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与张太岳 - 王朝中期自我革命成败的关键_风闻

王荆公与张太岳 - 王朝中期自我革命成败的关键

2021-08-20 　来源: 平局（zg5201949) | 独家原创

导读：权力不过是治国规则的具象表现，身有衣食住行所需，体有眼耳喉鼻所感，而权力的拥有者就可以决定百姓衣食住行优劣，决定万民见闻感思。这种决定，往往能左右一个王朝的兴衰。

在中国古代，权力的拥有者被称为天子，既替天行道者。权力为天下一切负责，天下兴盛则权力兴盛，天下衰败则权力亦亡，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然而问题是，权力是可以转移的。天下的一切权力和规则最终都是由人去执行的，而执行这些权力的人随着其人脉、资源以及嫡系的不断壮大发展，最终将从权力的执行者变身为权力的实际拥有者。这个时候，天下大权实际就已经从代表百姓的天子手中，转移到了权力的执行者“官阀和财阀体系 ”当中。

当权力转移到 “ 官阀 和财阀 体系 ” 手中时，就不会 再有人为百姓和公平负责，官阀和财阀的所追求的只有更高更厚的利益。土地和资源以及财富不断向极少数人集中，而大多数人将失去土地居所财富以及所有的一切，最终形成赤地千里，饿殍满地的末世局面。

要想破除这种局面，一个王朝就必须要及时采用自我革命的手段，让官僚阶级不形成官阀，让财主阶级不形成财阀。让国家政策资源和利益让渡给更多的普通人，让社会上升通道和财富分配以及司法更注重公平。

然而，夺人钱财如辱其妻，改革的反对力量和阻力显然会非常激烈和庞大。因此王朝中期的自我革命需要的不仅仅是天子的坚定，也需要既得利益集团，既官僚集团参与和追随改革的坚定决心。官僚集团本身就是权力构成的重要一环，既然是**“自我革命”**，这个"自我"二字自然就包括官僚阶级，这一点尤为重要。历史上王朝中期两个自我革命典型案例就非常能够说明这一点，这两个案例，一个是太岳张居正，一个是荆公王安石。

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荆公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重臣。熙宁三年， 王荆公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同年 王荆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如：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王荆公所列新法并非纸上谈兵，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他曾经有丰富的基层执政经验和改革经验。早在皇祐三年，王安石在舒州执政期间，就在自己的治理辖区内进行了一系列的“特区改革试点”，并且治绩斐然。以“ 青苗法”为例，当时北宋地方的土地兼并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并且高利贷风气盛行。普通农户只能以极高的利息向地主借贷钱粮，待秋收后偿还。由于利息太高，基本上农户辛辛苦苦收获一年的粮食，绝大部分都要用于还债，剩余的粮食根本不够农户自家果脯，因此农户只能以粗粮果腹，甚至变卖祖屋祖地以及卖儿卖女勉强度日。

王荆公在舒州执政期间，就试点实施过青苗法。他规定，任何人不得向普通农户提供此类高利贷，如果春种时农户手中缺乏钱粮，则可以直接向衙门国营的借贷机构申请“无息或低息贷”，秋收时只需偿还本金和极少的利息即可。这样一来，普通农户每年秋收之后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能手有余粮余钱，完全不必变卖祖产，更无须卖儿卖女，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土地资源向极少数人集中，极大延缓了土地兼并的速度。王荆公在 舒州的青苗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本人也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和支持。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很快从上到下，从朝野到民间都会有极大的声势声讨“青苗法”，惠民利国的“青苗法”，怎么就变成了人人唾弃的恶法呢？

在王荆公向全国颁布新法，推广实施“ 舒州经验”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反对的声浪如暴风骤雨般袭来。御史中丞吕诲、当朝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罪，右司谏韩琦、执政曾公亮以及陈升之等要臣均上疏规劝神宗废止青苗法，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等朝臣均以辞官抵制青苗法。

除朝臣反对之外，北宋大文豪司马光也激烈反对青苗法，甚至就连王荆公的知己好友苏东坡也非常反对青苗法。也就是说，在舆论上“青苗法”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更可怕的是，在青苗法颁布后的第二年，就有大量各地来京的老百姓挤在王荆公的家门前日夜痛骂控诉“青苗法”之害，天下舆论为之哗然。太皇太后和高太后都被惊怒，向神宗痛诉从未见过如此伤天害民、天怒人怨之恶法。整体看来，无论是朝臣还是舆论或者又是民心，青苗法已成众矢之的。这场自我革命的失败，已然是注定的结局。

北宋这场自我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后世有人说这是因为王荆公的改革太心急太激进造成的，然而改革改革，岂有不激烈的？又有人说可能是由于神宗改革的决心不够坚定。但实际上，即便神宗再坚决一万倍，王荆公的改革也会失败。因为，参与自我革命的人，不可能只是神宗一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青苗法在舒州推行成功，皆因为王荆公和其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下属均在尽心尽力地按照最好最得力的方式去推行该法，政令言出法随，实施推广顺利，队伍相对可靠能干。然而到了全国这盘棋的时候，青苗法则必须依赖全国各地其他的官僚队伍去推行，而这些人又岂会让青苗法这种东西耽误自己兼并土地和放高利贷的肥油呢？

王荆公要推行青苗法，他们就故意层层加码，逼迫所有人必须来官府借贷，连本不需要借贷的农户也一并强制借贷，否则就给你扣个不支持新法改革的大帽子，来个行政拘留伺候。除强制借贷之外，粮种的优劣也统统掌握在官阀门徒手中，在粮种里惨遭空籽瘪籽，甚至掺入石子河沙，谁敢对此有半句怨言那就是“诋毁新法，诽谤荆公”，一顿棍棒伺候。青苗法是如此，其他法也是如此。你要方田赋税，可以啊，反正负责丈量土地的也都是各地官阀财阀的徒子徒孙甚至是家臣，土地丈量结果还不是由他们随便编写。就连监督巡视的钦差，也都是官阀财阀的自家兄弟……

再好的法律也经不起这种官阀队伍的折腾；再好的政策和法规，人也可以故意将其玩坏；再坚定的自我革命主张，如果自身队伍里没有人愿意响应，最终也只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历史只会对此留下一声叹息。

元祐元年四月初六 ，辞去宰相职务的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临死前他没有对这个世界留下只言片语。从挥毫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再到郁郁而书“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或许，他对这场历史大戏的结局早已看透。

纵观王荆公的改革，以青苗法为例，并非全国改革都是失败的，在一些地方还是取得了成功，只不过取得成功推广的地方太少，而惨遭失败的地方则是大多数。

同样的一部法律，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答案已经显而易见，那就是真正还心存正义和善良，真正愿意参与这场自我革命的人，比例真的太少太少了。

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衰亡，也非一人之过失。所有摧毁这场自我改革的人，最终也都摧毁了自己。

要不了多少年，他们的妻女子孙就将遭遇一场残酷的屠戮和掠夺，三劫五屠，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积累的财富，也都落入了劫掠者的腰包。

​隆庆六年张太岳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在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成功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实际上这些改革方向和措施与王荆公的改革方向和措施大同小异。都是为了延缓土地兼并，推行劫富济贫的税法，减轻底层民众负担，减轻社会阶级矛盾。和王荆公不同的是，张太岳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军事上他有戚继光、李成梁镇北名将，以及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叛武勋支持，在朝中他更是盟友和门徒遍地。张太岳初入庶吉士时，教习中就有内阁重臣徐阶， 徐 阶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天赋和经验都相当丰富的大臣，其人脉资源广布朝野上下，而张太岳就师从 徐 阶。师从 徐 阶给张太岳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比如在严嵩当政时期，张太岳就表面上对他吹吹捧捧，但实际上却早已在暗中和锐意改革的同僚们结下了政治同盟，伺机而动。这种远超他当时年龄的官场智慧，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 徐 阶的言传身教。而这时候结下的政治盟友，在将来的改革推行时，也往往且必然是相对靠得住的政治派系力量。 当然张太岳的这种智慧还表现在对付 高拱和 赵贞吉的政治较量当中，总而言之就是会当官。

嘉靖四十三年，徐阶荐张太岳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并在裕邸期间任国子监司业。在这里张太岳收获了两大宝贵的政治资源，一个是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裕王朱载垕的人，可称裕王府臣。另外一个是明朝从国子监出来的人，将来基本都是要做官的人，在这里张太岳选拔和结识了大量的年轻干部资源。

天下之治，吏治为要，解决了吏治的问题，政令不出或政令颠倒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解决。

张太岳不仅有改革的抱负、目标、战略、方案、细则，更有一大批愿意去参与这场自我革命的同志。这些志同道合者，既有皇室人脉，又有朝中盟友，还有国子监时期 结 识的青年干部，很多青年干部后来都以张太岳门徒自居。这些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坚定的改革力量。

因此，全国清丈土地时，很少有人敢弄虚作假；实施一条鞭法时，也很少有人故意搞破坏；同时张太岳主政时期，还推行了最早的官僚体系KPI绩效考核制度“考成法”，以六大科目绩效目标考评六大部委施政成绩，完不成绩效考评目标就一律严惩。

如此一来，从上到下执政体系人员就不得不完成朝廷下发的任务目标。当然如果实施考评的人本身也腐化堕落，那弄虚作假或者把“考成法”也变成表面文章走走过场也是小事一桩。但恰恰是由于张太岳时期的明朝权力体系当中，愿意参与这场自我革命和深化改革的人占据了上风，所以张太岳的这些施政纲领才得到了相对有效的施行，大明王朝的中兴也由此展开。

然而在张太岳死后，愿意继续坚持理想和自我革命的人就所剩无几了。在其死后不久，积累已久的反弹力量就开始爆发。张太岳家属和门徒被一一清算，考成法、一条鞭法相继被废。大家都认为张太岳如此积极改革干活，一定从中赚了少说百万黄金，结果抄家之后不过白银万两罢了，所有人都感到非常诧异，都不能理解张太岳这些年这么拼命到底图个什么。——这说明在张死后的明朝官场当中，当官谋权却不为发财已经成为令人费解的奇谈怪论。

不过很快就没有人在意这件小事了，张太岳已死，大家终于可以尽情放纵享受权力滥用带来的狂欢了。满朝文武都痛斥“一条鞭法”是恶法，必须废除！却全然忘记了 “一 条鞭法 ”带来的丰厚财政收入；满朝文武皆怒斥“考成法”是恶法，因为这条法律让大家活得太累，工作太累，太忙，太繁琐，大家都感到苦了，累了，不耐烦了，必须马上废除！却全然忘记了考成法带来的政务效率与社会公正。

人类是健忘的，所以一切的情绪和立场都可以被弄权者利用，但这种健忘往往是要命的。

比如中国结束被欺凌的日子并不遥远，民间就出现了很多日吹和精美以及媚外一族，并且这些人还以此为荣，全然忘记了当年八国联军对我们的侵略和屠杀暴行有多残忍多恐怖。

比如我们刚战胜新冠病毒不久，就有人开始附和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抗疫过于激烈严苛，太苦太累，还不如共存算了，全然忘记了现在满世界的感染者和悲惨死亡有多可怕多悲哀。

张太岳彻底倒台后，所有人都在欲望放纵的狂欢当中走向了最后的晚餐，狂欢并没有持续太久，必然的反噬就来了；历史很快就会再一次给这些饕餮一般的狂欢者的妻女子孙重演了一场血流成河的屠戮教训。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历史的明镜，应于天下为官者共勉之。

尔俸尔禄，民脂 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