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拿命“试”，人在飞机在！_风闻

试飞员，特别在这个“试”字。一架新型飞机在正式使用前需要进行一系列试验性飞行，以确定飞机各项性能的边界及安全极限，直到最后定型列装部队。

从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成功飞上蓝天，到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三代机歼-10跨越腾飞；从空警-2000鲲鹏展翅，到歼-15航母亮剑；从歼-20隐身列阵，到轰-20蓄势待发……仰望共和国的蓝天，中国战鹰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对手胆寒。

2018年11月11日，观众在珠海航展上观看战机飞行表演。图｜人民视觉

这些英雄试飞员在与库叔交谈时，一改在飞行时特有的气势和威严：他们言语朴实、直率坦诚，没有任何掩饰和扭捏；他们的笑声是那样的爽朗，没有任何顾忌和遮拦。

同他们相处，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是人群当中最真诚、睿智、勇敢，同时也是最容易沟通、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文 | 徐秉君

编辑 | 王乙雯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国际航空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无比艰难。”由此可见，试飞在飞机研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当试飞员跨进一架从没有人驾驶过的新型飞机时，无疑把生命当做了试验，交给了未知。他们驾驭桀骜的战鹰冲入蓝天时，不知多少次与死神擦肩，但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人在飞机在！

那么，是谁驾驶这些中国战鹰第一个飞上蓝天？

他们是——吴克明、王昂、鹿鸣东、黄炳新、雷强、李中华、付国祥、毕红军等几代试飞员，还有一批默默无闻的试飞探险者，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铺就了中国战鹰的通天路。

1

硬闯出一条路

2001年6月，在纪念中国航空工业创建50周年的庆典上，笔者第一次见到试飞老英雄吴克明，那时的他虽然70多岁了，但有飞行员的身体底子，看起来很健硕。问及当年的试飞情形时，他笑着说：“那时和现在可没法比，因为空军刚组建不久，又正在抗美援朝，飞行员都一门心思想着升空作战，没有人愿意去搞试飞。”

当时新中国航空工业刚开始创建，只能修理飞机，而修理好的飞机却没有试飞员进行出厂试飞。但前线却急需补充作战飞机！怎么办？只能从空军临时借调飞行员进行出厂试飞。

被调来的3名空军飞行员都没试飞过飞机，也没有人带教。他们靠智慧与胆识，以不惜一死的拼命精神，在短短9个月就将473架修理修复的飞机送上蓝天，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56年7月19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由吴克明首飞成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吴克明战斗起飞达数百次，直接参加空战10余次，曾击落美军F-86战斗机2架。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不仅练就了他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作风，还使他的飞行技术经过战斗洗礼而更加精湛。

他也由一名普通飞行员，迅速成长为师里的战斗骨干。不过，刚开始得知被调去试飞的消息时，吴克明感到相当意外，他告诉库叔：“当得知要调我去当试飞员时，打心里不愿意去。可我是军人，必须要服从命令。”

1956年7月19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由吴克明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一跃跨入喷气时代。  当问及吴克明当时的感受，他感慨地说：“当飞行员时，我最大的心愿是驾驶国产战鹰保卫领空。成为试飞员后，我就敢飞最危险的课目、飞出战机的最佳性能。”

随后，吴克明又进行一系列性能检测试飞，其中包括各种极限飞行。特别是在试飞过载试验时，既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也没有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完全靠自己去摸索。他以忘我的战斗牺牲精神，冒着机毁人亡的风险飞出8个g的过载，一次试飞3次发动机空中停车等极限课目，硬是闯出一条新中国的试飞之路，助推中国空军跨入喷气时代。

【注：机动过载是指飞机的机体结构在高速飞行特别是在做各种高速、剧烈的机动动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它的单位一般是用重力加速度g来表示。飞行员所能承受的过载是有生理上限的，最高能达7到8个g】

2

“如果跳伞，就前功尽弃了”

翻开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史，王昂是一个闪光的名字，由他试飞或者担任领军重任的定型飞机数量超过20种，为中国航空科研、制造、试飞事业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卓越贡献。

库叔第一次见到“科研试飞英雄”王昂是在一次会议上，这时他已经是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科技委主任，虽然位居高层，仍十分关注试飞员队伍的建设。

“科研试飞英雄”王昂

在他看来，没有试飞员，再好的设计也无法真正变为合格的装备。

在歼-8长达8年的设计定型试飞中，王昂先后遇到飞机起飞后机身伞舱和设备舱着火、飞机颤振、发动机意外停车等高危险情，都化险为夷。特别是在空中遇到机尾冒烟窜出火焰重大险情时，王昂临危不惧、没有选择跳伞，凭借非凡胆识和过硬技术，驾机迫降成功，保住了唯一的一架样机。

当问及王昂，指挥员都下令“跳伞”了，您为何没跳？“我根本没想到跳伞”，王昂说，“这架飞机是独生子，就这么一架，如果我跳伞了，就前功尽弃了。”

这就是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

王昂解释说：“试飞与飞行，不仅不是同一个概念，更不是同一种评价标准。一个好的试飞员，不仅要会飞，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飞。试飞员要有强大的理论基础，在试飞过程中必须拿到精准的数据，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尽可能不浪费任何一个起落。”

但王昂对试飞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试飞员，勇敢是必须的，但只有勇敢是绝对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控制风险的敏感性、冷静坚毅的性格、完备充分的知识结构。”

3

“就是摔，我也会把飞机摔在跑道上！”

从二代战机到三代战机是一个大跨越，这步跨越带来的是思想、理论、技术和理念上的重大冲击和变革。同时也意味着，试飞员要承担更大的试飞风险。

雷强，是另一个在航空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他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三代机歼-10首席试飞员。笔者同他相识是在一次评审会上，当他谈起首飞的情形时，仍激动不已。

空军首批试飞专家、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

作为试飞小组成员，雷强从歼-10设计阶段介入一直到首飞，用了整整10年时间。为了歼-10试飞，雷强曾赴国外一家飞行试验研究院学习培训。学成归国后不久，战友卢军在一次尾旋飞行中意外牺牲。

此时，该项工程的首席试飞员中，能够完成尾旋飞行的只剩下雷强一人。

2018年11月7日，歼-10战机在珠海航展上进行特技飞行。图｜人民视觉

1998年3月23日，首架歼-10战机在起飞线上，蓄势待发。按国际惯例，一款新型战机的新技术采用率一般不超过30%，而歼-10战机新技术采用率高达60%以上，这在世界航空史上前所未有。

这也意味着风险空前——到底能不能飞起来？最后能否飞回来？

试飞现场，笼罩着泰山压顶般的沉重气氛。

“放心，就是摔，我也会把飞机摔在跑道上！”登机前，首席试飞员雷强的郑重承诺，让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院士潸然泪下。

关闭座舱盖后，雷强感觉到自己剧烈的心跳。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雷强驾机呼啸直射天空，飞机上升到预定高度，他按首飞试飞方案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和科目试飞。18分钟后，当这架浸透了千万航空人心血和汗水的战机平安落地那一刻，现场沸腾了。

虽然这次飞行只用了18分钟，但对于雷强和科研人员来说，却是那样的漫长；对于中国航空事业来说，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雷强用生命的承诺创造了历史——歼-10飞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我国军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历史性跨越！

4

最危险的试飞科目之一

极限试飞是最危险的试飞科目之一，每一次临界试验，都是与死神的惊险博弈。

一种新型战机的飞天之路，其实就是试飞员必须要杀出的一条试飞“血路”。“每往前飞一步，死神就离你近一步。”就是在这样一次次抵近生命极限的惊险飞行中，李中华创下了目前歼-10飞机的飞行最快纪录——每小时1453公里，不仅保住了国家财产，更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英雄试飞员”李中华

作为试飞员，李中华遭遇过几十次空中险情，高空飞行中发动机停车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歼教-7装备部队后，使用过程中“失速尾旋”事故频发、严重威胁飞行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李中华和战友李存宝肩负起飞“失速尾旋”的任务。

“1998年5月18日，我俩上面飞的时候，按照计划要飞左螺旋。当按照程序进到左螺旋之后，飞机刚刚转了半圈，结果飞机突然间嘭的一声响，飞机滚过来以后，向右边急剧地转起来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它嘭的一声响，就把发动机给憋停了，然后我们两个是倒飞螺旋里面，倒悬在座舱里面，座舱里面尘土飞扬的。这种时候，倒螺旋转的方向和人的感觉是反的，判断是反的。在当时我们两个要做的事情，首先要把这个飞机从螺旋里面改出来，而不是启动发动机。”

由于歼教-7是单发飞机，发动机停车后，飞机供气、供压等生命保障系统也都受到直接影响。

“供气、供压这个系统故障了，瞬间座舱里面，就被霜全部结住了，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我在前舱，一边操纵飞机，一边用手套在我左前方的玻璃上擦出一个小孔来。”据李中华描述，自己就是靠这个小孔加入航线，最终把飞机给落下来的。

2007年，李中华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2017年7月28日，李中华获得了军人至高的荣誉——首批“八一勋章”，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他佩挂勋章、颁发证书。这是试飞员群体的最高荣誉！

荣誉的背后，是以李中华为代表的试飞员群体在未知领域奋飞、并以生命热血写就的。

5

一颗强劲的“中国心”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是飞机的“心脏”，由此可见其在航空工业产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航空发动机是当代高密集技术的集合体，因而世界上只有美、俄、英、法、等几个国家掌握其核心技术。面对紧迫的国防需求和世界航空大国的技术封锁，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依靠自己走自主研发的道路。

空军试飞专家、“太行”发动机首席试飞员毕红军。记者谭超摄

航空界认为，航空发动机不仅是设计出来的，还是试验出来的。  经过一系列严格考核选拔，最后确定由空军首批试飞专家、空军特级飞行员毕红军担任“太行”发动机的首席试飞员。

尽管首飞非常成功，但后续实验试飞任务更加艰巨。因为试验试飞也是暴露问题的阶段，在“太行”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曾遇到过各种技术问题和故障200多项。

毕红军在试飞过程中先后遇到风扇第一级工作叶片断裂、涡轮后支点滑油回油温度高等重大故障缺陷。特别是在一次试飞过程中，出现了空中停车的重大险情，毕红军沉着冷静，处置果断，凭借过硬技术，单发一次着陆成功，不仅保住了新型战机和试验发动机，而且保住了宝贵的试飞数据，为后续的研制和改进提供了重要依据。

“太行”发动机的研制成功  ，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凝聚着几代航空人心血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已经实现了从第二代向第三代、从涡喷向涡扇、从中等推力向大推力的历史性跨越。

从此，中国第三代主战飞机有了一颗强劲的“中国心”！

6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

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无疑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试验，因此，他们被称为是和平年代离死亡最近的人。

试飞英雄黄炳新，在首飞歼轰7“飞豹”临上飞机前，将一封遗书交给组织，遗书里只写了三句话——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的发展也是值得的；里面的钱是我牺牲前交的最后一次党费；家里人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试飞员鹿鸣东在试飞引起歼-8超音速振动的原因时，面对超音速状态下飞机可能随时解体的高风险，他坚定地说：“对我们试飞员来说，生死问题早已解决了。设计师要求怎样试，我就去怎么飞。”

试飞员刘刚在试飞歼-8大M数时因发动机故障导致飞机空中解体，他和心爱的战机一同融入蓝天……最令人痛心的是，安葬刘刚时竟没有烈士的遗体，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痛？妻子张淑芳含泪在丈夫的骨灰盒里放了一架飞机模型，她对刘刚的战友们说：“刘刚生为飞行，死为飞行，就让飞机与他做伴吧！”

翻开空军试飞部队60多年的荣誉史册：成功试飞160多型2万余架国产新机。据不完全统计，空中各种历险3000余次，果断处置随时可能发生机毁人亡重大险情400多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有4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获“一级英模”勋章；有29名试飞员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挚爱的蓝天……

当笔者问毕红军是如何面对这一切的，他笑了笑说，“我已经习惯了”。

谈到试飞员如何看待试飞风险时，新一代战机首席试飞员付国祥告诉笔者：“生和死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其实，生就是耕耘，死就是收获，人生就是劳作于耕耘和收获之间。” 他对生命现象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诠释 。

新一代战机首席试飞员付国祥完成首飞成功归来。

其实，试飞员们是最热爱生命的一个特殊群体。  因为生命的宝贵，所以他们特别珍惜和善待每一天。在笔者看来，试飞员同你和我一样，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所不同的是他们境界更高些、意志更坚些、心理品质更强些。

人生态度不同，生命的价值才拉开了距离。正像一位作家所说：“珍惜生命所得到的，忽略生命该得到的，忘记生命没得到的，人才会活得无愧、无怨和无悔。” 这或许更能让我们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  由此可以看到，在试飞员群体中凝结着一种强军报国、铸梦蓝天的试飞精神。这种试飞精神是战斗精神与奉献精神的高度统一，也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更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