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百年孤独_风闻
code2Real-有人就有江湖,有code就有bug2021-08-19 09:22
1967年,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出版,在阿根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快,小说便席卷整个拉丁美洲。多年后,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作为他最出名的作品,借势风靡全球,被译为四十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发行,更被评为是20世纪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
读完《百年孤独》,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尔克斯为了准确表达而使用的近乎残忍的手段。
比如要描写一个老人的苍老,现实主义的作者可能会刻画老人深邃的皱纹,浑浊的眼睛。但是马尔克斯不会这么循规蹈矩,他的做法可能是让老人的皱纹的沟壑之间长出青苔,或者让老人的鼻孔爬上蜘蛛网。
因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不需要用现实世界的逻辑来解释,所以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有了“胡作非为”的自由。.虽然魔幻离不开现实的框架,但是单调的现实也正是因为有了天马行空的魔幻色彩而增添了无限可能。
这样的手法在表现人物情绪的时候可以充分的施展,因为在超越常理的力量的作用之下,他可以轻易的让读者看到尽头、无穷这种现实世界里不着边际的概念,也可以更轻易地让读者感觉到彻骨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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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阿富汗近代百年的历史后,让我感觉现实总是超出小说家的想像力。
阿富汗绝大多数人属于农牧民,历史和宗教形成了血缘部落组织,生产力水平停留在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型的状态下。
作为血缘部落,他们一般在春季给地播种,然后一部分部落同胞帮助照顾庄稼,一部分部落同胞将牲畜赶往夏季牧场放牧,秋季再回到山下,将畜牧产品售卖,并平分农产品。
从20世纪后,阿富汗就开始尝试变革。
从倾向开放的三代国王,到“红色首相”、亲王达乌德,再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三代领导人塔拉基、阿明、卡尔迈勒,都何尝没有过改良、改造、乃至彻底改造阿富汗落后社会文化的夙愿与实践?
人民民主党从初创人员构成、组织纲领上,人民民主党无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是一群革命青年在苏联支持下发起组建的。
当他们1978年正式掌权,就开始了接续达乌德路线,更加强力彻底改造阿富汗的努力。
人民民主党执政后,当然也不断派出武装护卫的干部工作队深入农村,每个村落都建立了委员会。
同时,还建立了名为“祖国民族阵线”的统战机构,组织倾向于政府的毛拉、长老或穆斯林学者。
工作队向村民宣讲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人民民主党政府将为他们做什么。
他们还会找到村里的长老,招呼大家听取讲话,宣传政府要为村民造福。
工作队还积极搞土改、搞妇女解放、搞识字运动、搞帮扶对象,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们总要在第一时间予以掌握。
随后,地主们会被通知,政府已经剥夺他们的一切资产,他们的土地将被分给农民。
曾经的农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来的地主则要为农民打工。就这样,土改就算完成了。
在半农半牧区,工作队还计划推动农牧民定居下来,进而搞合作社、集体农庄。
根据在许多国家取得的成功模式,人民民主党以为:
只要工作队开展好工作,搞好土改、教育,让村里通电、通路,村民就能够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让村里的女性接受教育。
这样,落后的乡村就会进步起来,有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农民就会认识到革命的种种好处,就会理解并拥抱这场革命。反抗活动终将偃旗息鼓。
但是,人民民主党还是低估了改造阿富汗、改造农牧民的难度。
这些阿富汗山沟里的部落社会,历经上千年宗教浸泡,几乎是与世隔绝,生产模式、思想文化彻底停留在中世纪。
工作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从落后愚昧的村民角度来看,工作队就是敌人。他们不但惹眼,而且总会自己送上门来。
这些“城里人”一看就是远道而来,他们的衣着跟可恶的侵略者别无二致,荷枪实弹的士兵与他们如影随形,装甲车保护着他们开进村庄。
男人为什么要掀起战争?阿富汗的一则谚语回答了这个问题:为钱,为地,为女人!
村民们深刻怀疑,这些城里人、外国人涌进村庄,也是怀着这样的目的,为钱,为地,为女人!
天晓得村里的女性、自己父系的附属品,会接受怎样的“教育”。
不说别的,就光要求妇女不穿罩袍、戴面纱,这就“直接冒犯了全国的神圣信仰和数千年的生活习惯,导致了公愤”。
阿富汗作家如是记载:
没有秘密集会,不用有人提出行动纲领,只要一声“真主伟大”,就能引起阿富汗人的集体反应。
这好像就是一种使命感,早已渗透进阿富汗人的灵魂,从而产生一种智力上模糊但情感上强烈的群体意图、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即“我们”团结起来,与庞大的邪恶势力作斗争。
有了这种情绪,任何团体,无论有组织的成年男性,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构想出一种使命,通过谋划计策,向入侵者发动进攻。
他们只管自己行动,不用考虑什么大局。而且,敌人在这里很容易辨认,毫无隐蔽的余地。
没错,敌人根本无从隐匿,苏联人个个长着外国脸,其盟友的穿着也足够惹眼:西装、衬衫、军便帽,这些玩意儿明显属于城里人。
在毛拉的“圣战”煽动下,村民们纷纷昂起斗志,他们要赶走这帮外国来的恶魔,为亲人报仇,夺回失去的土地。
只要工作队一离开,部落众就偷偷地把拥护土改的积极分子杀掉,横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数。
尤其在外界强力支援的反抗武装打击下,人民民主党的土改最终失败了。
但是这套模式就不能取得成功吗?当然能。
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紧邻阿富汗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等中亚国家,本来也是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这些地方本就与阿富汗存在高度同质的宗教社会文化,土匪、强盗横行,毛拉、巴依老爷统治着这片地区。
而且还在民族上与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三个民族,本来就是阿富汗北方民族的主要构成。
然而,从20年代,一直持续到40、50年代,苏联镇压了无数地方叛乱。最终把中亚变成了粮仓,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塑造了一代新人。
只要能实施持久弥坚的铁血手段,通过支付转移的输血,通过教育文化的换人,没有改造不了的传统社会。
但是,苏联的寿命只剩10年了。它对阿富汗的改造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了。
更何况,阿富汗虽然被戏称为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但并未真正纳入领土。
改造力度、投入力度与作为加盟共和国、如臂指使的中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阿富汗艰难的地理条件,以及苏东经互会羸弱的经济支持下,人民民主党的各种工业化举措也多半毫无成效。
当然,还有人民民主党内部矛盾激化,争权夺利的因素。
从达乌德到塔拉基-阿明-卡尔迈勒,每次领导人更迭,都是以“真杀全家”的血腥政变完成。
这一次次残酷的内部火并,其实也是阿富汗部族制社会复仇传统的投射。
从20世纪初阿马努拉国王的社会改革,到50年代、70年代“红色亲王”达乌德的社会改革,再到80年代人民民主党亲自上阵的社会革命。
阿富汗的历次社会、经济、农业、工矿业、交通、水利改革,在内外敌人的联合绞杀之下,最终宣告彻底失败。
所有现代化的制度,都对阿富汗的传统部落秩序、统治方式、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战。
新喀布尔与旧阿富汗之间的拉锯战,包含了现代与传统、国家主义与部族主义、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西方与伊斯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全面较量。
也许,真正改造古老的阿富汗社会,摧毁这顽固的中世纪经济社会传统,需要100年,200年,500年?谁也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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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总以为发展中国家的百年孤独距离自己很遥远,它们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如同在另一个星球上,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关。
但是中亚国家的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悲欢并不相通。
有的国家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实现历史变革。
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经过反复试错,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从1949年到2021年,经过70多年发展,找到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家的转变。
有的国家在仇杀中历史不断的翻来覆去,就是不能前进半步。
在小说《白鹿原》中:
白嘉轩说:“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
朱先生也曾耍笑说:“福贤,你的白鹿原成了鏊子了”。
这一意象完全是作者创造性的运用。
小说中的朱先生把国共两党之争称之为“翻鏊子”,白鹿村祠堂对面的戏台成了鏊子,国共两党的斗争是翻鏊子,人物的命运大起大落,也是在翻鏊子。
“鏊子”犹如一把利刀刺穿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揭其伪装,显其本色。
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停止铁与血的逐鹿征战。
一遍又一遍,犹如鏊子上烙的大饼,不是这面朝上就是那面朝上,但却都打着正义和平和为民请命的幌子。
“鏊子”出自朱先生之口,对中国当时时代的现实本质进行了真实的概括。王朝帝国的兴衰更替,中国大地成为恶魔逞凶的舞台。
后幸中国近代天降猛人,一批中华优秀儿女“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硬是将中华的历史进程推进到工业化阶段。
历史给了中国二百年时间,而中国也抓住了历史机遇,而其它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