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_风闻

张泽宇老师

近期，笔者发布多个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抗战的内容。引起不小争议。现原文转发张泽宇老师《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谈谈抗战时期苏联给予中共的援助。

张泽宇老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本文来源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苏联为了避免日本从东线入侵，确保其国家安全，积极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根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1年遭到德国入侵之前，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提供3笔共2.5亿美元的贷款，后者实际动用1.7亿美元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除此之外，还有5000余名苏联志愿，技术人员来到中国服务 ，帮助中国培训飞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8345人等等。苏联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已经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对于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却鲜有研究。本文以苏联解密档案和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对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和阐述。

一．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定期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长征期间，由于大功率电台损坏，中共中央与莫斯科联络中断，财政援助也随之中断，到达陕北之后，在1936年6月与莫斯科恢复联系后的第一封电报中，中共中央就提出希望得苏联和共产国际每月300万元的经济援助。1936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了将近200万美元的财政资助，这虽然没有达到中共中央的预期，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援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支出随之增加，国民政府的拨款远远不能平衡开支；加之陕北的自然环境严酷，资源贫乏，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税收很少，因此，中共的财政十分紧张。在193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指出，国民党中央政府每月拨给中共的款项为50万中国元，仅相当于八路军每月军费开支的20%，而且由于当时货币不断贬值，这笔拨款实际还达不到50万元，由此可见当时财政问题之严重。为此，在1938年2月2日，2月4日，1939年3月5日，5月25日，中共中央四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得到财政援助。而在1939年6月的系列电报中，中共中央亦多次强调目前的财政困难 ，希望得到共产国际500万美元的资助。面对中共迫切的资金需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一定的积极回应。1938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经过研究决定向中共提供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于1938年4月28日收到这笔款项中的30万美元，毛泽东还为此开了一个收条。同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也带回一部分款项。1939年6月28日和9月21日，两笔汇款先后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具体数额不明，但应该也是财政援助的一部分。

1940年初，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比较详细的年度财政预算，具体包括：每个月党的总财政支出（包括中央和各级机关开支，人员培训费用，报纸杂志印刷出版发行费用等等）为79万7960元，收入为30万元，差额为40万7960元，合58280美元；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军校培训等支出）为420万元，中央政府拨款77万元，军队收入133万元，共210万元，差额为210万元，合30万美元。这样，中共每月的财政资金缺口为35万8280美元。

1940年2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请求。斯大林回答说：“我很忙，很多文件都来不及看，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此后，中共中央陆续收到共产国际的拨款：1940年5月底，收到14.66万美元和8200英镑；1941年2月17日，收到2.45万美元。除此之外，周恩来从苏联回时时，随身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的拨款；1941年2月，苏联驻华使馆外交官潘友新带给中共3万美元。鉴于拨款已经超过30万美元，笔者判断，这应该包括此前拨款尚未到位的款项。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德国入侵，希望中共的部队能够牵制侵华日军，不让其北上威胁苏联的安全，因此加大了对中共的资金援助。1941年7月2日，季米特洛夫向联共（布）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呈交了中共中央希望得到200万美元的电报。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拨付100万美元的款项。7月7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这笔汇款即将分批汇出。9月5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各汇30万美元，共计60万美元。10月，共产国际总部因战事搬迁，剩余40万美元很可能没有拨付，目前尚未发现中共收到剩余款项的证据。

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援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事斗争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武器低劣，装备混杂，弹药严重不足的困难境地，因此迫切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共中央选择西北作为长征的目的也与此密切相关。正如毛泽东所说：“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都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就开始积极筹划实施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的计划，苏联也准备向红军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弹药。1936年9月8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汇报，批准中共中央制订的计划，即组建西路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接通中共—外蒙—苏联这一路线。苏联则在这一行动成功后，向红军提供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弹药的援助。可惜西路军最终兵败，这一军事援助计划也随之流产。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的军事装备问题更加突出。1938年2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希望苏联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机关枪，步枪等轻武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因为这一时期苏联集中力量援助国民政府，而向中共提供武器装备无疑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戒备，影响中苏关系。1937年11月8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民政府代表杨杰，讨论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问题。谈话间，伏罗希洛夫曾试探地问及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的事宜，杨杰马上将话题岔开。后来，孙科接替杨杰与苏联交涉，蒋介石指示孙科，如果苏联再提议援助中共武器装备，要严词拒绝。为了确保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不受影响，苏联在这一时间没有向中共大量提供武器弹药。

1938年7月，苏联和日军在中朝交界的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1939年5月，日军入侵蒙古诺门罕地区，虽然这两次局部战争均以苏联胜利而告终，但其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担忧。随着武汉和广州的沦陷，国民政府丧失了中国大部分领土，退守西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级。形势的变化让苏联重要开始考虑在军事上的援助中共的计划。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提议如果八路军能打通延安经由绥远到外蒙古之间的通道，苏联就可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大量武器装备。12月18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提出三个方案：组织精锐的小股骑兵部队（2-3个骑兵连，每个连配备100匹马）定期往返于这一路线上运送武器；组织大部队（1万人左右，配备1000匹马）接收并运送武器；收买镇宁绥远的傅作义（可以用金钱收买，也可以向其提供部分苏联的军援）以方便运送武器。实际上毛泽东在电报里就否定了第二个方案，因为绥远和蒙古交界处人烟稀少，水源短缺，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因此中共中央实际上提供了两个方案请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裁决并尽快回复。12月26日，季米特洛夫专门就此事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协商。不久，共产国际回复中共中央，表示正在对此援助方案进行研究，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复，要求中共对此事绝对保密。此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函电中就再没有提及此事，这个军援计划就这样不了了之。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个计划正在讨论中的时候，爆发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骤然紧张，甚至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向中共提供大量武器会使国共关系更加紧急，进而影响苏联的利益。事实上，皖南事变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多次电告中共中央避免与蒋介石决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皖南事变刚刚平息不久，德国就入侵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无法为中共提供军事援助了。1944年11月30日，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等人商议通过外蒙向延安提供武器的问题，但仍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三．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医疗援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部队的伤亡急剧增加，陕北还曾爆发瘟疫，部分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而中共的医疗条件相当有限。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医疗设施和药品的援助，主要方式为开办医院，提供急需的药品和安排中共干部赴苏联治病疗养。

（一） 开办医院：1939年9月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希望共产国际能够给中共提供医疗援助，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和兰州开办医院，医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同年12月，共产国际委托苏联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戈列波夫和卡拉罗夫负责此事。具体包括：以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名义在兰州和西安开办两家医院，用以医治八路军和新四军伤员，其中一家规模较大，有400个床位，另一家规模稍小，拥有200个床位；两家医院的医疗设备花费107.9万卢布，每年的运营费为349.8768万卢布，加上两架急救飞机68.6万卢布的费用，一年总支出为526.5768万卢布。在乌鲁木齐和哈密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办两家疗养院，各拥有150-200个床位，疗养院的设备费为50万卢布，年运营费用为178.2043万卢布，建筑费230万卢布，总共418.2043万卢布；开办医院的总支出为950万卢布。医院和疗养院共需要23名医生和16名护士长，由共产国际从英美等国招募，以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为优先人选；其余护士和勤杂人员均在中国当地招募；除此之外，还有25名管理人员和政工干部，均由共产国际选派。

（二） 提供医疗设施和药品。全面抗战时期，中共讯的抗日根据地长期遭到封锁，各种医疗设备尤其是药品奇缺，为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一定的援助。1939年3月13日，邓发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已经收到一批药品，进而指出在武汉和广东沦陷后很难在国内弄到急需的药品，希望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援助，按照已经收到的药品的双倍数量再提供给中共下一批援助。1940年2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延安等地有爆发瘟疫的危险，要求援助供30万人使用的抗菌药。同年4月23日，共产国际询问中共中央是否可以将药品寄往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共中央对此给以肯定的答复。1941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请求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治疗痢疾，伤寒和霍乱的药。除此之外，毛泽东此时右半臂麻痹，希望苏联能够提供对症的特效药，派来优秀的内科医生予以治疗。目前虽然没有文件能够证据共产国际是否满足了中共的要求，但从毛泽东个人后来的健康情况来看，中共很可能得到了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医疗援助。

（三） 安排中共干部赴苏联治病疗养。长征途中，中共许多干部都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疾病，到达延安之后，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无法得到有效治疗。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安排了一批中共干部赴苏联治病疗养。193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原来招收中共留学生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扩大规模，增设一个领导干部班，招生10名，主要是为负伤或患病的中共高层领导提供疗养和学生的机会，蔡畅，袁牧之，马明方，蹇先任等曾先后在此留学，疗养。1938年，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开办军事班，林彪（化名李进），卢东生，杨至成，谭家述等人曾先后在这里留学和疗养。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右臂。鉴于延安的医疗设备简陋，周恩来很难得到有效治疗，因此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希望能够安排飞机运送周恩来去苏联治疗。8月11日，季米特洛夫回电，表示可以安排飞机，而且已经派出一位医生乘车前往延安对周恩来做病情检查。同年9月13日，周车来到达莫斯科并进行手术和治疗。手术比较成功，一周后伤口愈合。其间，苏联提供了专门设备对周恩来手臂进行理疗，但是由于病情延误时间过长，因此周恩来的手臂没有得到完全恢复。

四．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其他援助

除了上文提及的援助外，苏联和共产国际还为中共提供了其他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援助理论书籍和新闻纸。全面抗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共向延安赠送三批书籍。1939年1月8日，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的一批理论，文化和军事书籍到达延安，总重达到15吨。

同年3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通知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赠送的1万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已经由邓发从莫斯科带回。任弼时对此事颇为关注，在7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询问这批书是否到达？印刷质量如何 ？翻译得怎么样？研究这本书有何心得？他还特别强调这本书对提高中共党员理论水平的重要意义。8月18日，任弼时得到来自中共中央的回复，书已经收到，但在此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已经出版，分为上，下两卷，在重庆，广东，上海和延安均有售，民众对此书反响比较热烈，一版发生的2.5万册已基本售罄，下卷刚刚在上海出版。共产国际提供的1万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印刷质量良好，译文也不错，就是某些地方的语言有些欧化。这本书在延安得到高度重视，被下发到各级机关，要求干部精读此书，在延安所有的学校都采用此书作为教材。除此之外，延安还专门成立了由王明领导的学术委员会，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进行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对这本书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其对于提高中共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具有重要作用。1941年5月21日，共产国际提供的第三批书籍运抵延安。此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理论书籍赠送也就停止了。

全面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创办了《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等报纸和16种期刊，纸张消耗很大，希望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提供5000包新闻纸。同年11月15日，季米特洛夫通知中共中央，60吨新闻纸运出，但只能运到哈密或兰州，希望中共中央派人接收。1940年4月23日，第二批新闻纸到达迪化；1941年5月21日，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的700公斤物资运抵西安，其中包括新闻纸，这也是最后一批，因为一个月后苏联就遭到入侵。

（二）援助无线电通讯设备。电报是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最主要的联络方式，全面抗战爆发后，双方之间的联络更为频繁，通讯设备的耗材消耗量很大，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搞到大功率电台的电池和相关零部件。应中共的要求，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提供的20个真空管，6个碱性蓄电池和苛性钾运抵延安；同年4月23日，共产国际又向中共中央提供了1部500瓦的大功率电台以及专用的发电机和相关设备，这样可以确保延安和莫斯科之间通讯保持畅通。

（三）帮助培训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0世纪30年代，苏联通过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干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对干部的需求更加迫切，1938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的中国部合并为共产国际中共党校，由郭绍棠任校长。学校下设政治班和军事班，政治班开设联共（布）党史教程，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班还为文化层次较低的学员开设了汉语，数学，地理，自然知识等课程。蔡畅，贺诚，贺子珍，杨之华等在此学习。军事班是与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合办，开设军事论，武器操作和实战演练等课程，林彪，刘亚楼，钟赤兵，李天佑等中共名将都在此留学。1941年苏联遭到德国入侵后，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停办。

1937年5月，兵败的西路军左支队393人到达新疆。应陈云的要求，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建立联共（布）批准这部队人到达苏联留学，东大军事班可以接收100到150人，其余人员安排到其他学校。联共（布）中共表示反对，决定在迪化成立军校，由苏联提供经费和师资，将西路军左支队安置在这里学习。迪化军校开设的课程包括飞机驾驶，炮兵射击，装甲兵技术，汽车修理，无线电通讯等。此后，军校也开始招收部分八路军官兵，到1939年，学员人数已经达到400余人。新疆迪化军校为中共培养最早的军事技术人员，对此后的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结语

总体来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苏联通过向中国提供低息贷款，出售武器，派出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培训军事人才等方式，积极支持国民政府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与同时，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不触动国民政府的前提下，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财政，军事，医疗，通讯，干部培训等方面的援助，这对于在艰苦环境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但是，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的援助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基本上都是无偿的，帮助中共渡过难关，体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张扬国际主义的一面，尤其是在1941年6月，苏联遭到德国入侵后，仍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中共提供6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这是值得肯定的；同时这种援助又有其特定的目的，就是确保苏联的战略安全，这体现出其侧重国家利益的一面：当国民政府积极抗战时，苏联大力支援国民党，这是为了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当抗日战争进行相持阶级，苏联开始通过共产国际增加对中共的援助，这同样也是出于确保苏联国家安全的需要，因为当国民政府迁都重要，退守西南之后，只有中共控制的抗日根本地更能够发挥保卫苏联战略安全的作用。

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援助带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而且援助的数量也不多，但却是非常宝贵的，能够帮助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渡过抗日战争最为困苦的阶级并不断壮大，这对于中共自身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1941年6月2日遭到德国入侵后，苏联必须集中全力抵抗入侵者，无暇顾及中国战场，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停止了，而对中共的援助却仍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时期，苏联始终是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援助， 这样可以不至于引起国民政府和英美等国的戒备。当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也基本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