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晶：论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的远程交流 ——从牙璋、鹰笄、虎头等玉器说起_风闻

摘要：近年来的考古实证表明，距今约4000年前后，处在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和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之间存在文化因素交流互动迹象，在牙璋、鹰笄、虎头等典型玉器上表现尤为突出。两者交流互动的路线或为河套地区、关中地区、南阳盆地、江汉平原间的“走廊”地带，互动方式或可理解为远程交流背景下的“上层交流”。

根据现有研究，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在存续时间上存在大范围重合（绝对年代分别为距今4300—3800年、距今4200—4000年）。地域分布方面，石峁文化的核心分布范围为陕西、山西、内蒙古交界的河套地区，后石家河文化以江汉平原为腹地。两支考古学文化赖以命名的是其核心聚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两遗址直线距离超过900公里，分处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在气候类型、地貌特征、文化面貌上难见关联，但却在牙璋、鹰笄、虎头等代表性玉器及其他一些“文化因素”方面存在一定联系，或可称为“远程交流”。

根据目前发现，从数量、年代以及精美程度来看，牙璋可视为石峁文化玉器的代表器物，鹰笄、虎头可作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典型器物。若此，后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内出土石峁牙璋必须得考虑其远程交流的背景，反之亦然，石峁文化分布范围内发现后石家河鹰笄和虎头也应如此考虑。

一　石峁牙璋的发现及其特征

早期（夏代以前）牙璋，主要发现于石峁以及河南巩义花地嘴和山东海岱地区诸遗址，其中以石峁遗址发现数量最多。

1976年—1979年间，戴应新先生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时征集到127件玉器，编号SSY1-SSY127，起初认为均属“龙山文化”玉器，后又专门指出，SSY45“玉戚”非石峁遗址出土，且与一铜带钩同出自一座土圹墓中，年代较晚。故而，这批玉器中的“石峁龙山文化玉器”为126件，其中牙璋占比较大。根据目前所见资料，石峁龙山文化玉器中形态较完整、易辨识的牙璋有28件，编号SSY1-28。查《石峁玉器统计表》，除SSY18征集于1976年、SSY20征集年代未注明外，其余26件牙璋均于1978年征集。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石峁遗址所在的陕北地区在文物征集的可信程度上还算高，加之近年石峁考古工作开展期间的调查走访以及周边区域包括牙璋在内的玉器出土情况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28件牙璋为石峁文化遗物，并可代表石峁牙璋的一般特征。为便行文，本文将1976年—1979年间戴应新征集的石峁牙璋，简称为“78年牙璋”。另外，根据发表的照片和线图，SSY29、SSY30、SSY84亦应为牙璋改制的铲、刀类玉器，作为这批玉器的征集者，戴应新先生早持此说。故此，78年牙璋当不少于31件。

必须说明的是，囿于多方面原因，78年牙璋的出土背景今已很难辨明，但随着2011年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工作的开展，目前已经了解到78年牙璋出土地点的重要线索，可能位于外城东门址东侧不远处的黄土梁峁上。更为重要的是，在近年来的发掘工作中，在外城东门址和皇城台均有牙璋出土，为78年牙璋提供了确切的参考和证明。

从已发表的彩图和线图来看，与巩义花地嘴和海岱地区相比，石峁78年牙璋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1.形态可区分。主要包括素牙和花牙两类。阑部扉牙形态，均为对称单牙，但据其详细特征，大致可分为两类五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扉牙形态的描述，牙璋横放为观察视角。

第一类，素牙类。此类牙璋一般体型细长，阑部收分明显，扉牙简单朴素，牙顶偏向璋身倾斜。（图一：1）此类牙璋占比最大，是78年牙璋的主要形态，从扉牙形态来看，又可细分为三型：Ⅰ型，勾牙型，牙顶较平并向璋身弯弧呈内勾状；Ⅱ型，凹牙型，牙顶偏弧状下凹；Ⅲ型，平牙型，牙体竖直，牙顶较斜平。上述三型牙璋，平牙型数量最多，约为勾牙和凹牙型牙璋的总和，勾牙和凹牙型数量相当。

第二类，花牙类。此类牙璋一般体型宽扁，扉牙复杂繁冗。（图一：2）数量少，仅4件。依其具体形态，又可分为两型：Ⅰ型，牛头型，3件，阑部无收分，牙顶下凹，左右对称，形似正视牛头，两侧有凹槽，此型扉牙不单独出现，在其上部璋身处，又雕出细密小齿；Ⅱ型，鸡冠型，仅1件，阑部有收分，牙顶略弧凸，下端刻出“V”形凹槽，偏上刻“W”形豁槽，整体呈不对称形态，大致可描述为侧视鸡冠。该型牙璋器身底部还有阴刻的平行和交叉细线纹，平行细线纹两侧有意刻出凸棱，被细线分隔成三个为一组、共两组的小齿。

上述分析表明，石峁78年牙璋的主要形态为素牙类，兼有少量花牙类。另外，柄底斜直也是其突出特点。

2.时代有早晚。素牙类年代一般早于花牙类牙璋。根据上文划分的类型，以扉牙形态为主要外在特征，石峁牙璋存在着分期的可能。近年来的田野发掘揭示出花牙类晚于素牙类出现的牙璋层位关系。笼统来讲，大致可以将素牙类牙璋归于石峁文化中期，花牙类牙璋出现的年代可能在石峁文化晚期，两类牙璋的绝对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公元前1900至前1800年。

3.尺寸较统一。目前，有21件长度可统计，早期（素牙类）牙璋长度介于25～36厘米，以30厘米左右最为常见。晚期（花牙类）也多见30厘米左右，同时出现了“巨大化”现象，如SSY17，长达49厘米，为花牙类牛头型牙璋。

4.器身有正反。78年牙璋横截面呈弧形，器身有正反面之分，正面下凹，光滑，背面外凸，光滑度不及正面，且往往有开料对切时留下的棱线。

5.颜色较一致。以墨黑色为主，兼有少量深绿色。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将上述5项指征总结为78年牙璋的典型特点，同时也代表了石峁文化牙璋的一般特征。考古发现的具有上述5项指征的牙璋，当需考虑其与石峁牙璋的关系。

二　后石家河鹰笄的发现及其特征

根据目前发表资料，在后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域内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鹰笄共发现6件。其中，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3件，M9∶5、M120∶15和M136∶7；湖北荆州枣林岗遗址1件，JZWM1∶2；天门石家河遗址肖家屋脊地点1件，012；钟祥六合（高二山）遗址1件，M1∶4。上述鹰笄，可细分为长型和短型。（图二）另外，孙家岗M9∶1、M60∶2，枣林岗JZWM30∶1等玉笄明显是典型鹰笄的简化形式。

形态方面，这些玉鹰笄大致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收翅立鹰，栩栩如生，鹰尾以下有明显折棱，折棱以下一般作钝圆锥状。另外，还见到在鹰尾处横穿一孔，或底部钻孔的现象。下部特征或可说明后石家河鹰笄当属与其他“部件”相连，共同构成复合类器物的鹰形玉器。

尺寸方面，长型鹰笄长度一般在15厘米左右，短型一般不超过10厘米。鹰身长度均在5厘米上下。

三　后石家河虎头的发现及其特征

根据统计，后石家河文化所处的江汉平原，目前共发掘出土玉虎头18件。（图三）其中，石家河遗址肖家屋脊地点7件，W6∶16、19、53，W71∶6，AT13①∶1，04、010；枣林岗遗址3件，M1∶1，M37∶1，M41∶1；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3件，W9∶10、49，W8∶6；六合遗址2件，W4∶2，W14∶4；孙家岗遗址2件，M71∶2、3；石家河遗址罗家柏岭地点1件，T7①∶6。另外，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W9内还出土了2件虎形“冠饰”（W9∶60、62），其头部造型与一般玉虎头极为相似。

这些虎头面部一般约2～3厘米见方，据其整体形状大致可分为片状、环状和块状三类，其中以片状最为常见，已发现13件，多有横向穿孔；有少量环状；还见个别块状，带竖向穿孔。虎头面部雕刻细致，耳、鼻、目等面部形态生动。

四　交流的物证

前文有述，石峁遗址和石家河遗址直线距离超过900公里，4000年前，可谓遥远，但在双方核心范围内均发现了属于对方的代表性玉器。

一方面，在后石家河文化腹地发现了“石峁类”牙璋。1995年，湖北荆州汪家屋场遗址调查征集2件石质牙璋，均呈黑色。（图四：1）征∶2，形态完整，通长35.6厘米，“独角状”阑牙，两侧不对称，锐角“V”形刃，两尖有高低；征∶3，刃部应经改切，现为平直状，长41厘米，阑部两侧有对称“牛头状”阑牙，较为简练。根据调查情况，上述2件牙璋与一些石器共同出土于地表以下半米，参照鼎、缸、瓮、壶、盆、豆等采集陶片，调查者认为，这两件牙璋的年代大约为“石家河文化晚期”，距今约4200至4000年。

从发表的照片和线图来看，汪家屋场征集的2件牙璋在颜色、阑牙型式方面与石峁牙璋较为相似，但从其尺寸及整体形态推测，可能属于石峁文化晚期牙璋的“仿制品”，本文倾向于将其年代推定为公元前1900至前1800年。

另一方面，在石峁文化的核心聚落石峁遗址也发现了后石家河文化的代表性玉器——鹰笄和虎头。目前有鹰笄2件和虎头1件。（图四：2）

鹰笄1，原称“玉蝗”，编号SSY125，残长7厘米。形象逼真，圆头勾喙，浅雕细纹双翅，腹部微凸，尾下折棱明显；鹰笄2，编号SSY126，残长6.5厘米。小圆头勾喙，颈细长，钩形嘴，浅雕双翅，方尾，多条线纹表示羽毛；虎头，编号SSY124，略呈环状，约2厘米见方，器身横穿一圆孔。虎头双耳方大，圆额粗吻，眼鼻图案化，凹凸有致。

从尺寸、形态方面来看，石峁遗址发现的鹰笄与后石家河文化联系得更为“直接”，而石峁虎头可能为后石家河虎头的仿制产品。冈村秀典则认为，玉鹰笄和玉虎头是后石家河文化中统一制作的产品被运往中原和陕北的。

毋庸置疑，任何考古学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的，都要借鉴和吸收邻近考古学文化，甚至较远的考古学文化。据上文所述，石峁牙璋可能影响至后石家河文化核心区域，而后石家河鹰笄和虎头也发现于石峁遗址，这一现象映证着两支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同时，我们还发现，两支考古学文化在影响程度上可能存在偏重。例如，作为后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特征——用玉传统，在其之前的石家河文化中并不发达。统计比对结果显示，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种类和数量甚少，未形成用玉习惯和用玉制度，也未继承和发扬早前此地大溪文化时期较为繁盛的玉石器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数量和种类陡增，器类、纹饰和制玉工艺别具特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用玉文化。

我们认为，后石家河玉器的艺术特征不排除学习和借鉴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可能性。当然，本地因素是必须坚持的，如后石家河玉雕神面中常见獠牙，在石峁石雕中则基本不见。

五　交流路线蠡测

在确定了石峁和后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玉器并进一步分析出两者存在交流互动现象后，再来分析可能存在的交流路线。首先，还是物证。诚然，证物的时代性是不可回避的，但玉器与陶器等一般器物存在天然区别，流传或沿用的时间要比陶器长得多。所以，在考虑玉器“古董性”特点后，我们还是将两支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之间的牙璋、鹰笄、虎头等证物列举出来以供分析。

商洛东龙山夏代墓葬出土牙璋（图五：1），2000年出土于M83，墓坑为西北——东南向长方形竖穴，墓主为45岁左右的男性，仰身直肢，头向西北，牙璋位于左臂外，墓主右胸部有玉戚1件，右小腹处有盘状石块1件，右小腿外有石圭1件，两股间及左小腿处各有圆形漆木器1件，填土内散置石璧3件。发掘者判断墓葬年代为夏代早期。牙璋（M83∶1）墨玉质，长27.6厘米，柄底斜直。整体形态与石峁素牙类凹牙型牙璋接近。

周原商代墓葬出土牙璋（图五：2），2010年出土于岐山县京当镇王家嘴村南残墓中，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主仰身直肢，髋骨下有腰坑。墓葬破坏严重，牙璋及较多铜器均发现于墓葬周边堆土中。牙璋墨玉质，通长39.1厘米。阑部有勾牙及小齿，小齿之间以斜向双股细线纹相连，勾牙之间以平行斜向三股细线纹相连。柄底不甚规整，一角斜平。另据描述可知，该牙璋应有“正背”之分。整体似石峁素牙类平牙型和花牙类鸡冠型牙璋结合之形态。

河南桐柏月河春秋墓出土牙璋（图五：3），1993年—1994年出土于M1中，墓葬为一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在中部主（墓）室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座长方形“附葬坑”，主（墓）室内随葬400余件组玉石器及少量青铜器，北附葬坑内随葬青铜乐器、兵器和玉石器30余件，南附葬坑内随葬青铜器礼（容）器9件和漆木器4件。400余件组玉石器中报道了2件黑色牙璋。M1∶142，长25.2厘米，刃部应经改切，现为平直状，柄部宽短，两侧斜直，阑部两侧有3组6牙，内有一圆形穿孔；M1∶86，长31.4厘米，器身边缘应经改切，不见端刃、扉牙等。根据墓葬内出土铜铎铭文及周边出土的其他“养”字铭文铜器，发掘者认为M1为春秋晚期养（漾）国国君墓葬。研究者认为，桐柏月河M1出土牙璋在形态和尺寸上与石峁牙璋有很大的相似程度。M1∶142整体似石峁素牙类勾牙型和花牙类鸡冠型牙璋结合之形态。石峁遗址也发现过与M1∶86同样经过改制的黑色牙璋（SSY29）。另外，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望城岗也出土灰褐色牙璋一件，长37.8厘米，整体形态与月河M1∶142接近。

禹州瓦店龙山时代晚期墓葬出土玉鹰笄（图五：4），1997年出土于瓮棺葬ⅣT4W1∶4中，瓮棺位于椭圆形坑内，瓮棺内人骨为一成年男子，头南面下，随葬玉鹰笄（报告中称作“鸟”）、玉铲各1件。鹰笄墨绿色，长6.3厘米。圆雕，鹰头、嘴表现写实，双翅用线刻纹表示，圆锥形尾部钻一圆孔。整体形态与后石家河鹰笄非常相似。

泾阳高家堡商周墓葬出土玉虎头3件（图五：5），分别出土于71SJGM1和91SJGM4中，两墓均为带有腰坑的竖穴土坑墓。71SJGM1∶19，长3厘米，宽2.6厘米，厚0.8厘米，黄青色玉；71SJGM1∶20，长2.2厘米，宽1.7厘米，厚0.6厘米，青玉。91SJGM4∶23，长2.6厘米，宽2.1厘米，厚0.7厘米，茶色玉。这些虎头均呈片状整体形态与后石家河虎头非常相似。

地理单元上，从石峁文化腹地——河套地区向南，越过黄土高原南抵关中地区，再南经商洛走廊穿越秦岭山脉至南阳盆地，再穿随栆走廊，即可到达后石家河文化的核心范围——江汉平原。以上牙璋、鹰笄、虎头的发现地点与上述线路高度重合，隐含着这条路线可能正是石峁与后石家河文化远程交流的主要线路。其实，关中地区与南阳盆地以商洛走廊连接，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以随栆走廊连接，这一连接路线早至西周就已成为周王室南征的重要线路。（图六）另外，除典型玉器证据外，还发现一些陶器证据，如在关中地区客省庄（H167∶21单把鬲）和康家遗址（H29∶1双鋬鬲、H4∶3双鋬鬲、T1③∶2管流盉）出土的明显具有石峁文化因素的陶器。

本文从牙璋、鹰笄、虎头等典型玉器出发，“粗线条”地描绘出石峁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现象，石峁石雕或与后石家河玉器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考古材料并未见到两者在一般器物——陶器上的直接交流，而以玉器为主要媒介的交流形式或许正是李新伟先生所说“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交流”。