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羽丰：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_风闻

本文在整理了若干篇阿富汗经济或经济史的论文之基础上，希望简要介绍阿富汗如今局势背后的经济逻辑。以下三点将不可避免地限制本文的深度和可靠性：

1. 我不会普什图语或任何一门阿富汗的本土语言，只能阅读英文材料，更不必说去实地考察了；2. 我的区域研究知识缺乏，对关于阿富汗的各类知识缺少预先了解；3. 我并没有经济学或经济史的科班背景，经济论文中能完全读懂的也就只有统计数据，不一定理解和转述准确。

本文为随笔性质的文章，没有严格遵照学术引用规范，仅将参考文献附于文末，因此如对文内引用的事实或数据存疑，可以提醒我追溯校正。

2021年8月19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民众在市场购物。

专职研究革命社会学的学者杰克·A·戈德斯通在1993年感叹道：“我们本能够且应该预料到1989-1991年间苏联与东欧的剧变。”

他为西方学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解释是，拥有知识的区域专家们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而钻研理论的政治和社会学家们又缺乏关于该区域的必要知识（连当地语言都不会说）。

如今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在阿富汗问题上，事后著述的文章要么以个人视角来叙述故事，要么平铺直叙军事、政治、地理和外国干涉等事实信息，甚至都缺乏像戈德斯通那样诘问为何决策者与学界都没能预见阿政府会快速崩溃的反思（或辩白）。

单看数据，人们可能很难理解阿富汗政府为何在同塔利班的对抗中一败涂地。被嘲讽为买办政权的阿富汗政府确实依仗国际援助带来了经济奇迹——

2020年时，阿富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002年亲美政府成立之初的近五倍，人均GDP也达当时的2.8倍。长期在阿政府实际控制下、直到去年以前少被战火波及的大城市及周围地区，几乎所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稳步上升，生活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性别平等等方面无一例外。

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实际控制区内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甚至时而景气繁荣，这是任何试图分析“为什么阿富汗失败了”的文章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什么账面上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方面颇为成功的阿政府，还是无法赢得民心、无法将城市的繁荣扩展向农村、更无法发挥拜登口中30万装备精良军队的力量来赢得内战呢？这绝不是一句“农村包围城市”就能解释的。

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分析阿富汗国家建设为何失败时提出了四个解释因素：1. 多山的地理条件，2. 地缘位置与代理战争，3. 宗教原教旨主义，4. 民族矛盾。

然而这一解释疑点重重，同样拥有这四个恶劣条件的其他不少国家却并没有如阿富汗那般命运坎坷：较早形成的稳定国家，如瑞士，阿尔卑斯山险峻而贫瘠，曾为周边强国的角逐之处，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并不宽容多少，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人口的代表比例甚至写入宪法；较晚结束封建制度与内部动荡的国家，如伊朗，全境多山而历来充满逃避统治的山民，与阿富汗同于19世纪起便成为列强博弈的舞台，最终走向政教合一，主体民族波斯人也仅占人口半数。

更不必说，这些“负面”因素同样也蕴含着无穷机遇：多山地形让阿富汗拥有大量有待开采的矿产储备，列强的银弹攻势在20世纪中叶以来则反而成为了阿富汗国家收入的骨干。

本文无意自大地提出一种全面的解释取而代之，只希望引入一个目前关于阿富汗的讨论中常被忽视或一笔带过的角度，即经济分析。

实际上在过去学界对阿富汗的研究中，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次要的主题，更多学者聚焦于地缘战略、文明冲突等宏观解释或人类学、民族志等微观视角。笔者不敢妄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便能解释一切问题，但至少可以争论，缺乏经济视角会让我们漏掉许多理解阿富汗局势的重要信息。

一、虚假繁荣的城市现代化

尽管探讨阿富汗问题的文章大多从苏联入侵时期谈起，但其经济的畸形状况却要追溯到冷战之初。《追风筝的人》所追忆的苏联入侵前的王国时期被一些人凭想作“黄金时代”，但当时繁荣、开放的景象一来局限于上流社会和城市精英，二来极度依赖美苏两大霸主的慷慨援助。

位于亚洲心脏的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相当重要，在19世纪英俄“大博弈”中便成为列强角逐之地，铁幕落下后，美国与苏联再次试图争夺这处十字路口——只是以和平的手段。

1960年，喀布尔学校中的女学生和女老师。

如果说巴列维王朝的王座由石油浇筑，那么查希尔沙阿便是坐在美元与卢布上统治。美国于1949年开始的“第四点项目（Point Four Program）”是冷战期间的首个列强援助，虽然援助金额只有约95万美元，但其专家团帮助建设了电力、煤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

同一时期美国进出口银行还给阿富汗提供了2100万美元贷款。紧接着苏联也不甘示弱，赫鲁晓夫于1955年亲自访问阿富汗，接下来的十年间共给阿富汗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无偿援助，苏联工程师也修筑了输油管道和首都喀布尔的高速公路。恐惧赫鲁晓夫的慷慨将让阿富汗彻底倒向莫斯科，美国在同一时期（1955-65年）又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对这个1965年时人口才刚接近一千万的小国，十年间两大超级大国的银弹攻势便已经相当于当时阿富汗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外国援助长期构成阿政府开支的40%上下。这一时期主政的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建立了“指导经济”的经济模式，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巨额援助投资于国民经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程。

然而，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统治精英大多是“食利者”而非“收租者”。一项五十年代对阿富汗国民经济的研究指出，阿富汗的上层阶级往往“从商业贸易、而非从矿产开采或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入”。

由于阿富汗农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地主多居于乡下的土地中，城市精英则由商人阶级构成，旅行商人（powindah）和其他从事移动性的经济活动的职业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而到现代国家逐渐形成时，行政官员又大都招募自这些原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城市精英。

如此形成的近代阿富汗的官僚阶级，与斯考切波研究的一般近代国家由地主阶级构成的官僚阶级大相径庭：后者会依旧眷恋土地贵族的农村利益而试图朝这一方向影响国家政策，但阿富汗负责国民经济的官员则会竭力将政府投资集中于城市。

本就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再加上地方部族对现代化的天然抵触，让大笔外国援助直接转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办企业与电气等基础设施。凭援助展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养肥了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又雇佣了大批城市平民、使其生活条件也迅速提高，而城市的医疗与教育也得到了重点建设。这就形成了所谓“黄金时代”的美好画面：喀布尔的街头灯火通明，女性的时髦穿着与欧美相差无几，摇滚音乐同样流行于城市青年中；但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农村依旧贫穷、传统而保守，只是繁荣景象中并不存在农村的戏份。

然而与此同时，美苏持续的慷慨援助又让城市经济，尤其是王室控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无需考虑利润，仅依政府补贴过活即可。以五十年代时贾拉拉巴德的制糖工业为例：阿富汗官员在建厂时只追求产能，但连当地能供给多少甘蔗原料都不知道，结果是该地制糖产能远超全省的甘蔗产量，全省一年产出的甘蔗竟只能供给工厂开工25天所需的原料。

为了保证制糖厂的正常生产，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在本省和周围省份收购甘蔗，但农村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当地人有将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黄糖（ghur）或直接食用的传统，政府收购价必须远高于市场价才能从农民手中买到甘蔗。如此，现代化的制糖厂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政府必须年复一年地投入大笔补贴，才能支付虚高的原料与雇员成本。

二、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赔本却坐享补贴的官办工业就像吸血的寄生虫，一旦扎根，便会试图榨取越来越多的养料。即便这一时期查希尔国王正试图推动宪政改革，但其君主专权的地位并无动摇，经济政策并非由民选政府制定，而依旧由国王（及其任命的首相）所委派的技术官僚、所信赖的精英亲信们负责。

于是，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享受投资红利的城市精英、从对外贸易中渔利的买办阶级以及受雇佣而摇身一变成了职工阶层的城市平民，都紧紧抱住外国援助的摇钱树不放，竭力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将援助向大城市和官办工业倾斜，恶性循环形成了：低效腐败的官办工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影响决策而将更多资源注入官办工业。

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成为了超级大国扶持下的温室花朵：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并无长足提升的情况下，阿富汗的粮食、设备和消费品愈发依赖外国供给；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气、矿产等资源即便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并无比较优势，依旧会被一心争夺阿富汗的苏联等国高价进口。

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在1969-72年的饥荒中充分体现：以中西部的古尔省为中心的大片农村地区大范围歉收，据估计五十万灾民挨饿而死，上百万农民流入邻近的伊朗。但是这一时期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没有出现灾荒的迹象，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员们也没有及时上报灾情、更未及时作出反应。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阿富汗的大城市此时已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的粮食，而与贫穷但自给自足的农村日益脱钩；阿富汗的官僚与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就连当灾情来时也不顾农村人民的死活。

1974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左一）接受采访

1973年，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在苏联顾问训练的军官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建立阿富汗共和国。野心勃勃的达乌德汉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已足以自力更生，试图摆脱苏联毫不遮掩的经济与政治渗透，陆续请离了苏联顾问和工程师们，制定"七年计划"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并同印度、伊朗和一些中东国家展开经济合作。

但这些新朋友们显然没有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娇生惯养的阿富汗工业也无法适应平等互惠的正常经贸往来。七年计划被证明失败：直到1978年被四月革命推翻前夕，达乌德汉的共和国在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没有实现当初计划的目标，与大国脱钩的阿富汗经济陷入停滞、反对势力滋长。

苏联入侵后，各地叛军和地方武装很快让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控制区仅剩下几座大城市及周围地区。慷慨的苏联人再次带来了巨额援助，但也只有大城市能从中受惠。在苏联受益的大规模国有化与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下，先前王室控制的官办工业摇身一变成了巨型国有企业，其吸血外国援助的本质却没什么改变。

为了稳定民心，苏联人还自作聪明地带来了与本国相同的职工福利体系，国企与政府雇员的家庭可以领取免费配给的面粉、食用油，甚至剃须刀片，到八十年代晚期约三十四万个家庭受惠于这种福利。苏联入侵的十年间，阿富汗政府的开支翻了五倍有余，其中三分之一长期依赖苏联补贴，还有四分之一依赖苏联高价收购油气等出口商品。

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联盟一经形成，就难以从国民经济中彻底剔除了，更不必说他们还与同样依赖补贴生存的城市职工阶级的利益相同而非对立。

1996至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掠夺经济也没能摧毁这个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2002年美国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后，西方经济顾问们为振兴阿富汗经济开出了自由市场的药方，这部分也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心空前高涨。

新政府的首要经济政策便是将昔日遗留的巨型国企全面私有化，但既得利益者们显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工商业与农业部门的中底层公务员（mamurin）消极抵制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甚至时常试图恢复福利体系，如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萨莱穆电信（Salaam Telecom）就是阿富汗工商部不顾西方顾问劝阻、自行其是新建的国有企业；而政治与社会精英们则发挥人脉，巧取豪夺了那些成功私有化的国企的资产，成为了石油、燃气、运输业等部门的寡头。

如此不伦不类的城市经济既无法实现自由市场设想的经济活力，也失去了旧日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但是在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下，结构性问题不仅被掩盖，甚至还在悄然加深着。

西方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金主驱动型经济（donor-driven economy）”：欧美各国与国际组织年复一年地提供援助，一部分援助被阿政府的技术官僚截取转化为对内补贴，另一部分则滋养了买办和寡头及其私有产业，但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产业的效益都极度堪忧。

欧美还将自由贸易政策强加于阿富汗，政府无法采取保护措施，本就缺乏竞争力的本国工业更加举步维艰，使其更依赖补贴、而国民经济则依赖进口。2020年的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坚果、羊毛、宝石等原料，而进口商品却从粮食到石油制品、布匹等消费品到工业设备等生产资料无所不包。

这怎么也不像是一个近百年来各大金主源源不断的援助、漫长而投入巨量的工业化所建设出的国家。实际上，反倒是这百年来的娇生惯养，让附着于国民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阻碍一切结构性变革，无论喀布尔上空飘扬着什么旗。

2014年时，阿富汗43%的政府预算都依赖国际援助，还有25%来自进口关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从阿富汗逐步收缩并缩减援助，一切都会灰飞烟灭。

经历过战乱的上层阶级当然早就开始逃离这个国家，官僚-买办-资本家早早把子女送往欧美接受教育，自己也安排好后路，留在国内的只有自己吸食补贴的产业，一旦政局突变便可迅速卷款跑路。

真正依附于畸形的金主驱动型经济、却又只能在本国坐以待毙的，是在那些靠补贴提供良好待遇的大企业中工作的城市职工阶级，这个群体在美国对阿政府和大城市的军事保护下持续扩大，也有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到如今至少有三四百万人的规模。

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许多蓄着大胡子、外貌与传统中东男性无异的男性居民，同样在喀布尔机场绝望地看着美国飞机离开——如果塔利班只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只是保守反动，那此时焦急逃离的应当只是妇女儿童罢了；可实际上塔利班断掉的，还有那几百万城市居民百年以来仰赖国际援助和政府补贴的幸福生活。

三、反复失败的土地改革

细心的读者或许要发问：既然从王国到亲美政权的阿富汗中央政府，长期坐拥经济、军事、技术上的全方位优势，为什么没有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尝试推进农村工作、将外国援助用于发展或至少补贴落后的农村，从而避免军阀和极端武装渗透农村从而包围城市呢？

也有人凭此指出，阿富汗必须仿照中国土地革命那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动员农民来对抗部落，从而扼杀极端思想和地方军阀滋长的温床。

早在1979年，尚未被苏联干涉、还能大体控制全国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就将全国的土地改革作为工作重心，从约四万户地主家庭处再分配约一百六十万亩田地。此前的达乌德汉政权也尝试土改，其政策比人民民主党略温和些，但同样失败了。

执政的“人民派（Khalq）”们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土改”才能动员贫苦农民们反对部落和地主，获得多数农村人口支持；他们同样也有政治上的动机：以合作社逐渐取代村社，从而削弱传统上反对现代化的部落的影响力。

然而人民派与如今的网友同样没有料到，不只是地主和部落，就连理论上获利的农民也纷纷反对土地改革。实际上，土改引发的广泛抵制和随之而来的农村反抗，恰恰是苏联决定出兵的重要原因。人民派也很快放弃了激进的土改政策，直到日后苏联扶持的新政权才小范围渐进地完成再分配。

阿富汗农民

为什么就连能获得土地的农民也不愿接受土改？原因之一当然是农村保守而宗教氛围浓厚，对阶级斗争的叙事完全无感，传统伊斯兰教教义又反对剥夺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再将其给予另一个穆斯林。

更根本的原因是阿富汗的土地分配以部落和村社的所有制为基础，而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封建社会”那般，土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土地贵族手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紧张地对立着。

正如人类学家们在东南亚或非洲的其他前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部落和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难以用罗马法的概念描述，高度依赖不成文的传统与社会纽带，这种所有制一方面封闭而自给自足、天然抵制现代经济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以社会关系维持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保证农民阶级所受的剥削在可承受的限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指出，在部落的土地所有制下，阿富汗农村同其他南亚、中亚传统社会相比要平等得多。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都拥有耕地，可归类为通常意义上的自耕农阶级；地主阶级虽然也掌握了大量土地，但绝大多数都是仅有三个以内佃户的小地主，这类小地主自己也会住在乡间、参与耕作。那类符合传统想象的坐拥大片田地、自己居住城中而委派代理人征收地租的大地主，只在毗邻中亚草原的狭小北部平原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谷零星存在。

与斯考切波的经典模型大相径庭，传统的土地贵族（khans）通常自己住在乡间，亲自监督农业生产，而对大城市和中央政府并不感冒，无心参与官僚体系，只会在地方利益受触犯时才以抵抗的姿态参与政治。这是由于土地贵族们往往依赖根深蒂固的部落等地方社会关系，其土地所有权源自所属部落的习俗和认可，也因此被本地人期望要维持雇农、佃农可观的生活条件。

由于位于商路上的阿富汗商业发达，农民们往往向乡镇商人或旅行商人借贷，而不会背负对地主的大笔债务，又由于根据习俗，佃农与地主间通常每年签署一次合约，阿富汗农民的流动性很高、很容易便能离开恶劣的地主，并不像一般封建社会那样被束缚于土地。

多山的地形甚至反倒有利于农民维持生计：贵族们占据了河谷和有灌溉的土地，于是传统中不毗邻水源、没有灌溉的土地便是事实上的公地，任何人皆可开垦，开垦者即可宣称所有权且不必纳税，这在王国时期被法律确定。

通常的均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面对的往往是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愈发恶劣、对农民层层盘剥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的自发反抗早已星火燎原，土改无非是给干柴带去火花罢了。但阿富汗的部落与村社则遏制了土地兼并，即便大多数农民处于贫困和落后中，但也对现状大体满意，反而因部落、村社自给自足的特性和社会纽带而抵制变革、更反对简单粗暴的指令式土改：农民们并不觉得土改中分配的土地会让生活有多大改观，但摧毁世代生活的部落与村社却不可容忍。

土改的低效和土改官员的粗暴做法又反过来使农民更加不信任政府，让那些本没有那么大阻力的地区的土改也困难重重，甚至在那些土地确实由少数大地主拥有的地区，土改也成果不大：由于公务员大多工资极低，大地主可以轻易贿赂收买他们，据说乌鲁兹甘省的土改官员收纳了达二十万美元的财物。依靠农村支持起家的塔利班掌握全国政权后，便于2000年颁布了恢复土改中被剥夺的土地的《土地管理法》。

先前王国时期也曾有渐进改革的尝试，因为王室同样将部落视作中央集权与现代化的绊脚石。查希尔沙阿统治下，曾试图绕过部落征收直接税、实行直接兵役（传统的农业税是部落代为收集后上缴王室的间接税，征兵也是由部落按王室的要求选出一定人数的士兵），结果却激起了东南边境省份1944-47年间的一系列叛乱。

虽然政府军得以将其镇压，王室却再也没有推广系统性的土地改革或挑战部落地方权威的尝试——毕竟君主政府的首要动机总是维护自身统治，或许在高枕无忧时会追求所谓国民利益，但当这么做的代价是给自身制造政治风险时，就少有人愿意了，为什么不继续躺在卢布与美元上、只把忠诚的大城市打造成王国明珠就好了呢？

四、传统、停滞而割裂的农村

在亲美政权建立后，土地问题更加复杂，封建制度和部落所有制的广泛遗留、左翼政权未竟的改革事业、战火的破坏与塔利班的倒行逆施，这些历史的幽灵要向活人来讨要说法了。

在政府军大体能掌控全国的2016年，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5%的农村居民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拥有些土地，但大量农民的土地要么来自于风俗习惯，要么来自于塔利班对土改成果的逆转，总之不受西方顾问带来的资产阶级法权所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

无地农民则大多在战乱中投入了罂粟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受雇于地方豪强或军阀，也能维持基本生计。而美军及其扶持的阿政府出于维稳考虑，本就无意彻底变革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反倒在推翻塔利班的过程中与部分军阀和地方派系合作，这些势力在2001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地方上合法的产业所有者，继续维持着古老的部落与村社制度。

阿富汗儿童在贾拉拉巴德郊区的一个煤场工作

土地改革长期没有结果，农村开发与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行政人员甚至搞不清楚土地归属的情况下，对农村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还往往会被消息灵通、人脉广泛的地方精英笑纳入自己的腰包，反倒助长了地方势力。

当代阿富汗政府一直尝试将西方援助拨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投入农村发展，但除去一些技术性的成就，如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扩大化肥的使用，时至今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依旧没有实质性改善，文盲率依旧居高不下，部落和村社势力依旧根深蒂固。

持续四十余年的战乱更催生了罪恶的战争经济。长期割据让民族武装在边境地带发展起了独立于大城市的经济体系，南部的普什图（包括塔利班）和俾路支部落在巴基斯坦边境，北部的乌兹别克部落则在乌兹别克斯坦边境。

这种战争经济可以概括为四个词：黑市、走私、鸦片、保护费。军头们首先在黑市上交易大多为苏军撤退时遗留的军火、拉起自己的武装，再在边境地带有组织地从邻国走私消费品、日用品作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又吸纳流民和无地农民种植需要大量劳力的罂粟、生产暴利的鸦片乃至海洛因，还通过保护本地居民免受战火的正常生活、或者干脆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最后种种利润又被用于购入军火、扩大势力。这些军头时常为利益大打出手：2002年南格哈尔省的冲突，就包含了当地军阀对一条向巴基斯坦走私海洛因的商路的争夺。

这种战争经济起源于地方割据，但尝到甜头的军头和地方领袖们很快便会致力于维持割据局面、抵制中央政府推行的任何全国政策，以保护他们已然到手的财富密码。当政府军和西方联军开进时，地方势力便作出鞍前马后的归顺模样，只是暗中消极对待阿政府推广的政策；而当政府军与西方联军撤出或占下风时，他们便马上变回山大王的角色，恢复一切有利于自己的传统制度。

这便在经济上解释了为何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便摧枯拉朽地赢得了同政府军的对抗：即便在数年前实际控制区达到顶峰时，阿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本就建立在各地军阀豪强顺服的基础上，但后者一直在地方保持着政治军事力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除了名义归属外与喀布尔并没有什么实质纽带；于是，当同样默许地方实质割据的塔利班占了上风时，这些地方势力马上便见风使舵地转换阵营，以免在对抗中白白损失了自己偏安一隅的独立王国与经济利益。

所以，与其说农村的保守、贫穷以及随后的极端化是阿富汗国家建设失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结果。地方势力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的独立王国，消极或积极地抵制中央政府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刻意维持并巩固着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与部落所有制，并通过同部落、宗教等传统权威的合作乃至合流，来增加自身作为土皇帝、或者说有组织犯罪的割据势力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哪怕是大城市本国企业生产的制成品都无法流入农村、战胜从黑市走私来的外国货，更不必说现代基础教育和世俗主义文化等上层建筑了。

目前来看，塔利班政权对地方和农村现状的维护比亲美政权要夸张得多，不仅因为它希望在对全国的争夺中拉拢地方势力的支持，也由于塔利班本就在南部普什图部落的割据势力和战争经济中起家。

在塔利班统治下的不少地区，甚至依旧保留着通过部落代收的实物税、间接税，尚不及我国明代一条鞭法时期的财税现代化程度。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同样仰赖鸦片、保护费等收入的给养，也因此一直维护这些地方割据经济的支柱。

五、总结与展望：什么导致了阿富汗的失败？

1894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

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

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

……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诚然，恩格斯对伊斯兰教的论断难以照搬，如今阿富汗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是苏联与美国先后侵略的恶果。

但经济问题依旧是作为整体的阿富汗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巴拉克宰王室试图将这个王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起，到如今塔利班第二次开进喀布尔为止的近一个世纪间，城市与农村、推动现代化的中央与维护传统的地方、坐享现代化红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与封闭但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地主，这些个经济上的对立就是贯穿阿富汗历史的线索，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以不同的面目、通过不同的行动者来呈现罢了。

2017年3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寡妇Nawzi Fakiri的家。

“战争缔造国家（War makes states）”是刘瑜在其讨论阿富汗的文章中引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著名论断，这句话在阿富汗并未应验，她对此的解释为“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但这显然无法解释1979年苏联入侵前、2001年亲美政府建立后，即便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毫不吝惜将政府军投入地方的治安战中，这些时期的大国干预也往往支持中央政府，但阿富汗的国家能力依旧没有长足提升。

蒂利的模型里与“战争制造”和“国家建设”相辅相成的还有两项重要活动，提供保护（Protection）与榨取利润（Extraction），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阿政府的军事活动由外国援助提供了充足甚至过剩的资助，没有改革财税等经济制度以资军费的压力；而城市工商业又在外国援助下畸形生长、与本国农村日益割裂，地方的治安战并不能赢得城市的商人或资产阶级对国家建设的支持。除去肉体上消灭少量敌人外，治安战只不过是金主资助下意义不大的无底洞罢了。

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新富人与旧贵族的矛盾，在近代以来许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案例中都以多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在阿富汗，这些矛盾不仅在外国干涉——不只是武装干涉，也包括并非为了阿富汗人民的福祉、而只是争夺势力范围的无节制的银弹攻势——下更加复杂险恶，百年来的历史中历届政府也都没能以恰当的政策加以克服。

相反，毋宁说多数阿富汗统治者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的政权稳定。君主们目睹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深知全面现代化所许诺的国民利益远不如自己脖子上的头颅来得重要；苏联扶植下的喀布尔政权，更乐意收买实际控制区内的城市居民，或是清洗党内异见分子，毕竟这些人和苏联主子才能决定自身生死；2002年后的亲美政权就更是如此，与其自讨苦吃地试图改造国家，不如填满既得利益精英的腰包，并保证他们能举家转移到海外来得实在。

这一系列的政策失败，绝不是一句“最大的教训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所能概括的，毕竟昔日的君主政府可被不少保守派视为稳健与理性的象征，才被推翻的亲美政权也有大把相对平稳的时期和充分的资源实行渐进改革，就连苏联入侵时的最初考虑，恰恰就是恐惧人民派的冒进政策将毁掉这个原本亲苏的国家。

检视阿富汗的经济史，两个教训不难得出：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竭力发挥政治影响力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从而愈发难以根除；政策必须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之基础上制定，短视、只顾维持眼前稳定的政策往往会为日后留下更多隐患。

也许可以对阿富汗的未来提出三点展望：

首先，倘若塔利班不打算全盘清算喀布尔等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团体，就必然与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合流，否则大城市必将成为抵抗塔利班的坚实基地；其次，倘若塔利班真的如此合流，那么可以预见它必定要从某个新的（或旧的）金主处讨要新的国际援助，以填补这个吸血的无底洞；最后，如果塔利班没有土地改革与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挑战地方势力的能力或意愿，那么其政权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个国家，但此举无疑会让割据起家的塔利班集团内部战争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们大发雷霆。

任何改革或让国家现代化的尝试，都将引发塔利班内部或外部的重重抵抗，乃至那些表面臣服的其他地方派系的全面叛乱。在地图上为每个省份填上颜色只是取得胜利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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