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首次定调背后: 很多人为定义“共同富裕”而争吵, 却遮蔽了整体视野_风闻

✪ 张文 | 中国政法大学

【导读】2021年夏天，随着中央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消息公布，一场关于“如何定义共同富裕”的社会大讨论也悄然兴起。近期，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题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首次对“共同富裕”的理念及相关政策方针作了细化阐释，再次引起广泛讨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讨论往往聚焦于“共同富裕到底是什么程度的富裕”、“共同富裕到底是同等富裕还是差别富裕”等具体话题，但还缺乏对共同富裕型社会的整体想象。那么，在中国人的古今设想中，全民小康、共同富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本文梳理了“小康”一词的产生与历史流变，阐释了历史上关于共同富裕社会的理解和想象。从孔子时起，“小康”的理念就已经包含了国家治理内涵。例如“不劳民”“民为邦本”的仁治文化，追求国家安定、藏富于民；“谨于礼”“和为贵”的礼治文化，追求建设和谐社会；“文教”“好生”的德治文化，追求精神生活的小康；选贤举能、直言极谏的吏治文化，要求政府公职体系选贤举能、量才任使、赏罚分明、重视德行。可以看到，传统理想中的全民小康、共同富裕一直都是整体意义上的、综合立体化的社会设想，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共同富裕社会，依然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杂志2020年第4期，原题为《“小康”语义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启示》。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小康”语义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启示

“小康”一词自古有之，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在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小康”被不同时代赋予了怎样富有启发意义的文化意蕴？本文通过梳理“小康”的历史演变脉络，探究其蕴含的“民为邦本”的传统文化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小康”语义的历史变迁

（一）“小康”起源于《诗经》，初指体恤百姓

“小康”一词可考的最早文献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及中国,以绥四方”，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中之一篇，为周朝大臣召伯虎所作。此诗描写平民百姓的困苦状态，劝告统治者周厉王要爱惜民力，体恤百姓。

后世转引此诗的作品大多从体恤民情使民众休养生息的意义上运用“小康”。比如，《左传·昭公》：“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汉书·元帝纪》记载“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诗》不云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之后，即使和平时期，这句话也被引用来指与民休息，不劳民。

（二）“小康”内涵提升到国家治理层面

孔子提出“大同”社会后，“小康”的社会政治内涵更丰富了。

《礼记·礼运》中记载了孔子的“大同”和“小康”思想。“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而“小康”则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在孔子看来，小康和大同是有区别的。大同社会是古人心目中的最高理想社会，这个社会财产公有，政治开明，秩序稳定，是“大道之行”。**领导者通过禅让产生，最有道德的人是社会的领导者。因为生产资料公有，不再拥有私人财产，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都能够把他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在这个社会中，“礼”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了使用奸诈权谋的必要。

然而，**在孔子生活的现实中，原先的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了，奸诈权谋开始盛行，战争时有发生。因此孔子寄希望于一个“礼义以为纪”的小康社会。**在小康社会中，统治者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些圣王，由“礼”维持着社会秩序。君王和臣子之间以“礼”默契合作，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以“礼”和睦相处。按照“礼”的规定，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有道德的人得到表彰，有过错的人受到惩罚。

这里的“小康” 相比最初的“小安，不劳民”而言，已经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演变为一种社会状态。《礼记正义》对此解释道：“康，安也。行礼自卫，乃得不去埶位，及不为众所殃，而比大道为劣，故曰‘小安’也。”根据这一解释，“康”所指的“安”，内涵已变成因“行礼自卫”而统治安稳。后世儒家学者不断用“小康”“大同”探讨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

两汉时期，“小康”开始被看作一种与“凶”对举的社会状态，即失去礼仪而导致社会失序。《新书·忧民》记载“五岁小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到了六朝，中国战乱不断，人们多次引用“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表达对战争结束，国家统一，休养生息，生活安顿的渴望。“小康”逐渐指一种良好社会状态。

唐代国力强盛，“小康”出现次数明显增多，用于歌功颂德或形容已经实现的良好社会状态。如《全唐文·大历八年夏至大赦文》记载“关辅之内，农祥荐臻，嘉谷丰衍，宿麦滋殖。闾阎之间，仓廪皆实，百价低贱，实曰小康”。此外，对于如何实现“小康”，已提出德治、选贤与能的策略，常见于皇帝用来颁布政策的诏旨。

（三） 近代以来，“小康”成为社会进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近代以来，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后,“小康”就成为通往理想社会进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康有为以进化论解释《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之说，认为**人类要从乱世进化到太平之世, 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小康之世的阶段。**实际上，康有为是假借孔子之名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把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引入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社会政治制度。这是对古代“小康”和“大同”社会思想的一种新发展。康有为之后，孙中山也坚持进化论观点，认为“……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提出了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实施方案。

经历小康进而走向大同符合进化论观点，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但在具体路径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方案：探索通过人民民主共和的“小康”发展之路，通过人民当家做主来实现社会进步，这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第一，实行公有制基础上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普遍提高而不是部分提高，这是关键。**第二，对“小康”的定义有清晰的认识，即在温饱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第三，制定了具体可衡量的、根据国内外不同时代背景、分阶段建设的“小康”发展目标。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实现从“温饱”到“小康”；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中共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此，小康社会的实现路径更为具体和明确，目标也更为清晰。

通过对“小康”的历史文献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康”的历史发展脉络，概括为下表：

▍“小康”语义历史变迁的文化意蕴和现代启示

自从“小康”概念出现两千多年来, 中国仁人志士对“小康”的探索从未停止。“小康”作为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概念和发展目标，历经长时期的历史变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可以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很多启示。

（一） “不劳民”“民为邦本”的仁治文化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从“不劳民”出发，强调对百姓要“遍加惠养”，这体现了“民为邦本”的仁治文化，表明中国自古代社会已充分认识到百姓的重要性。历史文献中提到的为实现“小康”而如何“不劳民”的举措主要有：

1.依靠减少租税免除劳役来减轻百姓负担。如《全唐文·征契丹还大赦文》：“今则朔陲稍静，中夏小康……自今年契丹犯境已来，有人户实经虏杀劫人者，其夏税十分，已令减放二分苗子并沿征钱物，今更特减放一分，其今年征正税钱物等，亦与十分内减放二分。”

2.统治者勤俭节约不烦劳百姓，如《全唐文·令所司备南郊仪注札》：“朕受命上元，宅心下土，时已历于三载，渐至小康……务从省约，无致劳烦。”明《余冬序录》记载：“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

3.消弭战争，国家安宁。如《苏轼集·三马图赞（并引）》：“于时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马则不遇矣，而人少安。”

4.富民政策。如《全唐文·相州公宴堂记》：“一年而墙宇兴，二年而耕稼盛，日就月将，遂臻夫小康。”

“不劳民”“民为邦本”的仁治文化在今天也有重要意义，就是要实现人民安居乐业，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仁政爱民，执政为民，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并进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当代“民为邦本”仁政文化的具体体现。

（二）“谨于礼”“和为贵”的礼治文化

**“小康”社会要求的“谨于礼”，体现为一种以礼治国的礼治文化，**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讲礼节、懂礼仪，不仅有利于形成一种谦和知礼的良好社会秩序，而且对树立中国大国形象也有重要作用。

此外，《论语·学而》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礼”面对的是不同等级、差别的存在,而“和”则是承认有多样性的统一。**强调“和为贵”,就是在承认有差别的前提下,协调各种不同差别之间的关系以建设和谐社会。**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导致了许多问题已经超越旧有的解决问题的框架。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三）“文教”“好生”的德治文化

在实现“小康”的举措中，古人重视德治的作用，而实现“小康”的“德”有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文教之德，如《全唐文·征契丹还大赦文》记载“戢干戈而宁耀武威，抚夷狄而但修文德……今则朔陲稍静，中夏小康”。二是“好生之德”，如《全唐文·春令赦宥诏》提到“洎中夏小康，汤纲宜开于三面，用示好生之德”。

文教之德，强调的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建设精神文化生活的小康。“好生之德”则体现为一种“德法兼治”的思想，即宽赦刑罚。《全唐文·上军国利害事》记载：“诗不云乎：‘人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故臣愿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天下之人，务与之共安。”总之，文教之德可以兴邦国，好生之德可以恤民意，这其中体现的德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选贤举能、直言极谏的吏治文化

要实现“仁治”“礼治”和“德治”，离不开治理之人的素质和修养。孔子所设想的“小康”是一个以君子乃至精英为主导的社会，治理之人对实现“小康”尤为重要。要实现“小康”，离不开贤能的治理者。《旧唐书》记载“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古代典籍在记载实现“小康”举措时，多重视官吏的治理，尤其唐代多用“小康”对吏治进行褒扬，如《全唐文·贬张濬鄂岳观察使制》记载官吏张濬“早以盛名，称为奇士。由是再加召用，委以钧衡，谓其必致小康，克胜大任”。

**唐代文献也记载了实现“小康”吏治文化的举措：第一，要选贤举能，**如《全唐文·即位大赦文》“仍以时经多事，民未小康……任贤勿二，得士者昌，仰稽圣谟，敷求时彦，访诸贞遁，庶无遗才”。**第二，要量才任使，**如《全唐文·改元同光赦文》“渐致小康，永清中夏。……或所在有义行颇高，为乡里所推者，并仰准例举选，所司量才任使”。**第三，要广开言路，采纳直言极谏，**如《全唐文·册尊号赦文》“所赖王公卿士，戮力一心，善无细而不行，恶无大而不去，革彼积弊，成斯小康。……在朝文武臣寮，并诸色职员，有直言极谏者，如上封章，尽当开纳”，《全唐文·即位大赦文》“言路既广，颂声则闻”。**第四，奖罚分明，**如《全唐文·册尊号赦文》“赏必有功，岂以亲雠而厚薄？”。**第五，重视官吏之德行，包括仁宽顺廉等方面，**如《全唐书·大唐睢阳郡柘城县令李公德政碑（并序）》记载“封理闻乎小康，……故道不虚行，人仰攸塈，胜残去杀，百姓称仁焉；省徭薄赋，百姓称宽焉；敬上爱下，百姓称顺焉；轻财重义，百姓称廉焉”。古代吏治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我们今天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结语

本文梳理了“小康”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诗经》中的“小安，不劳民”，到儒家语境中次于“大同”的良好社会状态，再到近代以来成为理想社会进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小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即“民为邦本”的仁治文化、礼治文化、德治文化以及吏治文化，提倡以人为本、建设礼治之邦、德法兼治、健全公务员制度等，这都给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现代启示。

“小康”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发展中形成的特殊形态, 从世界范围上看，“小康”的说法具有“中国特色”, 是中华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见证。相比“大同”的终极理想状态，“小康”的社会理想距离百姓生活的切身需求更近，也更容易为普通群众所理解和认同。历史文献记载为我们展示了历代仁人志士心中的“小康”社会理想，其设计所体现的政治智慧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要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中，挖掘其中的传统文化意蕴，从而为当代社会更好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历史智慧和启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2020年第4期，原题为《“小康”语义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启示》。**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