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伐日本—忽必烈的海洋冒险与结局_风闻

鲁迅先生回忆，晚清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常常感叹：“那时倘非天辛，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这些留学生说的，就是发生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两次征日战争。所谓“天辛”，自然是让大元蒙古、汉军、女真、契丹各民族官兵葬身海底的所谓“神风”。

忽必烈对日战争，有两点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是，战争是否因台风而失败，没有台风这个突发事件，征服日本的战争会成功吗？二是，与汉唐征伐的匈奴、突厥不一样，战争的对象是与中国有着千年恩怨纠葛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场在日本家喻户晓，但在中国鲜有关注的战争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就让我们拂去历史的烟尘，去探寻这场战争。

众所周知，作为中华正统王朝的大元是由大蒙古国发展而来，因此元世祖具有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作为大蒙古国的大汗，另一方面他是中国的皇帝，所以要认识忽必烈以及他发动对日战争的动机就必须要对这两个身份做一个探究。

一、从蒙古贤王到中华皇帝

成吉思汗死后，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窝阔台汗死后，由于蒙古帝国没有稳定的继承人制度，引起了汗位争夺，最终汗位落到了拖雷系手中，忽必烈长兄蒙哥成为了新大汗，忽必烈由此进入蒙古帝国的权力中枢。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实现对中原的有效管理，他大量招揽饱读经书的汉族儒士组成“开平”幕府。从这时起，忽必烈开始接触、欣赏汉文化，采用唐宋制度治理中原，有贤王之称。因此，不少汉地人士希望忽必烈能够脱离蒙古帝国的旧传统，接受中华政治传统，实现天下一统和安定。

1259年，蒙哥在重庆钓鱼城作战时被宋军所伤，不久去世，忽必烈随即在汉族官僚和少部分蒙古宗王支持下登基。然而，争夺蒙古国大汗权位的显然不止忽必烈一人。1260年，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在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向忽必烈发起了挑战。最终，兄弟二人兵戎相见，在中原强大的财力支持和汉族官僚的谋划下，忽必烈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标志着忽必烈集团与蒙古保守势力的破裂，既然大汗不愿意坚持游牧帝国的传统，那么其他汗国也可以入乡随俗，自立一方。1269年，术赤、察哈台、窝阔台三系代表举行忽里台大会，表示反对元朝的大汗地位，蒙古帝国分裂。因此，当忽必烈成为大元皇帝之时，他早已不是那个游牧帝国的大汗，而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了。

二、忽必烈的二重身份

1271年，忽必烈宣布改国号为大元，继承中华法统，成为中华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至于忽必烈为什么要将国号定为元，他自己进行了一番解释。

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元史·世祖本纪》

总之，忽必烈觉得之前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号都起得一般，完全不能够表现由其祖先和他自己重新建立的大一统格局。新王朝疆域远迈汉唐，各族人民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王朝中。因此《易经》中万象之始的“元”是新朝丰功伟绩的最好展示。

唐德刚先生说：“蒙人入主之后···乃改用一个抽象的名称改元，以为朝代之名，以示其是一个真正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国，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区域也”。这说明忽必烈虽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其野心可是要主宰四海的。

忽必烈继承了中华天子统御四夷的政治道统，但是却没有汉唐天子的雅量，翻看历史几乎所有与大元接壤的或一衣带水的邻邦都受到大元的讨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驱使忽必烈这样做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草原灵魂。

成吉思汗在谈论什么是幸福时说道：“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作为蒙古帝国黄金家族的成员，自然具有作为征服者的欲望。此外，对外扩张，发动战争，占领更多土地人民，一直是蒙古国大汗的传统，也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大元建立后，忽必烈又作为中华天子对藩属行驶宗主权，只不过这个宗主没有汉家天子的文质彬彬，而是草原的武德充沛。那么忽必烈为什么要讨伐日本呢？

三、征伐日本的动机

忽必烈征伐日本的第一个动机，是因为日本作为夷狄之邦居然不奉大元正朔，“悍”然拒绝承认大元作为中华帝国合法继承人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他发往日本的诏书中看到端倪。

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元史·世祖本纪》

简而言之，这份国书告诉日本，不称臣，不奉正朔，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如果执迷不悟，发生的一切后果由日本方面承担。除了“奉正朔”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则是错误的日本认识，对于忽必烈的误导。这一点可以从马可波罗的笔下得到证实。

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里。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马克·波罗行纪》

这种错误的认识直到明前期依然持续，可见传统中华王朝对于邻国的漠不关心和失败的情报工作。总之，“遍地黄金”的日本，无论是对于忽必烈还是大元的勋贵们，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毕竟他们刚刚脱离游牧帝国的状态不久，对于这种通过抢劫富裕国家的致富经还是念念不忘的，正好日本不奉正朔的行为，给这场军事征伐提供了借口。

四、征伐日本前的情报准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古今皆然。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最重要的是情报收集，可是在没有各种高技术侦查手段的古代，这显然是一个十分艰巨且危险的工作。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办法是以使团的名义进入敌国境内，堂而皇之的刺探情报，而对手一旦不守信义，使团人员就面临着灭顶之灾。这种九死一生的工作使得不少人望而却步，或阳奉阴违，或杜撰情报以应付。所以元朝对日本的情报搜集是十分艰难的。

第一次东征前见于《元史》记载的使团出访共有五次，前三次由蒙古人黑的领衔，结果是为了交差从日本对马岛抓了两个渔民“塔二郎、弥二郎”谎称是日本国重要人物带往大都。结果是这两位渔民在进行了北京公费旅行后，回到日本继续打渔。于是忽必烈彻底对黑的失望，打算让高丽人去送国书，结果日本拒绝使臣登岸。不过，就在忽必烈焦虑之时，真的有猛士自告奋勇且出色完成了出使和情报刺探任务，这个人就是赵良弼。赵良弼是女真人，其父兄皆为金朝殉节，不过忽必烈并没有计较赵良弼的家庭历史，而是委以重任。于是赵良弼打算用出使日本报答忽必烈知遇之恩，并名垂青史。

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虽死绝域，无憾矣。”帝从其请。给兵三千以从，良弼辞，独与书状官二十四人俱。——《元史·赵良弼传》

赵良弼到达日本后，临危不乱，据理力争，迫使日本人接受他的条件，允许他面见当时镰仓幕府的话事人，并进入京都递交国书。此后，赵良弼作为大元使团的代表在日本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和情报搜集后回国，面对忽必烈的疑问，他给出了忠诚且客观的回答。

后帝将讨日本，三问，良弼言：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元史·赵良弼传》

赵良弼的情报是准确的，如果忽必烈听从他的建议，是可以避免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的。但是，忽必烈的政治焦虑压倒了理性。如果放过日本，那些反对他推行汉法的蒙古贵族就可以攻击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黄金家族子孙。如果不对日本用兵，他就不能超越汉唐，成为中华帝国历史上武功最为强大的帝王。还有那个偏安江南的南宋，一旦和日本相互勾连，又会对新朝造成不可预知的麻烦。于是，他决定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征服桀骜不驯的日本，如果成功，他不仅超越祖父成吉思汗，还会超越汉武帝、唐太宗，成为中华历史上的千古一帝。

五、大元东征军与对手

据日本学者竹内荣喜、池内宏的考证，1274年在朝鲜半岛合浦港集结的元朝东征军，总兵力32300人，大小舰船900艘。其中战斗人员25600人，艄公、水手6700人。这支军队看上去蔚为可观，但其组成却十分复杂。首先，这是一支多民族军队，其中蒙汉军20000人、屯田军、水军、女真军15000人、高丽军5600人。这支军队交流存在障碍，只能依靠旗语、信号进行指挥，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难免不会重蹈前秦大军在淝水之战的覆辙。

比之军队构成，更严重的问题是将领的选派，主帅忻都（蒙古族），并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而副将刘复亨（汉族），虽是沙场老将，但年事已高，一旦出现意外，会对兵团造成严重影响。另外两人洪茶丘（朝鲜人）是投降元朝的韩奸，负责监视高丽军队。金方庆（朝鲜人）为高丽军队统帅，但只有在朝鲜半岛作战经验。于是整个东征军的命运就系于老刘头一身。

虽然东征军有不少问题，但其主力依然是纵横欧亚战场的蒙古铁骑和拥有着丰富城市攻坚经验的契丹、女真、汉人组成的汉军，战斗力不容小觑。但是他们这回面对的敌人不是高丽，而是日本。忽必烈的对手是镰仓幕府的第八代执权，年仅二十岁的北条时宗。面对强大的元帝国，北条时宗选择顽强抵抗，那么他的底气在哪里呢？

北条的勇气来自于当时日本的军事制度和武士精湛的格斗能力。虽然后世部分日本学者经常鼓吹面对元军入侵时日本武士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历史事实却不是如此。

黑田俊雄指出：

在镰仓武士心中，“元寇来袭”不是什么国难或者日本民族的危机，而是“君之御大事”，只要响应天皇或者幕府的命令，祈祷自己“武运长久”，在战场上杀敌立功，获得“镰仓殿”赐予的赏赐和领地，就很完美了。

衫山正明也说道

千万不要小瞧了这种斗志，它长长毫不逊色于民族主义或宗教产生的狂热，为了自己而战。

除了武士用命，对于镰仓幕府来说，他们没有投降的选择。在成为中华皇帝后，忽必烈在扶植傀儡政权时，很看重其在当地的合法性，譬如入侵高丽王朝后，完整地保留了高丽王室扶植为附庸，但对之前专权的武人阶级却实行赶尽杀绝的办法。所以一旦日本被征服，天皇可以当儿皇帝，北条时宗以及幕府上层必然会遭遇灭顶之灾。因此，日本方面武士用命，武艺精湛，幕府抵抗意志坚决，确实不是一个好对付的敌人。

六、第一次征日“文永之役”

1274年10月3日，东征大军从朝鲜合浦港出发，10月5日至14日，元军迅速占领日本国防前线对马、壹岐岛，随即就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10月19日元军兵船驶进博多湾，翌日登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元军在占领日本国防前线后，居然原地休整了五日，这让元军的攻击丧失了奇袭的效果，也让日本方面从容地组织起反登陆作战。究其原因，是当时乘船艰苦，无法想象，即使乘坐最先进的海船，遇到风浪难免“肠胃腾倒，喘息仅存，呕吐不止，栗米难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元日两军的优势。

元军的优势在于中国战场上的大兵团作战经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无论是汉族军队的方阵战术，还是蒙古骑兵迂回包抄，在大平原上都足以碾压当时的日本军队。但是由于地形的限制，元军的这一优势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不过，元军拥有火药化学武器，可以弥补地形上的劣势。至于日军，则主要在数量上和单兵的武艺上拥有优势，加上地形不利于大兵团展开，正是日本武士出色个人格斗能力的用武之地。除了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战斗，元军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的暴行也坚定了这些武士保卫家乡的决心，其作战意志要强于远道而来的侵略军。

战斗是早上八点左右开始的。中国北方士兵甲胄上的兽毛装饰，日本军头盔上伸出的鹿角一样的锹形，在流动的光线和雾气映衬之下，越发显得诡异。双方彼此端详，觉得对方是一群奇装异服，行为也同样诡异的野蛮人。远处的海面上，无数士兵像蜘蛛一样，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从巍峨的巨舰降到摇晃不已的小舟上。

两支战争传统和文化背景千差万别的军队，一旦猝然遭遇，必定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日本军还忠实于源平合战时代的传统，阵中先走出一名武士，高声通报家世、姓名，单骑挑战。这名武士据说是总司令官少弐景资的儿子少弐资时，当时还不到13岁。只见少弐资时身着华丽大铠，缓缓行至阵前，按照礼仪，向对面射出一支小响箭，示意战斗开始。不料东征军中爆发出一阵哄笑。

两军沉默片刻，元军帅旗舞动，数十名赤膊的壮汉，拼命敲打起大鼓和铜锣，震耳欲聋。鼓点间歇之际，站在前列的千户和百户军官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元！”全军士兵齐声回应：“杀！”这是东征军开战的信号。日本军的战马从未接触过这样陌生而且巨大的噪音，一下子受了。马背上的武士也吓出一身冷汗。就这个时候，遮天蔽日的箭雨，已经毫不客气地落到日本军阵中了。—《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这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但元军还是凭借战术和武器上的优势占据了主动，由于主帅缺乏指挥经验，刘复亨干起了主帅的活，纵马驰骋于各部之间，穿梭指挥。吊诡的是他和日军主帅少弍景资不期而遇。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少弍景资（日军指挥官）当时看到一条大汉，身长七尺，几缕美髯，身披青黑色铠甲，骑着黄金鞍的宝马，由十几名骑兵和几十名步兵簇拥着来回奔驰。

与此同时，刘复亨也看到了装束不凡的少弍景资，随即拍马来战，少弍景资以骑射闻名日本，在逃跑中，回射一箭，元将胸口中箭，被抬回。此时的少弍景资还不知他这一箭挽救了整个日本。经过一天的激战，双方均付出了巨大伤亡，根据高丽王朝的记载东征军回到高丽后竟然减员一半，可见战斗之激烈。战斗至半夜，元军终于占领巩固了登陆阵地，日军退守至堡垒。但最有经验的刘复亨受伤，加上物资消耗过大，军队减员严重，东征军撤退。

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元史·日本列传》

七、第二次东征“弘安之役”

现在我们看起来这场虎头蛇尾的登陆作战是当然的失败，但忽必烈不这么看，他认为这已经向日本展示了元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用外交手段迫使其屈服了。于是他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往使，但是日本方面不予理睬。之后日本杀害元使杜世忠，彻底激怒了忽必烈。

此时的忽必烈已经改变了过去压服日本，树立傀儡统治的想法，而是设立了日本行省，打算彻底征服这个敢于杀害天使的蕞尔小邦。于是在枢密院的紧张工作下，第二次征日战争开始了。这一次忽必烈又新增了生力军，即范文虎率领的江南军。不过这个范文虎的军事能力实在是乏善可陈，其参与的战役不能说全无胜绩，却也是败多胜少。但是，拍皇帝马屁的能力绝对是无人能及。

1281年春，范文虎率江南军十余万，忻都、洪茶丘率东路军四万进攻日本。由于协同问题，江南军与东路军没有如期会师，东路军率先与日军作战，由于日军准备充分，东路军在对马岛、壹岐岛陷入苦战。6月29日、7月2日，东征军在江南军先锋的配合下，经过苦战赢得了战场的主动，一度击毙了日军主帅少弍景资。如此看来，似乎一切顺利，元军下一步计划就是剑指九州，这时不少人是踌躇满志的。元人王恽在其《泛海小录》记载老兵的讲述

自志贺东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则一舍而近，自此皆陆地，无事舟楫。偌大饼长驱，足成破竹之举。——《泛海小录》

但无论如何，元军长驱直入征服日本的宏图伟略都不会实现了，就在七月底大军班师九州附近鹰岛，建立前沿阵地打算一举击溃，前来应战的日本军时，台风咆哮而来，彻底摧毁了忽必烈的这次海洋冒险。根据时人回忆，台风来时“缚舰为城”的东征舰队“震撼激撞，舟船且尽，军士号哭溺死海中如麻”。

面对如此灾难，忽必烈的将领们不是想着组织士卒有序撤退，或者登陆作战，而是纷纷逃亡。《元史·日本列传》载：

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众议推张百户者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元史·日本列传》

八、非战之罪还是注定失败

1281年的那场台风，让元军制定的决战九州，直下本州的作战计划永远成为了黄粱一梦。也正是因为此，导致中日两国不少人对战争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差异。在日本人看来这是天佑日本，是日本作为神国的象征，后来竟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源头之一。至于国人，特别是近代日本侵华以来，由于不共戴天之仇，则想当年就是侥幸，倘若没有台风，这个岛国造不存在了，于是乎神往大元。但实际情况既不是荒谬的天佑日本，也不是一战可定。就算没有台风的到来，元军在击破枕戈待旦的九州日军守军后，还要面对六万本州守军，连连苦战的元军能否连战连捷，不可预料。就算元军高歌猛进，占领京都，也无法控制日本广阔的山林，结果陷入古代治安战争，其结果也只能是失败。

现在，我们再从战争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能否胜利。《孙子兵法》开篇说道战争胜利主要看五个方面：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兵法》

首先，元朝征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原大战甫定，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情况下发动的不义之战，不仅遭到日本的坚决抵抗，中国百姓亦不愿意配合。而且受到历代农民战争教育的中国人民，有着武装反抗暴政的传统，一时间江南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 年）十二月，漳州民陈桂龙兵起……桂龙及其兄子陈弔眼有众数万，屯高安寨据之。二十年（癸未、1283 年），广州新会林桂芳、赵良钤等拥众万余，号罗平国，称延康年号。二十五年（戊子、1288 年）夏四月，广东民董贤举，浙江民杨镇龙、柳世英，循州民钟明亮，各拥众万余，相继起兵，皆称大佬。—《元史纪事本末》

其次，天时地利均没有优势。第一次东征在秋季，第二次在夏季，均为台风多发季节无疑给远征大军带来巨大风险。此外，日本孤悬海外，蒙古的骑兵集团，中原的集团作战，攻城利器，均无用武之地。所任忻都、洪茶丘、范文虎之流，皆是平庸之辈，这些人作战无功，脚底抹油，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却因为善于钻营揣摩忽必烈的心思继续坐食高官厚禄，岂不谬哉。再说元朝第二次东征，由于兵源不足，尽让“天下重囚，除谋反大逆，杀祖父母、父母，妻杀夫，奴杀主，因奸杀夫，并正典刑外，余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缅国军。”可想而知这些人到达日本后会做些什么。以上观之，这支军队不合于道，天时地利皆不占优，将领无能，军纪涣散，焉有不败之理。

忽必烈不明白的是，在成为大元皇帝的那一天起，之前的蒙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中华帝国的继承者，他忽略了中华百姓对侵略战争的厌恶，走了隋炀帝的老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是中华帝国对待外藩的传统，而忽必烈却要攻打一个当时从未侵犯过中国的日本，必然会遭到汉族官僚、中华百姓的强烈抵制。至于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后，逐渐腐化，早已没有了当年血勇，这场海洋冒险注定要失败。

余论

这场战争不仅终结了忽必烈海洋帝国的美梦，也使中华帝国第一次海洋远征行动彻底失败，日后的中国无论是大明、大清对于海洋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至于高丽则是深受战争之害，不仅承担了严重的战争负担，还在战后遭到日本的抱负。日本镰仓幕府，虽然赢得了战争，但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它先于元朝灭亡。最后，这场战争，让日本民族的思想发生了畸变。在两次抵抗蒙元入侵的战争中，竟然在台风帮助下，幸运地击退蒙元的军队，在神道教的极力鼓吹下，随即就被宣传为诸神显灵而降下“神风”，“神国”日本有诸神的保佑，是永远也不会灭亡的。

这种带有偏激自负、盲目排外性质的“神国”观念的强化使得日本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由此开始日益膨胀。号称天下无敌的蒙古都在“神风”保佑下被日本击败，“神之末裔”自然有权利也有义务去统治全世界。不过，当美国海军节节胜利时，镰仓时代曾经拯救日本免受元朝入侵的“神风”并没有眷顾日本，他们侵略扩张的野心也伴随着神风特攻队飞机的残骸，像当年元朝东征军覆没的舰队一样，“化作海底藻屑”，成为了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