏高老庄。西牛贺洲是印度佛教想象出来的一种空间概念；乌斯藏就是今天的中国西藏，本来位于边地青藏高原的西藏，在空间距离、还有文化和价值观跟中原地区应该有相当的差异，但在小说作者的笔下，高老庄基本上就是一个汉地的普通村庄。

所以创作于明代的《西游记》，在想象西域时，无疑会受到明朝当下的族群政治现实，还有边地、域外经验的影响。在现实当中，这种亚洲版的东方主义的思维，也意味传统中国与传统印度之间并不存在利益方面的连结，也不存在利益方面的冲突。中国对于印度的想象，一方面体现在把印度想象成为佛国、圣地，另一方面把印度想象成为当时的中国，这在我们的中国先人和印度先人的心目中，都是充满善意的。

想象空间

喜马拉雅山阻碍了古代中国和印度的交流，使得双方都缺乏对对方的实体空间感受，无法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观看对方；喜马拉雅山本身又是作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藏文明的地理基础，受到华夏和古代印度文明影响的藏文明也受到喜马拉雅山的制约，在现代到来之前，无法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观看汉地和印度。

在上古到中古时代，中国的汉文化区域和印度互相知道对方的大致方位，但接下来对对方的空间认知基本上是从精神层面的认知中创造出来的。印度对中国的空间认定一部分源自对中国所出产的丝绸等物品的认知，印度对中国的技能有所肯定，因而将中国归类于次于婆罗门（Brahman）的剎帝利（Kshatriya）。中国所处的空间是一个物质化的、充满人类欲望空间。这种认知也成为印度人自我认知的基础，它中间透露的也是一种传统的“东方主义”。

同期的中国，并不了解印度的中国认知，但在现实当中，他坦然接受了源于印度的佛教对人类所居住的世界的定位，所以中国就将自己归位到“南赡部洲”（Jambu-dvīpa），跟前面提到的高老庄所在的西牛贺洲不在同一个“洲”。同时将佛教的源头印度神化，将印度想象成为佛国。即使是充满历史记述的法显和玄奘的著作里也充满对印度的仰视。当然这并不意味中国人完全不存在传统的东方主义思维。

那么中古时代的吐蕃开始和汉地以及印度建立文化连结。这个时期的吐蕃和同期的汉地一样，也是以仰视的目光看待印度的。在地理上，吐蕃比汉地更接近印度，但吐蕃人有能力生存在喜马拉雅山区域，而同期的印度人却不能。这也使得吐蕃和印度之间难以建立利益连结，也不存在利益冲突。可是同时，面对平地上的中原王朝，吐蕃却发现了双方的连接点。

虚拟空间

13世纪，吐蕃的后裔西藏人和蒙古人达成了协议，西藏加入蒙古统治集团，共同统治整个中国，使得藏传佛教政治和元朝统治的政治空间完全重叠。

西藏与元、明、清，尤其是清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紧密，关键在于二者在政治空间上的重叠。面对蒙元“扩大的中国”架构，藏传佛教政治将西藏及其周边描述成为观世音菩萨（Bodhisattva）教化之地；将蒙古描述为金刚手菩萨（Vajra Bodhisattva）教化之地；将汉地描述为文殊师利菩萨（Manjushri Bodhisattva）教化之地。西藏宗教、政治体将其以宗教包装的虚拟政治空间延伸到蒙古草原和全部汉地；那么元、明、清则对西藏行使统治权。

所以藏传佛教向汉地的传播，更多的是在政治上，而非宗教上，强化了汉地与藏地的连结。与此同时，元、明、清三朝的最高政治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藏传佛教在宗教方面的影响，而元、明、清三朝也都将藏传佛教当作统治藏传佛教文化圈辐射范围内的蒙古人、藏人、中国西南以及西北各个部落土司的政治工具。从拉萨政教上层的角度看，藏传佛教这种基于政治需要、部分出自宗教文化想象跟建构的政治体系，在外观上隐然成为与元、明、清世俗政治平行的政治体系，在现实中也创造出可以运作的政治化空间。

这种意识形态体系中实体化的部分，即落实在西藏与元、明、清皇帝的君臣关系，以及他们与蒙古各部的互惠政治关系之上。而这两种关系，都是元、明、清中国架构中的一环。那么从近代西方经验的视角看，西藏与元、明、清国家的关系，似乎不受中国架构的框限，但是在中国政治的现实中，信仰与实务两个空间体系的重叠，反而整合了“中国”架构，并推动这个架构更有效地运作。

在这里我们看到，传统印度、传统中国的汉地与藏地都曾经在一个尺度巨大的、精神化的空间想象中想象彼此。中国汉地和印度之间缺乏利益联结，也没有利益冲突；中国藏地和印度缺乏利益联结，也没有利益冲突。但藏地和汉地曾发生过利益冲突，后来却建立了利益联结。在三方当中，藏传佛教政治体系首先把精神化的空间想象转换成虚拟的但是政治化的空间想象，并且借由这个空间想象整合到整个中国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

实体空间

13世纪后期的这个变化，缩小了中国和印度的实体空间差距，但依然没有消除双方空间上的空隙，也没有制造双方的利益冲突。对于中国和印度的中央王朝而言，双方都体认到横亘在双方之间的雪山──喜马拉雅山，它是界定双方位置的重要坐标。

但对于双方而言，雪山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世界。双方都没有从法律上认定这里就是双方的边界，尤其是双方都没有所谓的分水岭分界的概念。要真正了解喜马拉雅山麓的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必须询问喜马拉雅山区的世居者──就是那些使用汉藏语系语言，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们。

在自然地理上，喜马拉雅山并不是单独的一道山脉，喜马拉雅山的山峰并不相连，它是几道到几十道山体被由青藏高原流向南亚次大陆的河流切割形成山口，可作为交通孔道，这些切割过程以地质数字来计算都在千万年以上，这些河谷才是喜马拉雅山区人类生活的核心地区。透过自然流动的河流，所有使用汉藏语系语言、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们都可以沿着河谷穿过喜马拉雅山，上游的人可通往中游，这就是今天藏文化分布区含括整个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关键原因。

所以，要真正理解中印边境的自然生态必须从河谷看起；人类生态也是一样，理解政治与军事的关键即在人类所居住的喜马拉雅山的河谷、山谷之中，而不是山脉的稜线。中国藏区和印度之间界线的形成也是跟当地人类生态的形成直接相关，人类的生活圈不同，所划分的政治圈自然也不同。藏区与印度的生活圈主要根据盐的取得方法来区隔。

印度次大陆的盐来自印度洋，藏区的盐则是从青藏高原上的众多盐湖中提炼而出，用盐湖作为盐的来源的藏民生活范围广及喜马拉雅山的北麓和南麓。“盐线”才真正构成了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线，而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界线，它不但具体且在现实中有过数百年的实践经验。

历史上，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的政治辐射力很难投射到平原尽头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山地，更不要说这个世界最高山脉的北麓了。所以印度不管在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蒙兀儿王朝（大陆比较多地翻译成“莫卧儿王朝”）或是后来19世纪中期到1947年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时期，他的政治势力都没办法抵达藏文化区。同一时期，西藏地方当局与清朝政府的管辖范围却是含括整个西藏的“盐线”，而且向在当地半农半牧的藏人、门巴人、珞巴人收税的。

因此，山脉南北两坡的传统政治生态与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在西藏高原的政治势力影响下形成的。中世纪的吐蕃王朝长期直接统治喜马拉雅山脉北、南两麓山地；近古以来，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形成的几个小王国，都是西藏藏传佛教政治─宗教体制开枝散叶的结果，在古代政治体系下都是作为清朝内藩的西藏的藩属。

而在此之前，处于佛教后弘期，经济、军事实力脆弱的西藏就已经寻求蒙古军事政治势力的政治保护，因此他加入蒙元王朝统治中国的体系，并与继承元朝的明、清之间延续了这种封建性质、臣属形式的政治关系。

总而言之，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是喜马拉雅山麓政治秩序体系的稳定期，在这一体系内，西藏是中国清朝的内藩（清朝拥有西藏内部的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拉达克等是西藏的藩属；拉达克、巴达克山等同时又是清朝的内藩；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和廓尔喀（尼泊尔）又是清朝的外藩（臣属于清朝，但清朝不干涉其内部的政治事务）。

20世纪初，中华民国透过《清帝逊位诏书》和《大清国籍条例》继承了清朝的领土和人民遗产，经过内部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和人民遗产，西藏在法律上被再次确认为中国领土，中国在法律上自然继承藏区与印度之间的传统政治界限。

殖民空间

英国的到来打破了喜马拉雅山麓的传统政治秩序。英国人带来了源自西欧的现代地理知识，更带来了殖民主义的地缘政治思维。英国有意阻止俄国朝南亚扩张，于是把西藏视作它的势力范围，想要用西藏缓冲俄国势力南进的缓冲区。不过在渗透西藏之前，必须首先扩大、确认和巩固英属印度的实际控制范围。所以面对西藏南边的喜马拉雅山，英国人带来西欧殖民帝国心目中理想的“自然边境”概念和“分水岭”、“山脊稜线”的概念。

但英国知道，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分布着一系列属于西藏文化政治圈的小型政治体，而西藏乃至整个喜马拉雅山麓都处在中国主导的国家政治秩序之下，要达成进抵喜马拉雅山“山脊稜线”并进一步控制西藏的目标，需要先拔除中国从喜马拉雅山伸出的一排牙齿，于是英国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间相继进攻位于喜马拉雅山南侧山麓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藩属以及由西藏地方直辖的藏南地区，他还胁迫西藏地方当局依照虚构的“麦克马洪线”来签署割让富饶的藏南地区的《西姆拉条约》。

西藏地方当局在缺乏现代地理知识的情形下，在谈判《西姆拉条约》内容的过程中，承诺把六世达赖在藏南的出生地一并割让给英属印度。尽管英属印度并没有真正控制藏南，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则既没有签署，也不承认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的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任何协议，但1947年以后的印度，还是把这个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当作侵占中国领土的借口。

英国殖民结束后，殖民政府的外壳成为现代印度的国家基础。独立后的印度，除将前英印统治范围直接转为印度国土外，也进一步将英国设想中对喜马拉雅山麓的控制范围视为现代印度国家的领土。基于这种扩张性的认知和国策，印度自建国之日起就急迫向喜马拉雅山麓诸小国和中国藏南地区扩张。在实际控制藏南的数十年间，印度向当地大规模移民并推动当地文化的印度化和高度军事化。

那么英国殖民者带来的殖民空间覆盖了中印之间传统的想象空间、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

怎样面对殖民遗产

对于印度而言，殖民带来了统一；对于中国而言，殖民带来的是裂解。所以现代印度的国家目标是继承殖民遗产，而现代中国的国家目标是去殖民化。

首先，印度需要在空间上继承殖民遗产。面对喜马拉雅山脉，印度人自古以来只将它视为神的领域，从未检视此地区政治生态的形成与演变，而印度人发觉，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印度就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时候，那么印度在1947年成立时很快就变成以民粹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他们在国际的各个方向都要求继承英国的殖民遗产，不仅和中国，也和其他邻邦，像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发生冲突（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最严重），而印度内部的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等地也经常发生族群冲突。

其次，印度需要继承殖民者留下的精神遗产。包括民族主义的遗产和政治制度的遗产。在国族建构上，英国为印度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印度”概念，而建国后的印度人据此把印度当作自古延续至今的一个主权实体。

现代印度国家建构过程是从英国的殖民遗产和领土想象发源的，以此为范围的印度领土，是印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基础。在意识形态上，印度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基础就是英国殖民当局曾经控制或者仅仅宣誓拥有的土地。在意识形态上，印度以殖民者为模仿目标，追求建立殖民母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它的核心续保障投票政治转变成民族主义的动能。

作为现代国家，中国首先需要在空间上去殖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领土遗产的继承者，但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侵略以及半殖民过程都包含裂解中国传统领土遗产的目标。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经由去殖民化，对传统国家的统治遗产做法律上以及政治上的确认。这个确认过程，包含了领土不断向后收缩，收缩以后再确认、再继承的“收缩－确认”模式，因此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超过、而且主动缩减了自己的传统统治范围。

其次，中国也需要在精神上去殖民化。依照西方的论述，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是在西方的启发和刺激下开始的，但追究历史根源，会发现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转型近代国家的进程早在13世纪后期就已经萌芽。而转型的方向是由“天下国家”转到“领土国家”，转型的内容包括西藏加入中国的政治秩序。我觉得从中国历史自身演变线索探索的中国的近代转型，更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他的地缘政治取向。

归纳一下。西游记这部小说虽然没有直接呈现传统中国的印度观，却从非常特殊而有趣的角度折射出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形象。

传统中国、传统印度和藏传佛教的空间观念是宽阔而灵活的，三者的虚拟政治空间以不同的方式贴近或者重叠，却不冲突。英国殖民所带来的新的地理知识和西方的空间观念，以扩大实体空间的方式排挤虚拟空间奠定了冲突的基础。

殖民也影响到传统中国、传统印度和传统西藏的政治。殖民为印度带来了统一，因而独立后的印度必须继承殖民遗产；殖民的目标在于裂解中国，因而现代中国必须去殖民化。面对殖民的不同态度，影响到现代印度和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也奠定了两者政治文化冲突的基础。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